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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5年金庸创作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直到1972年《鹿鼎记》，这段时期应该是类型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这十几年的工夫，也造就了后来几十年里武侠这种类型文学被作者追崇与大量模仿的现象延续至今，虽然说之后的大部分武侠文学在模仿金庸的同时也在艺术上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基本上都没有突破早期的范式。

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纯文学作品，同时也出现了网络文学，它跟过去我们所认知的思想和逻辑已截然不同了。1998年蔡智恒写下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可以说让各地都掀起了一股痞子蔡热潮。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在阅读痞子蔡和轻舞飞扬的故事，他之后的小说，《香水》《爱尔兰咖啡》和《夜玫瑰》等作品也都深受欢迎，而在那个年代里，和蔡智恒一样，安妮宝贝的文学也占据着半壁江山，同样是在1998年，她的《告别薇安》《七年》和《七月与安生》在网络上发表之后都成了家喻户晓的作品。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末，几乎所有学生都在阅读类型文学。

其后，类似《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和《告别薇安》的类型文学成了众多作者的模仿典型，作品的基本方向、气息、乃至作者对文学的看法，都会被那些典型所带走，从而缺乏极大的自主性和原创性。仿佛人人都在找寻一个可以禁锢自己的铁笼，然后打开门，乖乖地钻进去，最后再把门给紧紧地锁起来。作者应该对自己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意识，只一味地闭门造车，然后再去袭人故技，以为自己也创作了一部堪比典型的经典，从而自负了、自满了，而实际上却是懒惰的、虚假的，更是不负责任的。

现今作者已无意识、不自觉地进入到了跟风模式，在类型文学领域中尤为甚。上世纪90年代时黄易的《寻秦记》，一扫“金庸之后无武侠”的局面，另辟疆土，开创了穿越这一网络文学的创作流派，之后便有很多人开始热衷效仿，一夜之间大量的穿越文学跃然纸上，直至今日，仍有许多穿越主题的网络文学充斥在我们的视野里。其实类型文学中的跟风模式也是一种必然现象。这便形成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隐形默契，除此之外，那些原创性的、自主性的东西既然是非主流的，自然也就失去它存在的必要性了。

当下的类型文学易使各方自我陶醉，作品的阅读面是否广，点击量是否高，已然成了评判类型文学好坏的重要标准，但在其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却极易被忽视。在一部作品中，究竟是以主观的经验还是以客观的经历去表达、去叙事？没有亲身经历、没有下过苦功，用照搬和借鉴来取代客观的认知，最终好不容易完成的作品却只能是别人讲话时不小心喷出来的唾沫星子而已，如侥幸被予以肯定，便自以为是某个时期内的代表人物，接着就可以用自己成功的经验再去传授给那些具有极度渴望而又深陷迷潭的人了。粗看之下，这是不是像极了我们幼年时所玩的击鼓传花？

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占据榜首宝座的《达·芬奇密码》，它在上市后的第一周就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丹·布朗的妻子既是一名艺术历史学家，也是一名油画家，她不仅和丈夫一起合作研究，还一直陪伴着他完成频繁的研究之旅，最终他们来到巴黎，在卢浮宫完成了《达·芬奇密码》。作者在作品里援引了大量相关的艺术史、宗教知识及历史掌故或野史，不过它们都不是简单的引用，而是进行了自我化的改造，从而使它们收获了新的生命。小说中，故事围绕着各种文化符号不断展开，达·芬奇名画、斐波那契数列、希伯来字母编码、郇山隐修会等等，让人目不暇接的文化蕴涵了艺术、文学、数学、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等众多领域，造就了读者对于自己无知领域的一种全新认知体验。所以，对于类型文学来说，即使眼前的是一大堆看似无用的垃圾，那我们也期望能够从中发觉一些真正有意思的东西。

《达·芬奇密码》不仅在美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2004年被引进国内之后同样大获成功，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一股“密码热”就像洪涛巨浪一般地出现在了我们眼前。另一部因深刻反映道德沦丧等社会问题而广受好评的《七宗罪》获奖无数，更成了国内外影视界和类型小说领域中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严肃地探讨了暴力学的意义，即有意义与无意义的暴力之间的差别，从而引发了观众和读者对于“原罪”的意识。一时之间，作者们仿佛又看到了希望，开始竞相模仿，最终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换汤不换药的“连续剧”。

市场上需要什么样的类型文学，立刻就会有什么样的类型文学出现，所以便产生了一个概念叫做“对标”。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必须找到根源，必须依附于鼻祖，那样的作品才会有生命力，才会有机会活下去，才会有读者来买单。“对标”是可怕的，同时又是美好的。“对标”对于类型文学来说本身就是一座最大最坚固的牢笼，深陷其中的作者必须舍弃最根本的意识，然后让另一种意识来附身，慢慢地，一个个作者都成为了一条条加工的生产线，用现成的模板、工具和经验来完成一整套作业流程，生产出最终“达标”的商品。因为不达标，便意味着淘汰。反之，正是因为有了“对标”，作者心里便有了谱，有了努力的方向，他们所要做的，仅仅是从一头走到另一头而已，至于走的速度则是因人而异了。

我想起了狄更斯，李敬泽曾在一次访谈中说道：面对北京现在的雾霾，一个好的指标就是狄更斯。狄更斯写雾都下的伦敦，不是简单的批判、生气，他什么都有，甜蜜、安慰、人的绝望和要快乐生活下去的希望都有。现在把狄更斯摆在这里，我们谁敢说能够达到他那样的程度？我觉得当下的类型文学所面临的问题，正是如此。

作者一次次地去模仿经典，一次次地去迎合“对标”，他们也许可以写出比《雾都孤儿》更现实更具有批判性的“雾”作品，针对雾霾事件口诛笔伐，严正声讨，但却忽略了人性中所蕴藏的一份美好，那本是实实在在存在于每个人心念之间的，只可惜到后来就连作者们心灵深处的那盏明灯也被这雾霾所笼罩了，失去了最后一点点余光。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文学作品自然是有其特质的，但时代在变革，现在的人文环境较之过去已经完全不同了，因此文化空间跟以前相比自然就有天壤之别。曾经，金庸的武侠小说，蔡智恒和安妮宝贝的网络小说是浪潮、是典型，而现今，以刘慈欣《三体》为代表的科幻文学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读者的视野里。毫无疑问，随着人类科技日益发展，我们的类型文学作品也会向科幻题材所倾斜，但我们不能只复制时代经验中的经典和典型，一昧地追求表面化的东西，而疏忽了更深层次的东西。作者为了能写出好作品，应该力所能及地走进科学界里、艺术界里、社会学界里，而不能闭门造车，关起门来整天当键盘侠，对于所需要了解的认知，全凭一己所想，或是拿来生搬硬套，把文学创作变成了一次整形手术，那是极其慵懒、极其虚假、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环境，作者都应该密切关注社会脉搏，贴近生活，摒弃盲目跟风、追崇潮流的狭隘思想，用自己强烈的定见和固有的经验去写一些一成不变的东西，作者应具有猎奇者的原始欲望，在变化的时代环境下创造出符合文学逻辑的、可以深挖出人性特质的、并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