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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诗作为中国古诗重要体式之一，探索其发生演变者代不乏人，或长于勾勒流变历程，或重个案分析，兼二者之长，极少臻至史论结合、纲举目张者。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蔡宗齐教授撰写的《汉魏晋五言诗的演变：四种诗歌模式与自我呈现》一书，详细考查了自汉乐府迄阮籍中国五言诗的嬗变历程与演进机制，并据此阶段五言诗主题、形式、文类的演变，总结出四种诗歌模式：戏剧模式、叙述模式、抒情模式及象征模式。作者强调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宏观梳理与微观阐释并举，纲举目张且新见迭出。

汉民间乐府的戏剧模式

已有汉乐府分类多以入乐类别或时代作者为据。该书另辟蹊径，以乐府文本特征为据，将集体口头特征显著者归入民间作品，将个体抒情特质突出者称为文人作品。《江南》的现时性凸显其作为民歌在主题方面的显著特征，且前三句为领唱，后四句重复咏唱系对前三句之回应的合唱，因此，《江南》“出自集体创作和表演”。

《陌上桑》对罗敷的描摹，体现口头文化中的“场景思考”，诗中人物混合、场景转换、对话均体现其戏剧特质，且有明显的现时性特征，系显著的“戏剧式现时性呈现的文本残留”。同时，内容与形式的突然转换及呈现的混合结构，也是表演角色变换与戏剧性增强的表现，加之六种复沓手法集中使用，均表明《陌上桑》具有即兴集体表演特点。另外，无论是史书记载、戏剧史研究，还是人类学家对拉祜纳戏剧性集体民歌表演与狼歌演出场景的探索，均可作为《江南》《陌上桑》存留戏剧性的旁证。

文人乐府缺乏互动的叙事模式

文人乐府系单人表演所作，叙事的双重视角、人物数量减少、戏剧场面剧烈性减弱、时间连贯、线性序列及民歌场景消失，都暗示了“民间乐府模式向文人乐府叙事模式的转变”。

单人叙事集中体现文人对政治、道德与人生的思考，显示乐府主题向内转的趋势，如《长歌行》寄寓超脱尘世；《折杨柳行》突出历史反思，意在言明仕宦生活的危险。结构方面，文人乐府多呈现线性结构，如《饮马长城窟行》虽脱胎于民间乐府（如《陌上桑》），但以线性结构展开。

文人乐府以双重视角见长，如《艳歌何尝行》先用第三人称叙事，后转入第一人称抒发内在体验，作者视之为“从民歌乐府的多重视角向汉代古诗单一视角转变的过渡”。

汉古诗与抒情模式的兴起

作为“标志着从口头表演到书写传统的转变”的《古诗十九首》，由于创作方式的转变，主题、结构与抒情过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主题方面，《古诗十九首》以哀叹人生为主，说话人以弃妇与游子形象言生活苦闷、人生焦虑、生命短暂及相应的解决之道，系东汉末年一群落魄文人的集体认同。如将汉文人乐府与《古诗十九首》相较，虽两者都试图表现个人体验，但是前者以故事投射，后者借场景表达，由于叙事因素减少，抒发的感情更为丰富。在结构方面，《古诗十九首》以外部场景、情感反思二元结构最为引人注目，这是一种综合乐府叙事与《诗经》抒情传统的结构形式，体现了比兴从句法结构类型（作者称为“二元句构”）向诗歌组织结构形式的转变，其意义在于“极大地拓展了诗歌描绘自然和情感表达的范围”。

《古诗十九首》与口头表演疏离，引起的最大变化是“诗歌纹理”的转变，诗歌纹理指向诗中邻近字与非邻近字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古诗十九首》集中体现字词非邻近关系建立的文本回响系统，无论是反问句与连接对句所建构的时间联系，还是隐秘重复、诗眼、隐喻在空间上的对应，都融合了内外世界，增强了诗歌美感，提升了诗歌境界。

曹植诗与抒情模式的发展

作者试图超越曹植诗歌接受史中的传记式批评和艺术形式分析之局限，既注意揭橥曹植如何将经验自我转化为诗性自我，又关注其诗在主题、形式方面的创新。在曹植早期古诗中，他开启了古诗次文类——赠答诗，从而将古诗从公共话语转变为友人交流的半私密话语，还将汉古诗二元结构改造为三重结构（周遭环境、友人处境、安慰劝勉），如此可更好地将个人世界置于赠答之中。在早期拟乐府中，曹植塑造了一个理想自我形象，他承袭民间乐府模式，在《美女篇》《名都篇》《白马篇》中引入新的三重结构（外在背景、人物描摹、内心世界）来塑造美丽佳人、不羁少年与战场英雄，这种“移情观照”是为了塑造“诗人理想的自我形象”。

在后期古诗中，曹植诗在主题上更多体现出内省与哀怜，情感表现也随之内敛化、个人化，如《赠白马王彪》在社交性诗歌中注入强烈的个人独白，以个人生活细节入诗，还将惯用诗歌意象转化为抒发个人感情的载体，意象的重铸“标志着中国诗歌在意象使用上的重大突破”，其自我情感表达的深广度也得以前所未有的拓展。弃妇诗、游子诗中的叙事成分进一步缩减，悲伤情调的蔓延呈现了曹植在曹丕、曹叡当政时期的生活境遇与内心体验。后期乐府诗与前期有别，改造对象从民间乐府转向文人乐府，“将文人乐府转换为个人反思的工具”；在“咏史”类诗歌中，他以个人思绪为中心驾驭各种历史典故，以此来表现其矛盾情感；在咏物诗中，通过所咏之物喻其流放生涯与政治理想；游仙诗也被借用“表达人世追求幻灭的工具”。

阮籍诗歌中的象征模式

由于阮籍诗歌极少指涉外在世界，而是使用特定意象群映射心象，为五言诗史上前所未有的象征模式。因此，作者反对从哲学解剖、隐喻诠释或文类剖析角度论之，而是将诗人矛盾生活实践与诗歌文本中的意象、结构及典故的不确定性相结合，探索阮籍五言诗中所传递的幽深心绪。阮籍对出世避世与礼教道德充满矛盾，折中于儒道与享乐主义之间，奠定了其诗歌中的不确定性。

阮籍《咏怀》中的意象通常与现实场景无涉，他通过四种象征体与抽象化的情感词、时间副词，反复咏叹“人生变易多迁和稍纵即逝这一根本主题”。由于现实指涉削弱，如情感意义得以增强的同时，不确定性、象征性也随之强化。意象与典故的非确定性，造就了诗中“意象和典故的迷宫”与“诗人感情和思想的漩涡”。涉及人生感悟时常用环式结构，作为“诗人把内心世界变作诗歌象征的结构”，并不遵循叙事与抒情的线性发展，且在诗歌结尾大量使用第一人称、情感词与反问句，实际上是诗人情感、思想矛盾冲突的体现。

作为五言诗史上“第一个广泛使用各种典故的人”，阮籍不仅使用文本典故与历史典故，还将二者混合使用，形成文本典故、文本—历史典故、历史典故、历史—文本典故四种典故结构，由此造成一种交错、不确定的互文关系，其根源在于诗人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