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根：穿行在文学与新闻之间的“抗战作家”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震惊世界。上海《汗血周刊》迅速作了报道，其中一篇《卢沟桥事变之爆发》，准确、详尽地记叙了战事的经过。而在此之前的三周，这位作者已在《汗血周刊》发表《北平一周》，报道了日本侵华后，北平在政治、社会、教育等方面的态势——这位作者就是郭根，当时是一名在绥远教书的中学教师。他对日本的关注，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更是紧盯日本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动向；全面抗战开始后，他深陷战乱之中，成为一名报人、记者，把“抗战主题写作”化为自己的一项艰苦而神圣的“使命”，创作了反响强烈的《烽烟万里》等纪实文学作品。这一“抗战”写作，长达15年，贯穿着他的整个青年时代，又照亮了他跌宕、曲折的一生。
“抗战写作”照亮一生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山西大学中文系求学，郭根是我的老师，我们断断续续有许多交流、交往，我渐渐知道了他的一些经历。郭老师最常谈到、忆起的就是抗战烽火中，他与夫人从内蒙古到上海“孤岛”的流亡，在艰苦的抗战中成为一位报人、记者，写下一篇篇报道抗战的新闻通讯。他曾找出珍藏的《北平三年》，让我拿去读，说还有一本《烽烟万里》，学校图书馆应该有，让我去借阅。这个时候的郭老师，虽然年近古稀，但高大的身躯挺得笔直，端庄的国字脸上红扑扑的，眼里闪射着年轻、纯真、兴奋的亮光。我崇敬郭老师，但那时对他的了解很少很浅，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把他作为探寻、研究的对象，在整理他较完整的人生线索，以及阅读他的大量作品之后，我才感受和认识到了他的才华、建树和人格。
1978年，郭根先生（中排右三）与山西大学中文系75级学生合影，前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中国现代史学者郭汾阳，笔名散木，是郭老师之子，他用严谨、理性的笔触，为父亲作小传，我觉得更可靠，这里不妨“照单”借用：
郭根（1911—1981），又名良才，笔名木耳、焦尾琴，山西定襄人。早年读书于北京师大附中，热爱文学和写作，思想进步。1931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其间参加了北方左联、反帝大同盟等活动。1935年在绥远一中任教，曾发起组织绥远文艺界抗敌后援会，主编进步文艺刊物《燕然》。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由塞北而南下，在上海撰写出版了报告文学《烽烟万里》，风行一时。此后他在“孤岛”上海和江西敌后从事进步文化工作，后由岳母汤修慧（邵飘萍遗孀）介绍至香港《大公报》工作。1942年香港沦陷后，赴桂林任《大公报》桂林版要闻编辑。1944年桂林失守后，又赴后方重庆任《大公晚报》编辑，后以编辑方针和言论与主持报馆者发生分歧，被解职。1945年，赴西安任《益世报》总编，抗战胜利后，应邀赴上海任《文汇报》总编，不久又赴北平，任该报驻华北特派员，同时又主编《真理晚报》《知识与生活》等报刊，并兼任北平《益世报》总编，有代表作《北平三年》。1949年后，相继担任《人民日报》资料室副主任、《文汇报》副总编、山东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人民出版社编辑、山西师范学院（后为山西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百年史话》《云岗散记》《一代报人邵飘萍》等。
