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交配的媒介吸引力（attraction véhiculaire）在被科技物件所取代前，产生了恋动物癖（zoophilie），这就如另一种类型的异性恋。马特别地被古希腊军司令视同为神，甚至庄严地迎娶之。作为能量的储存所、战斗速度的泉源，且恋动物癖崇拜更是喜欢提出杂种动物的图像。公牛长上翅膀或有狮子身体与人类脑袋的狮身人面兽（Sphinx）：稍后，它们又被加上翅膀与女性化呈现。

在底比斯（Thèbes），狮身人面兽是某种藏匿知识的持有者，它向路上的人（路过者与旅客）招呼且提出令人担心的谜题，答得不好即令不幸者被粗暴地消灭、杀戮。人面狮身兽向伊底帕斯所提出的谜题是关于移动于时间中的奇怪存有，且正是被存有所使用的技术多样性构成了质问的基底，也正是这个多样性将反向地来从其他动物中确定出人类。

（新陈代谢的）媒介物（véhicule）在此被如同运动之谜而被给予。对此谜题给出坏答案则由掠食性动物加以制裁，后者是一种恋动物癖的混合，其强有力的身体隐匿杀人的能量于和谐、柔软且通常是温和外表之下，就如大型猫科动物将自己的能量隐匿于不可预知的放松之下。

恋动物癖及其杂种预示了恋科技癖及其混合。福特（Ford）针对美国经济的社会计划早已宣告生产技术、被制造的产品及其实体性（corporéité）本身、工作者—消费者形象等等之间正在实现的协同作用，一切都由且都在不可切分的速度中统一。然而，在李斯特的那句话中，浪漫激情的运动穿越了能量的增添与爱意交流的加速，意味了一种介于新陈代谢与技术间的竞争（而较不是一种对立或联盟），一种过渡仪式及仪式数目的绝对增殖，其不利于身体本身及其在世上的存在。

接替或对立于致命的男人（战士），致命的女人很少是一个美女，而且还要更糟。司汤达如此记下关于他所爱恋的安吉拉·皮耶特拉格吕阿（Angela Pietragrua）：“我不知是什么使她跑来向我说……她的朋友中的某几位告诉她说，她使人害怕。此言属实……这似乎是一个取得了美貌的极优越存有，因为这个伪装对她比任何人都要适合，且以她穿透人心的双眸读取你灵魂的深处……”

著名高级妓女通常极朴实无华的肉体令人印象深刻，这对比于其所提供的华饰，诱惑武器的动态光芒。这里再次地，生理的认同消失于科技增殖的引诱之后，许多女人持续不断地运用她们的功能直到某个高龄（某些可以到七十甚至八十岁），仍一直从中获得报酬。如果看见她们之一爬上国家阶层的顶端也非罕事，而且反之，高位的女人与从事社会活动的女人互相较量着，致力于真正的马拉松赛、在性旅途中照料过客的速度记录、令她们认为与男人（君主或古希腊军司令）并驾齐驱的极高的效率。再次地，过渡仪式的加速隐含着时空性行为特质（一种领土宽窄的呈现），且seducere并不能被化约为性交易，就如古希腊军司令或征服者的行为不能相较于如克劳塞维兹（Clausewitz）所以为的“人类商业”一样。

弗雷德里克二世（Frédéric Ⅱ）说“胜利就是前进”，亚历山大大帝在匆忙朝前猛冲中，只担心会发现他的穿透力在无定限扩张中的界限，然而驾驶员朝高速跑车或赛车测速马表投下的一瞥就如战士对自身存有的测度，时间令人晕眩地流逝，这个对距离的永恒攻击也产生了不可确定的原初过渡仪式，一种由攻击速度所实现的宇宙概要轮廓。

“爱情在大部分时刻是谋杀的副产品”，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Christie）一再如是说。从塞利纳式（célinesque）人物——其时时展示着在战争中死去孩子或丈夫的遗骨，到处于丧悼之中如同处于某种特权情境中的寡妇，她们足不出户，眼中孕育着无法掩饰的恨意，对仍留在该处的人，对幸存者，特别是他们的子嗣：对“七一号”电报：“如果战败，国家就灭亡了！”希特勒在此电报中决定结合半敌半友者的力量完成对他自己人民的摧毁，消灭他栖息处的最终资源，我们并不处于反对立场，相反，我们对此引诱行为极为狂热，移动于一个绝对命定的世界中，在此不再有任何事物具有意义，既无恶亦无善，既无时间亦无空间，且其他人们所称为成功的也不再可被用为判准。

