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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他为“当世第一流诗僧”；王闿运称其“近代方外之工吟咏者”，当推他为巨擘；钱仲联《近代诗钞》著录僧侣诗人仅两家，他为其一；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论他的诗，具有“额外”“别派”之面目与成就。他就是清末民初同时在佛教界与诗坛享有盛名的“八指头陀”释敬安。诗僧敬安满怀赤子之心，把“僧”与“诗”都做到了极致。

释敬安

释敬安致陈三立信札手迹

1919 年由杨度编印的《八指头陀诗集》

洞庭波送一僧来

八指头陀，法名释敬安，湖南湘潭人，生于清咸丰元年辛亥腊月初三（1852年1月23日），字寄禅，俗姓黄，名读山。他自称“为山谷老人（宋代文学家黄庭坚）远孙”。在其《自述》中，亦云：“先世为山谷老人裔孙，宋时由江西迁茶陵，明末由茶陵迁湘潭之古潭。”二十七岁行脚，因于阿育王寺佛舍利塔前礼拜，燃左手二指供佛，自此号为“八指头陀”。

敬安之先世数代，皆为农户。父母育有四女三男，读山为次子。七岁丧母，诸姊已嫁，常寄食邻家。十二岁丧父，辍学为人牧牛，任童仆，受尽折磨凌辱，竟至昏死数次。嗣后兄亡，唯与弟相依为命。“一日，见篱间白桃花忽为风雨摧败，不觉失声大哭，因慨然动出尘想”，遂于同治七年（1868）往湘阴法华寺出家，法名敬安。

同治八年（1869）春，敬安来到衡阳岐山仁瑞寺。正是在这里，他与诗歌结下了一生的因缘。寺中维那（注：佛寺中的一种僧职）名精一，参禅学佛之余，甚好作诗。敬安诧怪其“不究本分，而学世谛文字”，精一却嘲笑他说：“汝灰头土面，只合参枯木禅，焉知慧业丈人别有怀抱也！”这让他模糊感到，禅与诗之间大有关系在。同治十年（1871），敬安去巴陵探视舅父，登岳阳楼，眺望波涛浩淼，脱口而出“洞庭波送一僧来”。这是他平生的第一句诗，归来后曾告诉郭嵩焘的从侄郭菊荪，郭氏大为叹赏，以为“于诗殆有夙根”，乃授以《唐诗三百首》。这便是敬安学诗的发端。

经过岐山五年的修习磨炼，1875年起，敬安开始了长达10年的漫游，足迹踏遍武汉、镇江、苏州、常州、杭州、宁波。他把这种游历称为“行吟”，每到一处，多与郡县文人、寺庵僧流结社吟唱。短短数年内，敬安在诗坛初露头角，声名渐起。

光绪十年（1884）秋，33岁的敬安回到湖南。在长沙，他与陈三立等名士相识，常茶集、诗会于上林寺、麓山寺。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湖湘诗坛泰斗王闿运遍邀在湘耆旧名士，雅集于风景秀丽的碧浪湖，新开碧浪吟社。与会者数十人，推王闿运为社长，极一时人文之盛。以后十数年间，不定期有碧浪湖诗会。正是在这种雅集机缘中，敬安结识了一大批文苑名流、政界显宦，并以其诗歌天赋与热诚豪爽的个性得到他们的认可与接纳。

以身殉教法源寺

1889年起，敬安先后主持衡阳大罗汉寺、南岳上封寺、衡山大善寺等六大丛林，逐渐建立起在佛教界的崇高声望。湖南巡抚吴大澂十分礼重敬安，敬安也正是在地方官府的支持下，努力收复寺产，整顿规制，修缮庙宇，又开堂说法，接引学人，遂使这些丛林香火接续，面貌次第一新。