一个人的思想与精神，首先是时代与文化塑造的，并深刻地影响着他的人生命运。中国的大多数现代作家，人生经历曲折，生活积淀丰厚，思想观念庞杂，因而在写作上文体多样，风格独特。这跟当代作家形成一种鲜明的区别。郭老师前期志在文学，中期献身新闻，后期从事文学研究，穿行在文学、新闻、学术之间。他在文学上建树颇丰，在新闻通讯写作中运用了文学观念与方法，成为一种文学化的新闻通讯。他在大学的专业是英语，翻译因此也成为他的一项事业。他热心关注国内外形势发展，谙熟时评政论写作。诗歌、散文创作上，他写过多首诗歌，但发表的不多，《牢骚》《滴滴的真》两部诗稿未曾出版。早期翻译有多首外国诗歌，如《别雅典女郎》《敬礼：给一个中国革命战士》等。散文随笔是他创作最多的文体，如写林砺儒、徐铸成、陈凡等的人物散文和纵论国内大事的精短随笔。小说是他早期创作的重要文体，如写青春、爱情的《梦痕》《血的买卖》，写学校、学潮生活的《斗争》《罢课》等，有些作品则已散佚不见。他的诗歌、小说都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和现代色彩。他还翻译有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风暴之后》 《灯明几净》，詹姆斯·贝特兰的《华北前线》以及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的《我的死敌》，由京报社印行。他更大量的作品是新闻、报道、通讯，如反映中国抗战的篇章《烽烟万里》，表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百年史话》等。其所有的新闻类作品中，都有一种丝丝缕缕的文学气息，有些篇章就是精湛的文学作品。
郭老师是作家、记者，同时又是编辑，编辑、主编过很多刊物、报纸。在师大附中时主编《北平师大附中校友会会刊》，在绥远中学任教时编辑文学刊物《燕然》，抗战救亡时期编辑综合性文化刊物《新时代》《现代中国》，编辑《江南日报》《大公报》，总编《益世报》《文汇报》，解放战争时期主编《真理晚报》、社会文化刊物《知识与生活》等。他既当编辑、主编，又做记者、作者，二者“无缝衔接”、相得益彰，为中国的新闻出版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晚年书写了多篇关于著名报人邵飘萍的文章如《以身殉报的邵飘萍先生》，回忆、论述了这位未曾谋面的岳父的事迹、人生、思想、精神，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由于种种历史的以及个人的原因，郭老师精彩的“抗战写作”以及文化建树，在当代被遗忘、被埋没了。我们只有在一些前辈的回忆文章中，譬如著名报人徐铸成、郑重，编辑家沈昌文等的文字中，可以窥见先生的踪影。作为历史文化学人，郭汾阳既把父亲当作最了解、最知根的亲人，又把他作为20世纪的一位知识分子的“典型”，去发掘、探索、研究，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出版了《郭根日记》《郭根文录》，整理了真实、可信的史料，提供了发掘、研究的线索、思路。另外，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研究郭根的新闻实践与思想，写出综合性论文。这都是令人欣慰的。
“后五四”时代的“文学梦”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的十几年时间，是中国历史发生剧烈而深刻变迁的一个时段。很多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重大事件发生于此。在文化、思想领域，则是“五四”文化与文学退潮、延续，而左翼文化与文学兴起、形成。有论者把这段时期称为“后五四”时代，指出：“当左翼文学思潮迅猛兴起之时，仍有不少作家坚守艺术与人道的立场，接续着‘五四’文学传统，并将它从新文学第一代作家传递到新生代作家手中。这种在‘五四’落幕以后，非左翼的作家秉承‘五四’精神与作风所进行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可称为‘后五四文学’。”
郭根的青年时代，恰恰与这段历史重合。从1925年至1935年，前六年他在北平读中学，后四年他在青岛上大学。走过了从北平到山东，从少年到青年的十年求学之路。
北平求学时期的郭根
一个农村的懵懂少年，进入京城。只因父亲郭增昌是武汉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军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阅历丰富，眼光高远，携儿子去北平上学，期望他有所作为。而郭根又是一位诚实、勤勉、自律的孩子。正如郭汾阳在《郭根日记》“前言”中所说的：“师大附中是1901年正式成立的中国最早创办的三所公立中学之一（其前身是‘五城中学堂’），又因为是中国最著名的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它几乎总是在不断地进行‘教改’。”十四五岁的郭根，在北平师大附中逐渐显出了他的才华、能力、人品。林砺儒、石评梅、徐铭鸿等老师，对郭根给予了多方面的教育、关爱。