M.L.F.的妇女最后发展了类似的态度：她们吹嘘着她们以寡妇方式解放……“请将我们从爱情中治愈”是她们的口号之一。她们杀了丈夫、父亲、小孩，且正是在此，这个主题意味深长地在她们身上建立了一致性，堕胎，比如说，具有一种象征性的超越力量，因为它可直接对照到对爱情副产品的谋杀。所有这些在美国重新公开的同性恋诸派别中，取得一种无情的新型社会斗争的最终形式，其朝向权力、影响力或金钱的追逐。

在《驯悍记》中，莎士比亚的粗野军人拒绝为他妻子提供侍女服务，而提议让军队仆从来服务她：我的仆从能照料我的护甲，就也能束紧你的紧身胸衣。由这个荒谬的命令，致命的男人已自认为是其女人的过去：其闪闪发光的背甲，其战斗的华服，这些使战斗形似同性恋式近身搏击之物，即将在高科技战争的开始变得一无是处，甚至成为有害的。在十七世纪法国出现了严格的衣着规矩，提倡男人放弃“漂亮的权利”。然而同一时间，尽管贵族提出异议，制服的穿着成为强迫性的。这个士兵配备的演化很显然地被连接到摧毁方式的演化，连接到武器的飞跃发展与演习的全新型式：军队（troupe）很快将不再是贵族的“剧团”（troupe de théâtre），不再有主角，即使某些军官仍于攻击之时（最终确实被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开舞台）炫耀着“外出服”。由制服特质到不可见性，在一九一四年大战之时，权力当局同意了一项明显的益处，即应放弃让鲜艳颜色进入制服的组成中，且应采用一种中性色彩的服装以降低军队在乡间的可见度。在战争中仅存在配角（figurant），为了构成庞大的数目而聚集起来的配角群集；在太亮眼的茜红色之后，将获选的是地平蓝、土灰、灰绿（grigioverde）与最后，英国军队的卡其色，这种颜色远不只是一种颜色而已……一切的忧虑都不是关于辨认（identification）上的，而是关于瓦解的（désintégration），因为khâki这个词来自印度斯坦语，其意味着尘土的颜色。在市民或军事穿着的一致性中，身体特性的消失将配对着在速度单向性（unidirectionnalité）中身体的消失。美丽权利的放弃正进入一种全新的幻想秩序中。从此以后，策略的范畴延展到不同的消失节奏本身之中。交通工具、军队、底层结构、过度轰炸的城市、整个大陆，再无任何东西自摧毁的规划中逃逸，这是巨大的灯火管制（blackout）……很快地，飞机驾驶员或战车驾驶的服装将只是驾驶舱中的内衣。在二十世纪初，建筑师阿道夫· 路斯（Adolf Loos）写出了宣言性作品《装饰品与罪》（Ornement et crime），在书中他宣告了底下的法律：随着文化的发展，装饰品将消失于日用品中。

他欣喜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他说道，这个时代已不再能发明新的装饰品，“因为草率地制造了装饰品、材料、金钱与人类生活，这正是真正之恶，这是不可袖手旁观的罪，文化的演进就如一支军队的前进，其拥有一大堆落后于队伍之人。我可能活在一九一三年，但我的一个邻居则活在一九〇〇年，另一在一八八〇年……蒂罗尔（Tyrol）上游河谷的农民则活在二十世纪……多幸运的国家啊，既无落后于队伍之人亦无偷农作之人！只有美国才能如此。即使在我们的大城市中，也仍有迟滞之人……”

在二十世纪初，轮到女人逐渐放弃美丽的权利，她们离弃了她们著名的紧身胸衣，当竞赛的军备与军备的竞赛成为社会现象时；女人的解放也解放了技术的诱惑。她可以沉迷于运动纪录，在高速机器中迅速攀升；对她而言，新的胸衣—甲胄，正是飞机或汽车的驾驶座。女人作为谋杀副产品或旅游向量的吸引力一扫而空，挽套被打破了，女性赝像仅作为汽车的配角在高雅竞赛中被使用，这是一种广告式的隐喻，政治或军事的宣传。女人就成为这些古老或异国文化华饰之一，但凭现代男人的意愿而运用或拒绝，而毫无新意，因为，同样由阿道夫· 路斯说道：“他们为其他目标储存或专注他们的发明能力。”

