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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8月11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发布公告，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各评奖委员会对经过公示的提名作品进行了认真评审，于当日分别投票表决，揭晓了七个奖项的34部（篇）获奖作品。其中，许昌市诗人杜涯的诗集《落日与朝霞》获得诗歌奖，也是我省唯一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作品。8月12日上午，许昌晨报记者在许昌报业大厦对其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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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发布公告，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各评奖委员会对经过公示的提名作品进行了认真评审，于当日分别投票表决，揭晓了七个奖项的34部（篇）获奖作品。其中，许昌市诗人杜涯的诗集《落日与朝霞》获得诗歌奖，也是我省唯一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作品。8月12日上午，许昌晨报记者在许昌报业大厦对其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好，杜老师，首先祝贺您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昨天是怎样获悉消息的？知道获奖的消息后，心情是什么样的？

杜涯：谢谢！很高兴能接受《许昌晨报》的采访。昨天下午，我在家里，两点多，出版《落日与朝霞》的北岳文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给我发了短信，大意是评奖结果出来了，我的诗集《落日与朝霞》获奖了。

当时，我的感觉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真的出乎意料。当初参评的时候，出版社想推荐我，就联系我。作为作者，我也就是配合他们一下。在内心深处，我感觉，鲁迅文学奖离我太遥远了，我们相距十万八千里，我根本不可能获奖。

但他们有热情、热心，我就按要求填写了表格，然后把表格寄给了他们，感觉完成了一项工作，也就没放在心上。

前几天，他们给我说，获得提名了。当时，我感觉，能获得提名已经很不错了，没有再往下想。

记者：在许昌文化界，人们对您的名字并不陌生。但普通市民或许仅仅知道，他们身边一位女诗人获得鲁迅文学奖了。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写作历程？

杜涯：我最初开始写作诗歌，是在12岁那年5月。

但我觉得，我喜欢诗歌，应该追溯到母亲对我的启蒙。我两三岁时，母亲经常给我念诵歌谣和经传作品。这些歌谣和经传作品，源于我姥姥对她的教育。

母亲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诗歌的那种韵律感，而且直接促使我拿起笔来写作。

12岁那年5月，我在我家南边的一片树林里写作业，有那么一瞬间，感觉春风拂面、树叶摇曳，诗意盎然。于是，我就不写作业了，而是写了一首叫《歌唱春天》的诗歌。当然，那时候写的实际是“顺口溜”，或者叫打油诗。后来，忙于学业，并没有更多地写作诗歌，读初中期间也就写了七八首。

16岁那年，我考取许昌卫生学校，等于跳出了农门。到了学校，感觉各方面都比较安稳了，于是，我又开始写诗。

当时，没人引导，也没有其他书籍，我一直读古典诗词，然后摸索着写，当然，写得很幼稚。

一直到1987年毕业的时候，同学之间互赠礼物，送的都是书，一位同学赠送了我一本蓝棣之先生编选的《现代派诗选》。

毕业之后，很多同学忙于寻找就业岗位，我却拿着这本书，每天在自己家豆角地的大棚里读诗歌。我一直读了3遍。它让我认识了戴望舒、卞之琳等诗人，认识了现代派诗歌。

后来，我被分配到当时的许昌县人民医院。在医院工作期间，一有闲暇，我就写诗，还是一个人摸索着写。到了20岁的时候，我觉得写得有点儿像样了。

当时，我和外界联系非常少，最大的爱好是走进大自然。那时候，医院距离许昌火车站、汽车站只有一站路，出行非常方便。自上班第二年，我便开始了几乎长达10年的外出漫游。一年至少两三次，我会买一张火车票，要么去豫西南的大山，要么去东南沿海。

在医院上了10年班后，我离开医院，到郑州做了一名杂志编辑，后来到北京仍做杂志编辑。无论什么时期，我一直在写作诗歌。

2007年年底，我回到许昌，每天的生活很简单，上午写作，下午散步，一般不与外界来往，几乎与世隔绝。但我感觉活得很充实。

记者：您的获奖作品《落日与朝霞》，主要表达的是什么？

杜涯：《落日与朝霞》接续的是2008年出版的《杜涯诗选》，收录的是2007年至2015年的诗作。

在30岁之前吧，我一直认为大自然是永恒的。后来，我忽然认识到，大自然也不是永恒的。

有一天，我坐在郑州博物馆前的广场上，看到落日一点点沉下去，忽然意识到，大自然也不是不变的。

那种感觉，非常痛苦，是一种信仰的坍塌。你可能无法体会到，那种痛苦有多恐惧。以至于后来半年多时间，我无法再写作。

我意识到，我必须努力寻找另一种永恒的东西，于是开始对时间和空间、对生命、对宇宙进行重新思考。

生命都是有限的，在有限当中，我们能不能寻找一些无限的东西？在宇宙的更深处，在我们的心灵和精神触及的地方，仍会有永恒的东西吧。我能不能把它表现出来？总之，我想表现一些更远、更高、更永恒的东西。我可能表达不好我的内心，大致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过程，也是重新寻找希望和信仰、恢复生活信心和写作信心的过程。后来，我就慢慢找，找回来，对一些事物就有了重新的认识。我认识到，在宇宙深处，有永恒的光明存在。它是不会消失的，时间是不会消失的。