郭根学习刻苦、全面发展，踊跃参加各种社会、文体活动。9个学期获得9个甲等操行成绩。他热心参与、组织文学社团，成立“缦云社”，创办《缦云》半月刊；成立“齿轮文艺社”，积极开展文学活动。他还担任校友会的执行委员，主编《校友会会刊》。一边做编辑、一边搞创作，在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课余时间，他阅读了很多文学作品，除古典文学名著之外，更青睐当下的文学作品与西方现代文学著作。在“后五四”时代，他依然继承、吸纳了“五四”文化和文学，并用它引导自己的人生方向与文学创作。他在读了《胡适文存》中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后说：“我们看了研究国学至少也得那许多书，真是羡慕胡适之、梁任公诸人，研究国学做一个有名的大文学家，真是不容易的。”从此，做一个“大文学家”成为他的理想。
郭根在师大附中，另外值得一说的是他与邵乃贤的爱情故事。邵乃贤是革命先驱、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之长女，邵飘萍1926年被反动军阀杀害，时年40岁。邵乃贤在师大附中读书，与郭根同级不同班。郭根在学校里的活跃、声誉，还有修长、潇洒的形象，打动了邵乃贤的芳心，主动投书、示爱，于是二人陷入了爱河。邵飘萍遗孀汤修慧，后来继承夫志，“复活”《京报》，也成为著名女报人。她对女儿与“毛脚女婿”的爱情并不看好，但几番观察、交往日久，她认可、接纳了郭根，并成全了他们的婚姻。父亲郭增昌也鼎力支持、援助。抗战时期，汤修慧在香港把女婿引荐给《大公报》做编辑，郭根由此成为专业报人。而邵乃贤追随丈夫，先到青岛伴读，后赴内蒙古教书，始终与丈夫携手同行，从“塞北”到“孤岛”，上演了一幕忠贞不渝、夫唱妇随的爱情“二人转”。郭根与邵乃贤的爱情故事，是两个现代青年对真正爱情的追求、建构，对传统门第观念、习俗的冲击、改变，对人的自主、独立的探索、确立。他们把“五四”时期青年的爱情故事，在20世纪30年代又上演、新编了一次。
1931年秋，郭根考取了青岛大学。他本来是可以直接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的，但因他在学校参与政治活动，又在《校友会会刊》编发了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国民党曾经派人来抓他，林砺儒校长挺身而出保护了他，但在即将毕业的最后一学期，学校却给了他丁等操行成绩，算作对学生的“特别惩戒”，这样就断了郭根报考北平师大的前路。青岛大学是山东大学的前身（1932年后更名山东大学），学生中多数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思想开放，勇于接受新事物，勤奋向上，故学习风气较浓厚。从师大附中到青岛大学，“五四”文化、文学思潮还在绵延。而左翼文化、文学潮流又异军突起。郭根和同学们同时汲取着两种既有差异又相统一的思想文化资源。积极要求进步的郭根，一面接受着新锐的左翼文化思想，一面反思、克服着小布尔乔亚式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倾向。入学的第一年，他与邵乃贤喜结连理，新婚的妻子不忍相思之苦，竟抛开北师大的学业，赴青岛陪丈夫“伴读”。
郭根在青岛大学读外国语言文学系，师从梁实秋先生等，同学有臧克家、俞启威、高哲生等。他仍像师大附中时一样活跃，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本校学生赴南京请愿的抗日救亡行动。后又加入“日本帝国主义研究会”，在“反帝大同盟”“左联”等组织的领导下，参加秘密学习活动。他参与、发起组织“刁斗文艺社”，创办《刁斗》文艺刊物。1935年，郭根大学毕业，赴绥远第一中学任英文教师，他与同事霍世休、胡燕丘等创办《燕然》文艺刊物，以“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名义出版，被称为“绥远文艺界的大事”。他在《刁斗》与《燕然》上发表了大量诗歌、散文、小说、时评、译作，初步显示了文学才华。
