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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李辉:一定要听老一辈讲故事

来源:天津日报 | 张玥  2018年12月07日07:02

李辉 文学传记、随笔作家,1956年生于湖北随州,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主要作品《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封面中国》等,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冯骥才(左)与李辉在天津大学,中间雕塑为徐志摩

印 象

讲文人旧事

他的料最足

11月15日,著名作家李辉来到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为读者做了一次讲座,围绕他的新书《潮起潮落──我笔下的浙江文人》展开,讲述了徐志摩、黄宗英、董乐山等浙江文人的故事。

论讲文人旧事,李辉是最“有料”的一位,相关著作盈箱满笥,写沈从文,写黄永玉,写丁玲、冯亦代、黄宗英、王世襄……这些人物足以撑起相当一部分中国现代文学史。他的《沈从文与丁玲》《百年巴金: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肖像》《萧乾传》等著作,塑造了丰富的历史人物群像,这得益于他几十年从事报业工作中,与老一辈文人、学者之间频密的往来,老人们愿意和他聊天交流,留下许多佳话,至今为文坛称道。

上世纪70年代末,李辉考入复旦大学,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学者贾植芳先生。他和同学陈思和因为想研究巴金,就去中文系资料室找资料。正巧,资料室里有一位老先生,问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说明来意,老先生找出民国年间出版的巴金作品,告诉他们,研究巴金要从其作品最初的版本开始。这个人就是贾植芳。李辉和陈思和在他的指导下一步步做起学问来,知道了民国年间的许多人、许多事,尤其对李辉来说,一发而不可收,从此走上研究文化人的道路。

求学时光,李辉与贾植芳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三年校园生活,我常走进他们家里,听先生、师母聊天,陪先生一起喝酒,吃花生米,再来一碗面条。现在想想,那是多么愉快的日子!”在李辉离开学校赴京工作时,贾植芳特意给在北京的多位朋友一一写信,嘱咐他们对李辉要“多多观照”,要他们叫李辉“经常去他们家里吃饭”。

李辉曾说:“贾先生确实是改变我一生的人。有的人说,他个人学术成就不算很高。但是他有人格力量,培养了很多学生。受了他的影响,我才学会做一些事情,而我做的每件事,都是对他的回报和感激。”

2008年贾植芳先生去世,李辉在告别仪式上一直没有落泪,老先生的遗体被推走时,他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我从来没有这样哭过。那一刻,更多的不是悲哀,而是失落──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再有他这样的先生了。”

李辉说过,写那一代的文化人,更多地还是要走进他们的内心。当然,动笔写故事、做传记,在李辉与贾植芳交往时还没有这样的念头,但他早已在不自觉中,以一颗真诚的心与前辈打交道,这也是他后来保持始终的行事风格,也是诸多老一代文化人之所以接纳并欣赏他的原由。

1982年,李辉到《北京晚报》供职,做过体育记者、娱乐记者,后来做副刊编辑,几年后又到《人民日报》,继续从事副刊,不仅和副刊结缘几十年,更因此结识了许许多多给予他教益并成为朋友的文人、学者。

当天的讲座结束后,冯骥才先生现身会场时说:“因为有李辉这样的学者,历史变得厚重、鲜活,李辉身上有记者的东西,也有历史学、文学史、口述史、人类学、档案文献学的东西。多方面的兴趣、才能、知识修养、专业功力综合起来,使他成为当代文坛一个不可或缺、不能替代、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学者和作家。”

文人命运的潮起潮落正是现当代历史的变化过程

记者:新书为什么以“潮起潮落”作为书名?为什么又关注浙江文人这个群体?

李辉:书里有一篇文章是写蒋梦麟的,他是西南联大的校长之一,曾用英文写作了一本书,叫《西潮》。近现代中国开始有西方的文化进入,有了文化的交流,因此我借用他这个书名,起了“潮起潮落”这个名字。这本新书写的都是浙江文人,那里出名的文人太多了,比如鲁迅、周作人、叶浅予,到后来的林斤澜、黄裳,等等。尤其是嘉兴,出名的文人估计占到整个浙江的近三分之一,王国维、徐志摩、丰子恺、茅盾,还有开办中华书局的陆费逵,都是嘉兴人。这些文人的走向不同,如潮起潮落,正好体现了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变化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是很合适的。

记者:您还曾写过《穿越洞庭,翻阅大书》这本书,以湖南人为群体,您觉得地域性与文人特色之间的关系明显吗?