《落日与朝霞》，很多篇章写的是自然，依托的是自然。但实际上，我写的都是我的内心，我对生命、时间和空间，对永恒的思考。

记者：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您怎样理解这句话？您从北京回到故乡，有怎样的生命体验和思考？

杜涯：在北京的时候，实际上，生活压力非常大，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都交了房租，剩不下多少钱。当然，清贫的日子，我也过习惯了，但压力确实很大，什么都不稳定，也真的很累。我很喜欢北京，但北京生存的严酷使我不能把主要的精力用在读书和写作上。更重要的是，当时，我看到了诗歌的顶峰，意识到不能再浪费时间，而是应该向着顶峰不断攀登。

于是，我放弃了北京，回到许昌。

回到许昌，我又回到了20多岁时候单纯的生活，回到了从前的孤独之中，回到了聆听大自然声音的状态之中。

诗人的天职是还乡。对我来讲，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是现实意义上的身体的还乡。实际上，我一般是不和人谈诗歌的，谈得最多的是我的家乡。我在外面开会，在外面与人交往，从来不以我是河南人而自卑。恰恰相反，我觉得身为河南人很骄傲。我认为，中国最好的地方是河南，河南最好的地方是许昌。许昌，可以说是上天恩赐给我的人间福地，或者说人间天堂。

而精神意义上的还乡，则是另一个层面的意思了。我觉得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精神的故乡。我要找到它，然后，回到它那里。

很多人，很大一部分时间，是用来生存的。我当然并不例外。但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认为，诗歌，是雪山顶上的那一片纯粹和明亮，为了那一片纯粹和明亮，有的人可以放弃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想把一些羁绊甩掉，然后全力以赴，攀爬那个顶峰。你看，其实攀爬很艰难，你必须全力以赴，心无旁骛。

记者：您觉得，诗歌对于当下的大众有什么意义？

杜涯：诗歌对于我，和对于大众，意义肯定大不相同了。诗歌是我的全部，是我的生命；没有诗歌，我无法生活、生存下去。

但诗歌对于大众而言，从远处看，好像隔了一层，似乎没什么价值，既不能当粮食，也不能挡枪炮。其实，诗歌对于大众来讲，同样不可或缺。

一个农民，长年累月在地里弯腰劳动。有一天，他抬起头，看到了蓝天白云。有那么一瞬间，他感到身心愉悦，那也是一种诗意。那种感觉让他明白，虽然这样的劳作不知何年何月是个头儿，但心底总有那么一丝慰藉，可以让他短时间忘记困厄，超越现实的郁闷。

抬头看，超越现实，这种感觉，是看到一种光明、一种希望。他可能有一次、两次感觉到了，就可以活下去了。只不过，他可能无法描述这种诗意，诗人则描述了出来。

还有，如果一个人接触了诗歌，特别是古典诗歌，比如李白、杜甫的经典诗作，或者其他一些经典的诗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他可能会在某个瞬间，抬头望向落霞，望向美好的风物，从而在困厄和灰暗之中，寻找到生活的光亮和希望。这种光亮和希望虽然稍纵即逝，若隐若现，但只要有，足以抵挡坚硬的现实，让你坚强面对困厄和灰暗。

一旦曾经体验过这种诗意，这种诗意便显得不可或缺，如同我们曾经看到过浩瀚的星空。如果星空消失，我们肯定会怅然。

荷尔德林说，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我觉得，诗歌，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困厄、灰暗时，仍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记者：我注意到，您在30多年的诗歌写作过程中，还出版了一本长篇小说，叫《夜芳华》。为什么一直写诗，还要写小说？写小说和写诗有什么不同感受？

杜涯：写小说对于我来讲，是一种生存的需要。当时，在北京，为了缓解生存压力，我就利用半年时间，写了这部长篇小说。当然，即使是写这部小说，我仍然是很认真地对待的。

写小说和写诗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呈现方式，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可能做到上午写小说，下午写诗歌，你不可能做到随意切换。打个比方来说吧，嗯，写诗的时候，你的思维是在天上飞着的，心都在天上呢。而写小说，需要沉到现实的烟火世界，塑造人物、构思情节，琢磨故事细节。

记者：获奖之后，有什么打算？获奖对你的生活状态有什么改变？

杜涯：获奖是对我30多年写作的一种鼓励，但仅仅是一种鼓励，不会过多地改变我的生活和写作状态。

我认为，获奖并不是衡量作品水平高低的标准，更不意味着我的写作境界已经达到了顶峰。可能只有我知道，我心中的诗歌顶峰在哪里。

当然，这几天可能会比较忙碌，待尘埃落定，我还会继续我的生活和写作，按照原来的目标走下去。

我还会待在家乡许昌，会把观察到的家乡许昌的风物，很自然地表现在我的诗歌当中。家乡的风物是我诗歌的底色，就像诗歌是我生命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