在郭根1926年至1934年的日记中，记录了他较完整的读书生活和阅读书目，从中可见他的文学修养与思想倾向。中国古典文学自然是“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类。现代文化文学则是梁启超、胡适、鲁迅、郭沫若、茅盾、阳翰笙、刘半农等的作品。鲁迅的作品他读得多而细，认为 《药》作得好极了，描写得顶好，写意也很不错。对“左翼”作家的作品，他也兴趣有加，尤其喜欢柔石的《旧时代之死》。此外，郭根把很多精力用在了阅读外国文学上，常读的是外文版。譬如泰戈尔、托尔斯泰、歌德、哈代、罗曼诺夫、屠格涅夫、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等。他对社科理论以及文学批评，也很“钟情”，如顾凤城的《新文学概论》、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都在他的阅读范围中。这些都构筑了郭根作为一个现代作家、报人、学人的文化精神世界。
郭根与妻子邵乃贤1935年合影
1930年至1936年，是郭根文学创作的喷发期。在这些作品中，既可窥见“五四”文学的余晖，也可看到左翼文学的光彩。郭根是一个富有浪漫气质的作家，因此与诗歌有缘。譬如在《缦云》半月刊上，就发表过《秋风》《骤然》《酒杯》等，但笔者未能找到原文。可见的一首《遇雨》，写两位青年在暴风雨中携手奔跑，看到远方家里的灯光顿觉有了勇气的情景，文字朴素真切、意蕴丰盈。他还翻译过多首外国诗歌。散文创作方面，这一时期的《酒》是一篇优秀之作，写自己幼年时对喝酒的感受、认知，年轻时在塞外与一位朋友雪夜痛饮、放歌，对酒的重新认识、感悟，写得真挚而感人。在1936年作的 《鲁迅先生》中，作家如是说：“鲁迅之死——不仅是中国的损失，而是全世界一切有正义感的人的损失。”“ （鲁迅）一贯的战斗精神使他成了我们民族解放运动的导师，也是他赐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郭根在北平师大附中时参与、主编的《校友会会刊》
郭根在文学创作上的主要成就表现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他在日记中留下了诸多写小说的“线索”，有十多篇，今天所见的有6篇，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写青春、暗恋的，如《梦痕》；第二种是写知识分子同女性特别是底层女性的关系与故事的，如《莲子在大漠里》《血的买卖》《夏天最后的一朵花》等；第三种是写大学校园的斗争与学潮的，如《斗争》《罢课》等。正如郭汾阳所说：“小说毋宁还可以被视为是当年青岛大学学潮的一个实录。”
郭根在山东大学时的课堂笔记、翻译笔记与主编的《刁斗》杂志
郭根中学大学时期的文学创作，大多数作品取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历程，表现出一种深切、抒情、现代的艺术特色。
抗战大潮中走上新闻之路
郭根是一位初试锋芒就显示了才华与实绩的作家。他又是一位报人、记者，在长期的新闻、通讯写作中，倾注、体现了一种文学元素与精神，打通了文学与新闻的壁垒。他从1930年到1945年的15年间坚持“抗战主题”写作，为抗战文化与文学付出了种种努力与代价，作出了杰出贡献。
曾任《大公报》《文汇报》总编辑，现当代新闻史上的著名报人徐铸成，在《悼郭根》一文中写道：“郭根是1940年在香港参加《大公报》的，是汤先生（汤修慧）介绍给我的，中英文都有根蒂，当时助编要闻。太平洋大战爆发后，我化装逃出魔窟，他是同行者之一。……熟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写文章相当流畅，而说话却艾艾难以达意；对人对事都诚恳负责，问他什么，回答总是干巴巴几个字，有时还近于粗率。那时他已近四十岁，却天真得像一个任性的小孩儿一样。”徐铸成有一双识人慧眼，但他把30岁的郭根，误看成近40岁。就从此时，郭根进入了新闻领域的“主河道”。其实在此之前，他早已开始新闻写作，并历经多家报刊从事编辑工作。