李辉:每个文人的性情其实都有差异,有拍案而起的,有温文尔雅的,有耐得住寂寞的,也有不甘于寂寞的,在不同前辈身上,总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息。

记者:能说说您和天津文人的缘分吗?

李辉:其实我和天津的缘分也比较深,上世纪80年代写关于胡风的书时,他的一些朋友,比如鲁藜等人,都在天津,我就来采访他们。鲁藜他们的稿子和书信,我都还留着。另外像杨宪益、黄宗英、黄宗江也都有很多往来。杨宪益的画传文稿是我写的。包括大冯,我也给他出过自述。另外,我和天津的出版界关系也很深,1992年我写的《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就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他们还出过我翻译的福斯特的散文选。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过我的《秋白茫茫》,这本书得了1998年的鲁迅文学奖。还有黄裳、周汝昌、黄宗江,他们三个在南开中学是一个班的,黄裳给后两位以及范用、杨苡、姜德明几位先生,还有和我往来的书信,出版过一本《来燕榭书札》。姜德明先生是大藏书家,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有交往,我在《北京晚报》做副刊,请他写关于戏单、戏票之类的文章。他有时候知道我缺什么材料,比如我在研究田汉,就给我田汉的资料,缺份杂志,也给我找。和天津的缘分对我来说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多和长辈们聊天不然许多故事就消失了

记者:老先生们对您都很好,喜欢和您聊天。

李辉:比如袁鹰先生也是,经常送给我一些好书,他曾把他在二战期间做的木刻送给我,还给我写了很长的一段话。老先生们的性格都不一样,有的人很倔,有的很温和,但交往过程中都能让人感觉非常舒服。

记者:感觉都是性情中人。

李辉:我讲座时给读者举了一个黄永玉的例子,他说:“我干嘛要留下我的骨灰,让骨灰撒到水里面去看天看云吧!”这种心态多好!越是心态好的人越能长寿,而且越能创新,做出很不一样的东西。

记者:您曾说过交往比较深的,有萧乾、巴金、贾植芳、董乐山几位先生,前三位您以前提及得比较多,能说说和董乐山先生交往的经历吗?

李辉:1984年我在《北京晚报》编副刊时,就请董乐山先生写稿子了。1987年我调到《人民日报》上班,他就住在团结湖,离得很近,我常去拜访。他教我怎么做翻译,如何写各类文章。1997年,他哥哥给他送来一本书《中国通》,写的是1927年到1949年许多美国记者在中国的经历,后来我翻译出来,被当时央视的纪录片导演陈晓卿看到了,说我们可以做一个纪录片,结果就去美国拍摄。在这次拍摄过程中,我看到了《时代》杂志封面上有中国人的形象,后来就想做一个系列,来写现代中国的一些历史,所以催生了《封面中国》,先是发表在《收获》上,然后出书,可以说是由于董乐山先生间接帮助的缘故。

记者:您说过,和老一辈人打交道的时候要有一个适应过程,有忍辱负重的精神,那么在接触过程中您有没有一个要留意的尺度?

李辉:没有什么尺度。我和老人聊天是很放松的。平常都很熟,就很容易聊进去。我们那时候当记者,去采访人家,一定要看过他的书才行,这样聊起来就会很放松,什么都能聊。我总是告诉年轻人,要和他们的父辈、祖辈去聊天,不然的话许多故事就消失了。

记者:这个接近他们的过程,会不会影响您对人物客观的评价?

李辉:如果是写传记,肯定要有和传主的情感融合在内,比如我写萧乾的传记,写黄苗子、郁风、沈从文、巴金的文章,都是如此。我写《封面中国》这样的稿子,有另外一种客观性。但无论我们写哪种非虚构文章,都要靠史料的支撑。当初我写《绝响》这本书,是在《收获》发表的六篇亲历记的合集,是关于曹禺、巴金、胡风、丁玲、萧乾等人的文章,既有采访的记录,又有来信、发表的文章等材料做依托,把它们都放进文章里,才是完整的作品,只靠回忆这样的记述是不行的。

老一辈文人给我写了很多信点拨我,让我“沉”下来

记者:您在和老一辈文化人接触的时候,有没有最急于保留下来的东西?

