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人物小传袁劲梅美国克瑞顿大学哲学教授，作家。美国哲学协会 “亚洲哲学和亚洲哲学家委员会”委员。

自今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后，关于学术诚信、科研诚信的话题，再次引发了大众关注。

河北科技大学发布韩春雨团队撤稿论文的调查和处理结果；某大学80多名学生因抄袭结课作业而被要求重修；教育部部署严厉打击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

在美国克瑞顿大学终身教授袁劲梅看来，无论在哪个时代，不抄袭、不撒谎、不编造数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都是做学问的基本要求，是不言而喻的常识。“做学问就不是件热闹的事。不精、不准，那是没办法把学问做好的。”

在任何时代，抄袭都不是好事

解放周末：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您怎么判定论文的抄袭与否？

袁劲梅：“抄袭”的判定，不是由某个教授个人定义的。如果校规明确定义，文章有7%以上的雷同就叫抄袭，那么无论师生都得遵守。

抄袭在学术领域是一条不可触碰的“高压线”。线画在那儿，既保护第一作者的权益，也鼓励后人的创新思维，知识体系里的成果才能安全积累、合理增长。“抄袭”和采人家树上的苹果不付钱一样，是个道德问题，这点大家都很清楚。

解放周末：中国有句老话“天下文章一大抄”，似乎传统习俗里没把抄袭当回事？

袁劲梅：如果把汉字作为书法艺术来练习，或把抄写他人文章当作语文练习，那这句“一大抄”的话是很有中国特色的。练书法可以这样学，但是它不应该被拿到现代大学或学术领域来当作合理的信条。如果在科研领域用这句话来当抄袭借口，我只能坚决反对。

第一，这违反知识产权法。第二，就算老话说了“天下文章一大抄”，它也没说抄了可以不给注释吧。写论文，不是说不可以引用他人，而是说文章中只要有三句以上的话是用了人家的，就不可以不打引号。长段的引用，可以用论文所要求的“段落引言”式（如比正文退缩两格），并注明出处。

在任何时代，抄袭都不是好事儿。中国文人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也不支持“抄袭分子”。相反，看看中国人的考据学，为古人经典里的一个字、一个地名，文人们能争得面红耳赤。清朝的丁酉科场案，考生反对作弊能到文庙去哭庙，七个涉案考官立斩，用这么狠的招儿反作弊也是中国人做的。可见，中国文人并没有剽窃的传统。

解放周末：这么说，“抄袭”成风是一种“现代病”？

袁劲梅：现代人要自己负责，不要赖到古人头上。我看，这病因与网络技术有关，根子却在道德上，在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上。现代网络发展快，技术上使抄袭成了手一伸就能拿到的快餐，而知识产权法还没完善。在这个阶段，技术问题导致了一个最直接的道德问题：人家树上的苹果就在眼前，我偷不偷？

如果一个人不读原著，看一些网上第三手的书评、简介，就宣称“书读完了，懂了”，他可以到茶馆去跟人说故事、侃大山，算是一种网络时代的新生活方式。但是，如果他拿偷来的苹果，跑到大学里去换成绩，换项目基金，换学术职称，那就践踏了道德底线，沦落成骗子了。他自己要负责任；认可他的成绩，给了他基金、职称的社会环境也要负责任。

解放周末：治学是一件极其严谨的事，唯有心怀敬畏，才是我们在学问面前所适宜和应有的态度。

袁劲梅：是的。做学问是一点一点地积累，是在他人工作的基础上，拨开前面让人看不清楚的杂草，细细地分析；是用理性考问自己、考问先人；然后，再向前小心翼翼地放一块小小的新石头，让后人踩着，不摔下来。在论文中仔细注明出处，既是对他人劳动的尊重，也让后面的人清楚来源，少走弯路，可以在你的基础上去建立他自己的发现。

解放周末：还有哪些是您认为的做学问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袁劲梅：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时代，不抄袭、不撒谎、不编造数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些都是做学问的基本要求，各门学科、各所学校都会把它写成规则，列在那里。它是不言而喻的，是常识。如果这些都成了需要讨论的问题，那这个学术环境本身就不正常了。

写论文不可能像机器吐元件，一直往外吐

解放周末：人们常说，孩子出问题，父母要负责；同理，学生出了问题，老师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抄袭、造假的问题上，是否有些老师做了反面榜样？

袁劲梅：就我所接触的，不论中国还是美国，都有一大批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好老师。如果想当大官、发大财，一般也不会选择做学问、当老师这条路。

但确实也有一些现象让我困惑。譬如，有一份医学方面的权威杂志，曾宣布撤下107篇已发表的论文。这些论文的作者差不多全是中国的科学家。这家杂志在撤销通知中说：“经过彻底调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论文的盲审程序有买通行为。”这事涉及524人，让同为中国人的我感到很难为情。

还有一个现象，也让我困惑：我们会不时收到一些国内学者要到我们学校做访问学者的申请，有一个人的简历中写着：一两年里发表了100多篇论文。还有的教授，年纪没到100岁，却已经发表了上千篇论文。这不太符合科学规律吧？论文能写得比打油诗还快？怎么写出来的？我不明白。