1930年，在北平师大附中读高中的郭根，在他主编的《校友会会刊》上发表了三篇新闻性时评，其中一篇是《留日同胞被捕》，描述了在日本发生的当地军警残酷镇压中国青年成立的“反帝大同盟”事件的来龙去脉。警示中国政府和民众，要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反映出郭根对日本政治动向的关注与敏感。1935年至1937年，郭根在上海的政治文化类刊物《汗血周刊》上连续发文，如《脱离英法而亲日本的暹罗》《长芦盐之劫运》《北平学生“拼血拼汗”的前前后后》《风狂雨骤话绥远》《卢沟桥事变之爆发》等，及时而准确地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与中国民众一天天的觉醒、抵抗。1937年日军侵入绥远，郭根所在的中学停办，他参加的“文艺界抗敌协会”以及《燕然》编辑部，也无法开展日常工作。他只好携妻带女，踏上南下流亡之路。于是，有了报告文学名作 《烽烟万里——由塞北到孤岛》的写作与出版。
海敏（明）威：《风暴之后》，郭根译，《燕然》1936年第4期
郭根一家三口，坐汽车、乘火车、搭货车、风餐露宿、历尽艰辛，回到晋北老家。小住数日后，他将女儿托付给亲戚，又借一辆自行车，载着妻子向太原进发。然后从太原启程，乘坐各种交通工具，经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州、香港……用一年时间，抵达“孤岛”上海。郭根说：“在烽火连天的第一年里，我居然从极北的塞外辗转而到极南的百粤，把庞大的祖国作了一番纵的巡礼，在我渺小的生命里，我要算它是一件奇迹的。而今，我要把‘流亡’作一总结时，便把这些行踪记下来，我无意纪念我个人，我纪念着祖国。”
《烽烟万里》呈现了一幅广阔而悲怆的战争长卷。战火从古城北平蔓延到塞上绥远。郭根和邵乃贤目睹了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敌机轰炸、生灵涂炭的悲惨景象；也看到了民众奋起、各方动员、众志成城的抗敌图画；更发现了八路军北上、动员民众、军民连心、以弱胜强的希望之火。同时，也窥见战争所带来的社会混乱、经济凋敝、官员腐败、文化衰落、人性扭曲等种种问题和内伤。绥远军民的同仇敌忾、太原城里的执法整肃、湖南的战时治理、武汉的抗战新政、广州的敌机轰炸、香港的天隔一方与风平浪静……都在郭根的笔下有了真切、鲜活、突出的描写。尤为可贵的是，郭根不仅是一个流亡者，更是一位观察者、爱国者、抗战者。当他行至郑县，加入“非常时期服务团”，在敌机不断轰炸下，与团员们深入城市、郊区，开展难民的调查、救济工作，历时半月之久。而到了香港，他感觉这里只是富人的“天堂”，却不应是自己的“避难所”，“心底禁不住涌上一阵惭愧，一阵的懊恼”，“不得不挣扎着病躯逃出‘天堂’而远走‘孤岛’”，在上海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以及抗战的“使命”。
郭根：《烽烟万里——由塞北到孤岛》，大中出版社1939年版
数月后，郭根在栖居的上海完成了《由塞北到孤岛》的前几章，送到《华美晨报》，很快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从1938年11月至1939年1月，持续两个多月，在上海市民中很受欢迎，反响热烈。1939年3月，上海大中出版社以《烽烟万里》为书名出版单行本。《新时代》刊物创刊号给予了郑重推介，认为该书“弥补了文坛上系统记录抗战斗争的空白”，展现了“‘我们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在这样忍受着一切艰苦而为祖国的自由独立奋斗着”。书甫一出版就风靡一时，成为抗战文学中的一部重要作品。
郭根的“抗战主题”书写，在上海声名鹊起，《新时代》《现代中国》等报刊纷纷发表他的文章，如《元旦誓笔》《新年！新中国！》《把渣滓点燃起来》《论新阶段中国外交政策》等。他翻译了美国记者斯诺的《为正义而奋斗的日本革命者》，以及英国记者贝特兰的长篇通讯《华北前线》，后者由《华美周刊》从1939年4月8日连载到6月24日，共12章。贝特兰抗战初期奔赴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和120师采访，先后采访了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张闻天、贺龙、萧克、左权、关向应等，对华北前线的抗战作了详细报道。郭根的翻译准确、到位，语言畅达、优美。报界评论曰：“郭君为极负朝气的文学作家，对英文又素具根底，以往译品对原作极尽忠实介绍之能事。而文笔之流畅秀丽，引人入胜，又其余事。”