李辉: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只不过保留下来的往来书信特别多,很多都是用毛笔写的,还有手稿,保留这些是觉得它们不可复制了,不像现在的微信、微博。我曾经出了一本《黄裳致李辉信札》,毛边本,影印了黄裳给我的信札一百一十多封,写于1988年至2011年。萧乾也是给我写了很多信,并且总是点拨我,让我“沉”下来。还有郁风的信,写得很漂亮。这些都是很难得的东西。

记者:说说您的退休生活吧──您开设了公众号“六根”,作者有您、绿茶、韩浩月等六个人。

李辉:“六根”的创办是在2014年6月6日。那年5月我们六个人聚会,因为绿茶喜欢做不一样的事情,包括创立“绿茶书情”,谈到开办微信公众号,我就说我们也可以开一个。我们都是媒体人,也都是男的,所以我建议用“六根”作名字。开始几年,我们六个人每周各发一篇,今年开始扩大新的阵容,包括杨苡、黄永玉等人,“六根”的平台应该说越来越大。

记者:退休后您的主要生活节奏是怎样的?

李辉:没有太大变化,还是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除了“六根”,几年前我又创办“地名古今”微信公众号,请世界各地的朋友参与写作,有六个栏目,写不一样的内容,如故居寻访、倾听讲述、我说地名、行走天下、回家的路、我的漂泊。我与海天出版社有很深的渊源。百年前的外国人写中国的书,我收藏不少,因此翻译了一套《寻找中国》,交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地名古今”文丛也由海天出版社出版。目前我还要出版三种书:《可惜从此无徽州》《凉山故事》《洛阳小镇风情》。

记者:您在报社长年从事副刊工作,主编过《副刊面面观》这样的书,您感觉副刊的功能和着眼点有哪些变化,如何定位?

李辉:有了微信,有了网络,新闻很快就被人知道了,但对拿到报纸的读者来说,我想副刊应该是有价值的。我说过,副刊是半部文学史。副刊需要好的作者参与其中,好的副刊编辑也尤其重要,关键看你能否找到好的作者、好的作者有无好的文章。有了这些,副刊就可以站得住。

李辉有话说

与文人谈话,胜读十年书

和巴金先生最初是采访,后来很熟以后,就是朋友聊天了。我说过: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通过和他聊天,了解了很多很多东西。现在的学生,没有我们那时候的状态了。因为现在老师太忙了,带很多研究生,研究生见他一面都不容易。所以我们赶上一个好的时代,那个时代,学生少,老师多,现在是学生多,老师少,老师又忙,哪有时间和学生聊这些事情。

湖南文人的书我也出过一本,叫《穿越洞庭,翻阅大书》,因为湖南的文人也很多,像田汉、沈从文、黄永玉。目前《潮起潮落》是关于浙江文人的第一本书,可能还有第二本出来。

这些文人其实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丁聪永远在看书,从不管你,就是买书,在家躺着看,也不走路。王世襄先生则是一个很较真的人,有一次我请媒体的一个记者采访他,做了整理,寄给他让他校对,然后有一天我打电话过去,他就很生气:“整理的东西乱七八糟的,让我看了那么多!”那时候我经常去看他,但是后来就不常去了,过了几个月他打个电话来:“李辉,你在干吗?”我说:“我在家呢。”“我们什么时候出去吃个饭啊!”我说:“好啊!”

这些老先生都特别好玩儿。杨宪益十几岁开始喝酒、抽烟,从来不离手,90岁之前没去过医院。他的夫人戴乃迭去世之后,我请杨宪益到郑州去演讲,讲了个《中外打油诗比较》。中午喝完酒,下午他说:“再给我拿口酒来!”喝一口酒,然后讲几句。我说:“你应该做酒仙啊!”

黄永玉也是性情中人,他一直在写作,还画了很多紫砂壶,2016年4月到5月,他在宜兴画了一百多把──把《水浒》画在壶上。他在变化,越是老的人,越需要变化。我觉得他有点像毕加索,到了晚年还在不断变化,越来越精彩。

老人们与我毫无芥蒂地相处。我为丁聪、郁风等许多人做过寿,老人们也在我49岁那年,给我过了一次生日。我特别感恩这样一些老先生,一辈子对我们那么好。

我和老人们聊过去的事,做记录,为他们整理书信、“逼”他们抓紧把该写东西写下来,从没考虑过要从中得到利益,只希望为读者留下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我认识许多书法家和画家,比如黄永玉,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给这些人做弟子?我才不做这事呢,好像人家留给我东西,我拿着去骗钱似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他们多学习,多获得不同的体会。在他们身上你能感觉到生命的精彩。所以一定要跟老人多聊天,包括让你们的祖辈讲故事,录下来,会非常精彩。这些故事能够存下来、留到你们的记忆里,能整理出来,就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