解放周末：这种论文“高产”现象，可能和高校现在普遍采用的量化考核机制有关。

袁劲梅：如果这样，那就不能光批评一年写出100篇论文的教授了。制定出这种“数字越大越好”的机制的人，也要负责任。制定这种只看数字说话的人，一定不懂：学科和学科不一样，专业和专业不一样，怎么能用一个数字来划平？绝大多数学科，教授们写学术论文是不可能批量生产，像机器吐元件一样一直往外吐的。用量化考核，一定得找到不同学科最合理的不同中间值。管理教育和科研本身也是科学。量化考核所用的中间值的确定，是智慧选择，不是机械选择。不要自己逼自己去撒谎骗自己。

解放周末：美国高校对教授发表论文有数量上的要求吗？

袁劲梅：据我所知，这种要求会因为大学和学科的特点不同而不同。有些大学或学科是科研型的，教授科研时间多一些，那会对论文发表量的要求高一些。有些大学是偏重教育型的，教授教课时间多一些，那会对论文发表量的要求少一些。

有些学科，并不强求教授每年发表很多篇文章，而是看发表文章的质量。如果是一篇质量非常高的文章，那一年一篇就够了。

但所有的大学和学科对抄袭的处罚都是非常严格的。美国大学的教授，有两件事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一是抄袭，二是对学生性骚扰。涉及其中的任何一项，除被追究法律责任，还一定会被学校劝辞或解雇。而被一所大学解雇的教授，是很难在另一所大学谋到教职的。

当然，如果新入高校任教的教授连续三年没有发表一篇论文，学校一般会发信提醒，请他拼命赶上或考虑另找工作；如果连续六年没有发表论文，他的终身教授资格的评定就不能通过。

总之，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对教授有发表论文的要求是对的，但不能把这个量化的指标定得太高，或者把它作为唯一的指标。因为，大学又是培养学生的地方，量化的指标定得太高，教授忙于应付论文，哪还有精力教学生？

制定量化标准的人一定要很懂得做学问的规律，如果为了快速提升学校的名望而做拔苗助长、急功近利的事，反而会降低学校的美誉度。

理想主义不是贬义词，也永远不应该是贬义词

解放周末：曾有一位师范大学的教授给自己即将离校的学生赠言：“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您听说过这件事吗？

袁劲梅：没有，但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是很可悲的，成功人生的标准被一律兑换成了某个货币值，生命的五颜六色没了。

大学发展得太快了，一些不该成为老师的人也成了老师。当然，也不能全怪老师，当一个社会把好坏标准替换成金钱多少时，很容易有老师守不住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如果我们把大学当成企业来办，学生不就变成产品了？老师希望产品卖得越贵越好，这就是大学企业化的结果。

我想说的是，千万不要相信那种无所谓对错、只以成败论英雄的理论。任何功利都是暂时的。正如加缪所说：“如果没有更高的价值观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就只能把效率当作目的来追求。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称作是真或是假，是好还是坏，我们的原则就变成了显耀我们自己如何最有效率或最有力量。那么，世界就不再是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而是分为主子和奴隶。”

解放周末：如您刚刚提到的，您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是什么？

袁劲梅：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家。一位镇守边疆的官员请见孔子，见完出来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意思是，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上天将以孔夫子为圣人来号令天下。木铎是木舌的铜铃，古代天子发布政令时摇它以召集听众。人们把孔子比作木铎，是赋予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个宏大的使命，那就是后来学者文人常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自己赋予自己的使命，也是中国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期待。

解放周末：这是一种很高的期待，没有哪个知识分子可以凭一己之力完成这个宏大的任务。

袁劲梅：哪一朝哪一代都有无数个知识分子要面对的问题，没有哪一个圣人能开出一个万能的方子，解决所有问题。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能自负这样的使命，激励自己，应该看作是一种对理想的坚持。这个理想旨在保护人性中的善，对付人性中的恶，只要人类社会存在，这个工作就不会成为一个完成时。而没有这种坚持，就是自动给“恶”让出了地盘。

解放周末：这份使命感是否也是您的自我期许，让您在学术之路上有所追求、有所坚守？

袁劲梅：对大多数学者来讲，写出一篇博士论文，这只是学会了在这一学科做学问的方法，谈不上是建树，只是得了一张可以在这个领域做学问的通行证，可以上路自己走了。几十年后回头看，我最想和他人分享的心得仍旧是理想和坚持。对理想的坚持，是对价值观和良知的坚持，而有理想是一种对得起明天的坚持。