全面抗战后，郭根一直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一直坚持在抗战文化第一线。从1938年至1939年，他先后担任上海《新时代》《现代中国》两个刊物的编辑，但两刊因编发反汪和抗日稿件、报道盟国消息，前后被查封。1939年，汪伪政府通过法租界通缉郭根，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江南办事处安排郭根前往上饶，到第三战区任职，负责《前线日报》，后又编辑《江南日报》。1940年，郭根潜往香港，正式加入《大公报》做编辑，与徐铸成共事，受到重用。是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与徐铸成化装成难民，逃回广西桂林。1942年至1943年，郭根在桂林版《大公报》任要闻编辑，是报社的台柱子。也就在1943年，早已患肺病的邵乃贤在上海去世，而郭根仍然奔忙在桂林、重庆之间。1945年，郭根赴西安，任《益世报》主编，他与同事李西成等开辟了“七人座谈”栏目，把报纸办成有思想的进步报纸。是年冬，他重返上海，担任《文汇报》副总编、总编职务，达到了个人新闻事业的巅峰期。
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一面要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进行殊死搏斗，一面要同汪伪政权以及汉奸的投敌卖国行为做复杂的暗战。早在1939年至1940年，郭根就在家中秘密翻译、编辑反汪书籍，辗转香港出版，送往沦陷区散发。1940年，就由香港的出版社出版了三种。《千夫集》由化名“郭民(郭根)”编，国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取自《汉书·王嘉传》中“千夫所指，无病而死”，矛头直指汪精卫。全书分“各国政府声明”“各国舆论一斑”“各国名家专论”三部分，共44篇文章。编者在“弁言”中称：“本书所集，是国际间对汪精卫及其领导的伪组织所作客观的评价。编这书的目的无非要使中国人明了，各国政府人民所同情的是光明的搏斗，还是卑鄙的降伏。”《燃犀集》化名“郭民”编，由香港申萱出版社出版；《辨奸集》化名“郭仁”编，同样由香港申萱出版社出版。两种书都是国内、国外反汪文章、资料的精心遴选和编辑。郭根精通英文，勤于搜集资料，又谙熟编辑工作。这些揭露、批判汪精卫以及伪政权的书籍，在抗日斗争中的影响、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但由于这些书籍的编辑者都是化名，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
郭民(郭根)编：《千夫集》，香港国民出版社1940年版
钱理群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中，把抗战时期的文学划分为“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上海‘孤岛’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三种形态，认为“国统区在全国所占面积最大，拥有作家最多，而且有不同的流派倾向，文学思潮与创作都比较活跃，所以比起其他区域文学来，也更能代表‘40年代文学’的主潮”。郭根在抗战时期，活跃在国统区、沦陷区和上海“孤岛”，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特别是报告文学、散文随笔以及文艺性通讯，无疑是抗战文学“主潮”中的实力派作家。
追赶时代的后半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沧海桑田，百废待兴。此时的郭根，年方38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作为一位已然成名的报人、作家、学人，他对国家的前途、自己的人生，充满了信心和期望。他在1953年母校校刊《文史哲》第1期发表《迎接大规模建设的新时期》一文，称：“从今年起，正式开始了我们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就要使新中国走上工业化的大道。也就是说，使三千年来的旧中国改变面貌。”“每个人都要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而特别要在工作和学习中培养自豪感。”走向不惑之年的郭根，内心的快乐、期待、自豪溢于言表。
