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艾特玛托夫

“您所有的著作都太忧伤了！您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调子呢？”

“（开玩笑的口吻）也许是我这个人本身就同忧伤结下了不解之缘吧。不过，如果实话实说，那么我确信，悲剧性是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使人们精神升华，从而去思考生活的意义。悲剧在古代文学中即已奠定地位是很有道理的。”

1985年，在以首部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获得苏联国家奖金后的第三年初，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接受《莫斯科新闻报》记者塔季扬娜·西尼岑娜的采访，发生了如上对话。弥漫在所有作品里的，是“艾特玛托夫式的忧伤”，这种独属于他的一种关于道德、生存、命运的思考方式。今年，恰逢艾特玛托夫诞辰90周年、逝世10周年之际，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他的这部长篇，并于近日和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吉尔吉斯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联合主办了“艾特玛托夫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民族文学暨《一日长于百年》新书研讨会”。

早在1961年，艾特玛托夫就被译介到了中国，那一年第十期的《世界文学》上刊登了1958年他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成名作《查密莉雅》。在这部中篇小说里，艾特玛托夫已初步形成了日后的写作风格，细致的吉尔吉斯民族的景致、风情描写，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资源，细腻的人物心理描摹。尽管多被归结为爱情小说，但无疑，艾特玛托夫的风景抒情及其背后的浪漫气质仍然给许多中国作家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比较文学研究者乐于探讨艾特玛托夫对于中国作家张承志的影响。这自然有张承志的自叙作为佐证，他在《彼岸的浪漫——我最喜爱的浪漫小说》中写道：“那些对天山腹地高山牧场及其住民的抒情，换了谁都可能写坏，而艾特玛托夫写得淋漓尽致而不失分寸。我因为有多年东部天山调查的体会，因此对他的西部天山描写目瞪口呆……”艾特玛托夫启发他，尽情抒写和抒发对于草原日渐复杂和浓烈的感受，深刻描绘牧民们曾经创造过的生活。也因为二者于叙事结构和内涵之上的某种关联。艾特玛托夫擅用一种“追寻-回溯”式的结构，在《别了，古利萨雷》《大地——母亲》《一日长于百年》中都有展现，以某一种具体的物象，如一匹老马，一个偏远地区的火车小站来勾起对往昔的回忆，在回忆与现实追寻之间实行多种叙事策略。但更重要的或许是，艾特玛托夫作品里有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精神。

艾特玛托夫在上世纪80年代形成译介热潮，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这种对人生、命运的关怀。他在访谈里谈到“最高道德原则是伟大文学的起点”，认为在道德与不道德，永恒与昙花一现，崇高与卑鄙的冲突中，一个人存在的意义及其重要性的大小，取决于他的人格如何以及精神境界的高低。他的作品中常出现的是平凡的劳动者，农民、铁匠、牧民、铁路工人，在艰难中生存的各种命运，在痛苦中去寻求生存的问题的答案。俄罗斯文学有和社会现状紧密结合、直面现实、表达心声的传统，艾特玛托夫当然是这个文学传统的继承人，他喜欢探讨善恶的问题，作品中道义感、人道气息强烈。但也有人认为到了艾特玛托夫这里，俄罗斯文学的深刻性已经不如从前，无论是叙述技巧还是对人性的深度刻画已经略逊一筹。不难探究到这种说法的缘由，相较于前辈作家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艾特玛托夫的批判显得更为温和，而诗意和浪漫气质某种程度上又更为这种批判裹上了一层面纱。这恰恰或许是，“艾特玛托夫式的忧伤”。

以玩笑口吻说出的“同忧伤结下了不解之缘”或许真有一点可以索引的源头，1928年，艾特玛托夫出生在吉尔斯斯坦塔拉斯山区舍克尔村一个农牧家庭，1937年，父亲蒙冤被杀害，此后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在卫国战争年代当过村里的记工员，之后在农学院学习并当了畜牧技术员。艾特玛托夫曾说，经历着家庭变故与战争浩劫的这一时期，促使他对于人性特点、民族性格有了认知，奠定了他人生观的基础，这是“艾特玛托夫式的忧伤”的深沉底色。