女人的这种消失在工艺物体的命定性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大众语言，极忠实反映了二十世纪初未来主义者之老年精英的法西斯语言，“一块铁或木头的热度从此以后比一个女人的微笑或泪水更能引发激情……我们转换爱伦坡的NERVERMORE成为一种尖锐的欢愉……被断根男人的统治由我们开始，被增殖的男人混入了铁，由电所喂哺……这是为了告诉你我们如何蔑视为了保卫景致的美学而蔑视宣传……伟大的象征主义者热衷于女人的裸体、理想与致命的美女”（马里内蒂［Marinetti］，1910）。

飞行员让–马利·萨热（Jean-Marie Saget）最近在报纸《法国晚报》（France-Soir）的访谈上宣称：“在当时，作为一个试飞员真是飞行于未知之中……然后，现在则有另一挫折，即因为商业竞争之故，不能飞对手企业的飞机，这很可惜。我从未升起一架F15，为此我感到懊悔。反之，公司的飞行员则一切都飞，因为他们必须建立比较……他们享有特权。”在他的“幻象4000”中度假、攀升时，萨热补充一句作为告别：我越过另一边了！

当然，存在一种科技的唐璜主义（donjuanisme），一种取代对后勤妻子剥夺的机械剥夺（enlèvementdes engins）。原初的三位一体完全被改变，关系从此建立于某种男女不分（unisexe，生理识别的确定性遮掩） 与技术向量之间， 随着过渡动力学（dynamique du passage）的增加，与心爱人儿的身体或领土化身体的接触自然地消失。

然而，群众的生产对过渡仪式的整体承担是一种（我们已看到）极其重要的现象，因为可以想及，模仿哈伽欧的句子说，科技文明整体只被运用于生命安置在位移中的固着。“Mobilis inmobili”， 动态中的动态，《鹦鹉螺》科学杂志（Nautilus）的箴言位于下列这句话之前：你不具有速度，你就是速度。在对进步的追寻中，展示了某种东西，其可能不再是不连续的，一种对介于自然与文化、乌托邦与现实间差异与区别的最终废除，因为透过使过渡仪式成为连续现象，科技已使感官的混乱成为永恒的状态；意识生活至此成为摆荡式的旅游，其只具有如同绝对极点的出生与死亡，且是宗教与哲学的终结。

科学实际上制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其成员全成为睡眠者，活在幻象的日子里，且很自然地活在全然和平与核武震慑状态之间的安适中。这种震慑状态本身的发展依据的是工程师极其珍视的最少行动原则：根据力量效果的最佳分配曲线，其保证平衡与避免意外，整个世界悬于一道最终操作的门槛上，对人而言，其实际上实现了可比拟于终极命定论之创世纪仪式的过渡仪式。

当二十世纪初，斯宾格勒（Spengler）预示了“科学回归到其心理的成分与浮士德式文明的全新废墟中：其残骸四处散落，被遗忘的铁道、大型客轮，就如罗马古道或中国长城般陈旧不堪……”他不认为这些最近或古老的废墟全是速度的恶灵（larves），是西方朝向技术彼世（au-delà technique）的计划（projet）或投射（projection）之唯一且不可抗拒的废弃草图。其最终与古代宗教的彼世同样神秘，而且还正视他们的特效助力（伟大的自然过程）。“当此可行时，就已被超越了！”如是，西方的吊诡（关于这点过去的思考并不足够），且其在最后一次大战时，当蒙巴顿爵爷（Lord Mountbatten）率领英国武器材料研究时，成为他的箴言。在此涉及的是由敌对国家制造出来、不同战争器械间的竞争或竞赛。如果某一器械可行，它将很快不再是对手的“惊奇”且失去其效力，亦即失去意外的支配性品质。然而就如往常般，在技术领域中，战争是最佳的典范，器械（由于其被公之于世）不再属于失神（不在）……的那部分，它运作，然而，就在它运作那瞬间，它不再属于它所来自的部分，它被超越了，由此产生速度纪录之必要；正是纪录将科技器械拉向无止境的想象中，因为没有人能知道超高速度的限制。

今日，科技器械的神秘有再次显露的倾向，从此它不再作为可被欲求或拒绝的消费物品而被领会，而是构成一种超出历史之外、近乎地理性的奇怪的成串伴随理论，一种（大写）我的再现游戏，其近乎梦幻的幽微光芒……速度的这种妄想式欢愉超越了梦想的无限性（马里内蒂）。