光绪二十八年（1902），51岁的敬安应众僧之请，主持浙江宁波名刹天童寺。自晚清以降，经太平天国打击，佛教受祸甚剧，加之新旧之学交锋，张之洞代表洋务派，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提出“庙产兴学”，即没收寺产兴办学堂，全国各地时有寺产争夺的事件发生，对佛教生存造成严重威胁。光绪三十四年（1908），敬安在宁波创办僧教育会，把宁波府各县的僧教育会组织起来，敬安出任会长。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区域性佛教组织。同时办起了僧众小学、国民小学。一则改革佛门传统授学方式，培养僧众人才；一则调和矛盾，顺应潮流，以资助国民教育。其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国之有僧学，实始此也。”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南方诸省先后响应，江浙均告光复。敬安处此大变局中，认为“民主政治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精神，我佛弘旨，最为适宜，政教并进，斯其时矣。”于是来到上海，“联合十七布政司旧辖地僧侣”，倡议筹建全国性佛教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并携总会章程大纲赴南京，谒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翌年即民国元年，孙中山对佛教总会的大纲作了覆函，表示赞同，并交教育部备案。四月，各地佛教人士聚集于上海留云寺，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本部设在上海静安寺，机关设在北京法源寺，敬安被推举为首任会长。

当时，湖南宝庆又起攘夺僧产、销毁佛像的事件，汹汹难以平息，当地僧侣联名上书内务部要求回复，并央请敬安出面调停。作为总会会长，责任与使命皆不容坐视，存亡攸关，迫在眉睫，决计亲自北上请愿，据理抗争。未料至京后，与官方交涉未果，郁愤填膺，身心交瘁，一代僧界领袖，圆寂于北京法源寺，以身殉教。

诗中弥漫赤子心

敬安一生爱诗如命，他的文学天赋，也鲜明而集中地表现于诗歌，吟诗四十年，存诗近二千首。敬安诗作贵在真情弥满，全无世俗所谓出家人的超脱红尘、绝灭情识。其法嗣太虚和尚赞誉他是“血性人”，老友俞明震肯定他“不因禅定便无情”，他也曾自白：“我学佛者非真无情人也”。一个“情”字，庶几可概括敬安诗歌的精神内质。

敬安对祖国满怀赤子之情。“逃空那得空王法，尽有哀时泪未收”（《残腊登扫叶楼》）。这种“声声欲唤国魂醒”的强烈情感，是敬安诗作的突出特征。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八国联军从天津进犯北京，城市乡村变成一片废墟，不啻旷劫，敬安痛愤不已：“强邻何太酷，涂炭我生灵。北地嗟成赤，西山惨不青。陵园今牧马，宫殿只飞萤。太息芦沟水，惟余战血腥。”（《赠吴渔川太守六首》之三）

翌年秋，李鸿章代表清廷和西方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消息传开，举国震惊。其时敬安在长沙，因为旧友谪宦，寄诗相慰，国事人情，两相煎心，他在诗中叹道：“天上玉楼传诏夜，人间金币议和年。哀时哭友无穷泪，夜雨江南应未眠。”在戊戌变法前后，“忧国”二字，频频入诗，“时事已如此，神州将陆沉。宁堪忧国泪，忽上道人襟。”（《感事呈叶吏部》）

面对饱受强邻侵略，积弱积贫的局势，他不仅忧愁悲痛，还有金刚怒目，振臂疾呼的时刻：“茫茫沧海正横流，衔石难填精卫愁。谁谓孤云意无着，国仇未报老僧羞。”（《感事二十一截句》）并清醒认识到：“法运都随国运转，一般同受外魔欺。”要真正信教弘教，必须邦国富强，护教必先卫国。

他直斥当朝官僚，“烟尘方澒（hòng）洞，朝士半偷生。”（《赠吴渔川太守》）“伤心蒿目此何世，尝胆卧薪宁有人？商女琵琶还度曲，王孙芳草尚迷春。”（《与友人游张园感而有作》）好善嫉恶的性格，铸就他诗中怒目金刚的形象。