这种“忧伤”在艾特玛托夫最为人熟知的中篇小说《白轮船》里可以一窥全貌。小说中一个从小被父母抛弃的七岁小男孩在原始山林的护林所和外公相依为命，湖边停靠着的、有着他素未谋面已经组建新家庭的爸爸的白轮船，和传说中哺育了吉尔吉斯民族却因为族人的贪婪而被残害的长角鹿母，是他心中最美的期盼。当传说中的长角鹿母重新回到林区后，因为垂涎鹿角和鹿肉，男孩的姨夫设计捕杀了长角鹿母，小男孩受到刺激，径直跨进水里，结束了生命。

在传说、幻想和现实的交织里，艾特玛托夫以小男孩的哀伤和精神痛苦揭示了人与自然、善恶等问题，在细致清新的景物描摹、细腻的心理描写、浪漫的诗意之间，裹挟着对于人性的追问，这是他“忧伤”的轮廓和内涵。这种忧伤并不避讳儿童，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普遍的人的痛苦。“精神痛苦并没有儿童的痛苦与成年人的痛苦之分，只有人的痛苦。很多人糊涂地认为，儿童尚未成‘人’，只不过是未来的‘人’而已。而事实上儿童已经是‘人’了。这也是我写这篇小说时要强调的。一个儿童在人格方面的完整与价值取决于他是如何成长的，也取决于客观世界为他创造的环境。《白轮船》中的小男孩以一死来拒绝接受他纯洁的童心所不能屈从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艾特玛托夫的“忧伤”又总是充满了希望，“这是某一天闪了一下又熄灭的闪电的形象。闪电在苍穹下发光，苍穹是永恒的”。

在华东师大出版社举办的新书研讨会上，上海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分析了“艾特玛托夫式的忧伤”的实质：“通过扎根于熟悉的故土之上的作品，他抓住了社会现实和社会感情，对平凡人物和日常事件深刻地剖析，通过道德的探索思考我们每个人都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即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是人类普遍存在和关心的话题。”

《一日长于百年》里，艾特玛托夫同样在现实、传说层面展开小说情节，并增设了科幻层面的情节，以荒原上某个偏僻小站的铁路工人的一次送葬经历为故事主线，把宏大的时空浓缩入一日一夜，于狭窄中激化的尖锐矛盾冲突在各个层面上考验着人性。与以往常把小说地点设置在吉尔吉斯草原不同的是，这部小说里变成了哈萨克草原，这与他时常乘坐火车穿越哈萨克草原，经过的铁路小站让他思潮起伏有关，也因为这里是宇航站和宇航飞行线的重要位置。科幻层面的情节，是因为艾特玛托夫想在关于人类命运的探讨上更进一步。“我经常想到人同宇宙的联系。我们利用原子核裂变，发现了宇宙的秘密，从而掌握了可以毁灭所有生物的巨大能力。在这部小说中使用借喻、比喻和幻想手法并非最终目的，只不过是思维的方法，是认识和解释现实的一种方法而已，使人们通过荒诞不经的形式想象出今天那些对人类确实存在着的潜在危险。”

正如华东师大教授贝文力所说：“《一日长于百年》努力展现全人类的东西，结合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前景，在文本中对有关生活的意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精神价值的传承等等话题进行探索，并且和读者进行着尽管是隐形的，但几乎无处不在的对话。作品从内涵角度而言，规模宏大，体现了作者思想中的宇宙主义，但与此同时，地球、自然作为人类的祖先和赖以生存的环境依然是作家作品中的思想核心和主要形象之一。”

但出乎艾特玛托夫意料之外的，《一日长于百年》发表后因为加入科幻和比喻而受到了一些尖锐的批评。这从评论者徐江批评艾特玛托夫在小说中，将其以往的单线悲观意识（针对具体现实），发展成为一种复调的悲观意识（对具体现实、普泛现实、历史以及整个人类文明的前途），从而导致过于追求叙事的宏大，雕琢气开始增加，天然的一面大大降低的论述中，大约可以看出端倪。但无可否认，这一切都是“艾特玛托夫式的忧伤”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