约一九○○年时，罗沙（Rochas）上校，前综合工科学校的行政主管，想以其催眠下所吐出的奇特语汇来论证“催眠下的受试者越过先前人类的经验足迹，不太费力地上溯时间……”“五○年代挤压汽车俱乐部”（Crushing automobile desfifties）成员们致力于类似的活动，但在这里灵媒不再是一个女人，而是五○年代的美国汽车，凯迪拉克、别克、福特、雪佛兰……

“阿尔伯特（Albert）尽最大可能地如同活在五○年代，”一个记者如是写道，“周内，他开一般的汽车上路，然而当他要出他的“贝莱尔”（Bel Air） 时， 他则着五○年代的泰迪男孩装（Teddy boy），他太太与小孩坐上后座，这就如同当年……他自十五岁便梦想得到它。自他一看到，他就想象着其原初的颜色，闪闪发光的蓝色配着稍亮的顶篷，其镀铬零件、前置的火箭马达……‘在晚上，’阿尔伯特补充道，‘我瞧着它，在离开车库前，我拍着挡泥板，我对它说话。你瞧，当我装上它的火箭时，我感到它有此需要。它必须晚上来看，在夜幕已临时分，它振动闪闪发光的时候。一辆车子，它是有感觉的’。”

丹尼尔（Daniel，十六岁，高职机械电子科一年级）这边则向《世界报》（Le Monde）的一位记者宣称关于他所构思的器械：“我要一辆摩托车，一辆大型摩托车，超大型的摩托车，以便到很远之处，到我所想到之处，不管哪里。我将一直骑着永不停下来，当我累时，我想要它来驾驶。我要它的颜色是海洋，配着围绕海鸥的远帆，我想要它闪耀着它所有的灯与它的镀铬零件以同时照亮一切。我要它什么都不消耗，只耗点季节的风，偶尔，我要它跑得极快以便只看到那些讨我欢喜之物……我要装满刻度表，以便它能看着我如同我能看着它……我现在必须告诉你它叫什么：我爱你。”

器械绝对地取代了心爱人儿，“母亲—风景”（mère-paysage）住满了变形的精灵，然而，技术的命定性似乎相比其具人形的草图，拥有一种别样的盲目与可怖，多亏了独一无二的速度，它能给予我们憧憬。被与高速器械一起出售的，甚至不再是旅游的偶然，而是意外所造成的惊奇，在兰吉斯市（Rungis），每个星期六晚上飙车道上数以千计的摩托骑士来寻找的，他们随意绕圈子所等待的，正是这个。多米尼克·皮尼翁（DominiquePignon）在关于阿里斯堡（Harrisburg）的核电厂灾难中指出：“反应炉中的现实就如一切触及原子的现实一样，并不由大众的一字一词而提升好感……最高速的计算机比起现实的程序也是无限缓慢的。由是，在核子环境中，专家知道自己无法由计算机来追随一座失序反应炉中真正发生的事……一旦意外发生，他们就如瞎子般转圈子试图做决定……”

科技人员成为他们所引致的运动的牺牲者；从此，失语症般的，他们在中央监控室的绝对性中，重复着最初的磁性仪式之简化姿势，其中，没有能在没有运动物体的时候弄清运动本身。

从此，这令人联想到哈特拉斯船长（Hatteras），这个儒勒·凡尔纳的英雄（其比那些真正的探险家， 比如挪威人侯阿德· 阿慕德森［Roald Amundsen］或意大利人阿贝托·诺比尔［Umberto Nobile］都早），位于一个不可确认的冥界中，因为其不似任何地方但却也非空无：北极、星际的荒漠。没有什么比空的事物更巨大，培根如是说。寻找、研究、发现，所有伙伴都确然失去，而哈特拉斯船长，这个某种崇高激情的悲情牺牲者，罹患了其精神病医生所谓的极地疯狂，他孤身一人开始了朝向极北的仪式。

“随着他忠实的狗儿（它以一只温柔忧伤的眼睛望着他），哈特拉斯船长每日长时间地漫步着；但他的漫步一成不变地随着确定的方向且在史东村（Sten-Cottage）某个巷道的方向结束。船长一旦走到巷道的尽头，就倒退着再回来。是否有人使他停下来？他指着天空中一个定点……医生很快理解到这个特别固执的动机，他猜测何以这个漫步止于某个固定的方向，且可以说，是在磁力的影响之下。约翰·阿特哈船长一成不变地走向北方。”

 

（《消失的美学》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