但此时的郭根却遇到了“择业”的困扰。是留在报社做报人呢？还是去大学做一个文学专业教授？他久拖难决，不断“跳槽”。1949年，他在刚创办的人民日报社工作，不久上海《文汇报》复刊，他应邀前往担任副总编。1952年，他应山东大学华岗校长之约，赴该校中文系任副教授，并兼任《文史哲》编辑。1954年，他再回北京，在人民出版社任编辑。1955年，受山西师范学院院长梁园东邀请，他到中文系任教。1956年，上海《文汇报》再度复刊，他又去接任副总编，并同报社接线员顾景梅结婚。1957年，他再回山西师范学院（后为山西大学）在中文系任副教授，直到去世。郭根拥有的多方面的才华、建树，反而成为他选择“岗位”的负担，也妨碍了他在专业方向上的探索、精进。
尽管漂泊不定，郭根依然写下了一些文学评论，如《文汇报》1956年发表的《读〈平原烈火〉》、《山西日报》1963年发表的《喜读〈侦察兵〉的报告》等。还有两本著作：1950年在《文汇报》连载历史大众读物《百年史话》，1951年由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共印30版，发行60余万册；195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与人合著的 《云岗散记》。
1975年，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被选拔、推荐上了山西大学中文系。在这个时期，我喜欢上了文学与写作，并在县、地区的报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初上大学，我的关注有两个“兴奋点”：一是藏书丰富逐渐开放的学校图书馆，二是中文系当作宝贝和招牌的几位老先生。那时系里学生少、教师多，而集体劳动、学习又格外稠。我逐渐认识、熟悉了姚奠中、姚青苗、马作楫、李西成、高捷等老先生，他们都给我们授课。几位老先生中，郭老师显得有点与众不同，他不仅学历最高，而且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穿着讲究，他那时只有60多岁，跟老先生们不大来往，显得有点孤单、沉闷。老先生们有时会拿他开开玩笑，他只是憨憨一笑。
郭老师是晋北定襄人，我是原平人，两县相邻，包括忻州被称为“忻定原”，是晋北的“重镇”。郭老师给我们讲授的是“茅盾与他的小说创作”，记得是选修课。我在课上课下请教过他，包括关于茅盾的问题、关于小说创作的问题，他都作了详细解答。他把我当老乡看，对我有偏爱。他邀请我到他家里玩，去看他新买的黑白电视。精干的师母顾景梅总是把家里收拾得整洁舒适。郭老师始终是那样真诚、热情，表达却有点简单、笨拙。看着老先生朴实的、讷讷的样子，我心里总是涌动着温暖、感动。
1978年，我毕业留校，系里分配我到现当代教研室，跟郭老师、高捷老师成为师生式的同事，跟郭老师的交往就更多了些，教研室每周五下午是例会，老先生们可以不参加这样的例会，而郭老师却常常到会。这一时期，郭老师在 《山西大学学报》发表了论文《知识分子弱点的暴露——对茅盾〈蚀〉的体会》，我感觉他在解剖人物时也在反思自己，认为小说表现的是“变革现实的要求和个人灵魂之间深深的矛盾”。此后，他一连完成了数篇关于邵飘萍的长文，有《以身殉报的邵飘萍先生》、《邵飘萍论新闻采访》、《关于邵飘萍》（郭汾阳整理），追溯了邵飘萍一生特别是办报的非凡经历与功绩，总结了邵飘萍新闻采访的宝贵经验和具体方法，概述了邵飘萍作为著名报人的独特性格、现代观念和卓越人格，称邵飘萍是“我国早期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也是20年代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活动家”。两位无缘相见的翁婿，在心灵、精神、人格上却是息息相通的。
20世纪70年代初，郭根（左二）与山西大学同事在昔阳县贾家庄劳动
1981年冬天，郭根先生因患癌症去世，同代人姚奠中、姚青苗用挽联表达了他们对郭根先生的深切理解与缅怀。我曾去病房看望，后到吊唁厅送别。此前我受系里的安排，到校档案室去查阅资料，为郭老师写一份简历，翻动着厚厚一摞残破、脆黄的纸张，我一点点知晓了郭老师的履历、故事、细节…… 曾暗下决心，将来写一篇关于郭老师的文章。40余年过去，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终于完成了夙愿。为纪念抗战，也为告慰先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