敬安对于百姓苦难有着深切的悲悯之情。将佛门广大之慈悲度生之理念，与“穷年忧黎元”的悯世襟怀相融合，遂使其诗歌具有“诗史”之价值。“我不愿成佛，亦不乐生天”，但望“大众尽温饱，俱登仁寿筵”（《古诗八首》），对众生疾苦，他感同身受。

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在郑州附近决口，致使千百万人受灾，流离失所。敬安哀民生之多艰，怒朝政之腐败，写下了《郑州河决歌》，“舍身愿入黄流中，抗涛速使河成功”。

1906年，江淮一带洪水泛滥成灾，饥荒接踵，死者无数，诗人听徐州友人细说详情，哀恸无已，作五古《江北水灾》：“……掘草草无根，剥树树无皮。饥啮衣中棉，棉尽寒无衣。冻饿死路隅，无人收其尸。伤心那忍见，人瘦狗独肥。哀哉江北民，何辜罹此灾。”

甲午战后，华夏兵连祸结，大地满目疮痍，敬安在诗中为百姓发出呻吟。“骷髅忽起作人语，为我附书与爷娘”，“儿今已与新鬼邻，儿妇休为故夫哭”，“梦中不遇复何伤，念君新婚别故乡。别时十四今四十，欲寄寒衣知短长？”

他因那些出生入死的士卒待遇凄凉而感到愤怒与悲哀。他曾结识参加中日甲午之战被俘而放归的伤残军人胡志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军侵占威海卫，胡氏为左宗棠旧部，在牛庄之役中，与日军作殊死搏斗，背负营主尸体，力杀数贼，中炮折足，身残被俘，三年后始还。敬安为之泣下，一则因其勇毅的英豪壮举，“折足将军勇且豪，牛庄一战阵云高。前军已报元戎死，犹自单刀越贼濠。”一则因其凄凉无助的晚境：“弹铗归来旧业空，只留茅屋惹秋风。凄凉莫问军中事，身满枪伤无战功。”（《书胡志学守戍牛庄战事后五绝句》）写实纪事，有如杜甫之《无家别》，卢纶之《逢病军人》。

敬安对自己的参学师岐山仁瑞寺恒志和尚终生都充满了感激和敬慕的情怀。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他从吴越漫游归来，得知恒志老和尚已经圆寂，遂专程前往衡阳礼塔，赋诗致哀：“秋风一萧瑟，落叶满秋林。碧藓侵阶长，青松覆塔荫。空闻遗教偈，谁识不传心？独礼虚堂月，无言泪满襟。”

出世为僧，云游四方，敬安也并没有割绝亲情友情以及对乡土人情的眷恋。他以诗人的笔触写下幼年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人间火宅不可住，我生不辰泪如雨。母死我年方七岁，我弟当时犹哺乳。抚棺寻母哭失声，我父以言相慰抚。道母已逝犹有父，有父自能为汝怙。那堪一旦父亦逝，惟弟与我共荒宇。悠悠悲恨久难伸，搔首问天天不语。……”十余年后他云游吴越，碰上清明节，他想起应该为父母上坟的事：“最苦清明三月天，怀乡心事倍凄然。不知故里双亲墓，又是何人挂纸钱？”敬安出家时，胞弟黄子成尚幼，身在佛门，不可能携弟同居，便屡番托请友人给予照拂。光绪丙午（1906），他住天童寺，弟在南京，“幼孤早废读，贫无薄田耕。饥驱走四方，久客困金陵。衣食恒不给，冻饿迫颓龄。其妻病已殁，暴骸于榛荆。遗下两男女，嗷嗷犹待乳。”为此他以诗代简，分别请求江宁盐道朱鞠尊、江南陆师学堂监督俞明震二位老友惠以升斗，以疗其饥。又附书李瑞清，托其恤孤。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文学创作原则。千百年来，贴近民众、贴近生活、倾注爱心、传达真情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奏响了我国文学史的最强音。诗僧敬安作为这种文学创作原则的践行者，必将在文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