解放周末：有没有人说过您是个理想主义者，或者认为您在大学这座象牙塔里待久了，不了解现实社会？

袁劲梅：有，但我非常不认同。说这话的人或者并不了解我，或者过分信奉动物社会的“丛林法则”，没搞清人和动物的不同。

理想主义不是贬义词，也永远不应该是贬义词。学校和老师天生就应该把最好的理论、最好的设计、最美的艺术……教给学生，这是大学的本性。有一次，一位从军队退役的士兵学生非常认真地对我说：“学校不是真的世界，但我怎么这么喜欢它呢？”我对他说：“学校是真的世界，不过是真的理想世界，学校就应该把最好的社会设计呈现给你们看。等你们从学校毕业了，你们有一辈子的时间去体验人间世态。如果你们发现，外面的社会现实和学校的理想世界有差距，那你们也知道好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由此可以努力去把不好的现实往理想的方向改造。”如果把“理想”从校园生活中拿走了，改成用社会上的种种机巧来教学生，学生上大学，就跟进市场一样，那实际上就是把“希望”拿走了，把社会的明天拿走了。

说我是象牙塔里的人，不了解现实社会，那是把我的智商看太低了。我知道我的无知和能力有限。但是，认识丑恶、欺骗、腐败、权术，并不需要超越我认知能力的智商。不跳进泥塘，不等于不知道泥塘的存在。拒绝跳进泥塘，是因为知道人能找到比泥塘美好的地方。

好老师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好传统要靠好老师传递下去

解放周末：您的父亲袁传宓是我国著名的鱼类学家和动物学家，他当年保护长江刀鱼的故事令人感佩。父亲的言传身教给了您怎样的生命底色？

袁劲梅：我父母那一代学者，小时候上过私塾，少年时期恰逢战乱，大学受的又是西洋式教育。他们经历了破和立、新和旧，常常处于矛盾之中，面临种种考验，但他们简单纯真，不改信念，虽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但至少做到了为自己立命、为子女立心。

父母给我的最主要的影响，就是他们对学者使命的那种坚持。他们没有逼着我读书，也没有给我报过什么辅导班，但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看到了什么叫自省自知，什么叫尊重事实。

解放周末：如今追忆父母，最刻骨铭心的一幕是什么？

袁劲梅：父母去世后，我打开一个以前妈妈不许我们动的抽屉，发现里面藏着个大纸袋。纸袋里是我和弟弟从小学起写的所有检讨书。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跟小朋友打架、跟弟弟抢糖之类。看着这些检讨书，我耳边响起了妈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吾日三省吾身”；眼前浮现出我四五岁时捡到一个橘子，爸爸背着我走了很多路，把橘子交给警察的情景。

亚里士多德说，德行不是天生的，是精心养成的习惯。小时候养成这种或那种习惯，看起来没有很大的区别，但长大了，这些习惯就造成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很大的区别，或造成全部的区别。”虽然我以前不喜欢写检讨，现在也不会叫我的孩子写检讨，但当我看着那包档案时，我想：原来我就是这么长大的。对与错、好与坏之间，是有一条很清楚的线的。父母教我看清楚了这条线。

解放周末：父母亲之外，您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老师？他们给了您什么样的影响？

袁劲梅：我的运气很好，碰到很多好老师。

我在国内读大学时，有位英语老师每个暑假给我们补课，我们除了每天给他买一瓶汽水，他没收任何报酬。我做硕士论文答辩时，其他老师都通过了，只有一位老师不同意。他说，你的资料很丰富，但你的资料证明了一个错误的论题。我那时不会做学问，以为把很多材料“堆”得很美就是做学问了。老师的那句话让我想了好几年。

我读博士的时候，导师之一科比博士是符号逻辑之父、现代计算机语言奠基人之一。他和维特根斯坦两人分别从符号和语言的角度，把罗素的《数学原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一次，我问科比博士：“您为什么这么聪明？”他回答：“我很幸运，我碰到了许多20世纪初最好的老师。”好老师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成就一代代学人，好的传统要靠好老师传递下去。我当时就想，等我自己成了老师，我希望我能做得像个老师。

解放周末：好老师的一个共同点是有一颗甘于寂寞的心，所谓“深深水静静流”。

袁劲梅：做学问就不是一件热闹的事。越到后面，一个学者所能做的必然是很细微、很专业的研究，或者成为团队中的一员。做学问不是搞创作，可以虚构；不精、不准，那是没办法把学问做好的。

我的好朋友余纪元是著名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专家。他生前有一次对我说，他一直不敢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因为逻辑不是他的专长。我则说：“逻辑是我的专长，但除了逻辑，亚里士多德其他的学说，我都不敢轻举妄动。”看纪元做学问，让我不得不说有一种哲学的平静叫作“勇敢”。纪元去世前几个月，已是癌症晚期。他看到我在给学生作的演讲稿子中引用了一段柏拉图讨论美的话。他说：“柏拉图说的并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你不能这样用。”这不是一件大事，但只有做学问的人，才会这么细致认真。我赶紧把这段引言拿掉了。而他自己给学生上课一直上到去世前四天。他的最后遗憾是“没能把这学期上完”。

在纪元病重期间，我和他讨论生命的意义。我说：“我觉得，人在天地之间，太渺小，有生命是一种偶然。有死亡在，生命没有意义。”他说：“你不能这么说。对有些人来讲，也许生命的意义就是和癌细胞作斗争。”

现在，想到纪元这位优秀老师对生命的定义，我得说：他是对的。如果生命美好，那平静地站在邪恶面前，不退让，这是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