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拨乱反正呼唤真理标准

一篇文章引发一场大讨论，说明这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情，一定有它的历史背景。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面临的紧迫任务，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平反冤假错案，开辟发展新路。这就是拨乱反正。

当时，解决这些问题却异常艰难。

首先是，延续多年的个人迷信仍然盛行，人们的思想普遍僵化。十年“文革”期间，有些话每天不知被重复多少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这一套东西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仍然很有市场。

特别是，又出了“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名义（“两报一刊”）发表一篇社论，标题是《学好文件抓住纲》。在这篇社论的结尾处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句话中用了两个“凡是”，以后人们就称之为“两个凡是”。“两报一刊”，来头是很大的，人们视“两报一刊”文章为最高权威，几乎等同于党中央。

“两个凡是”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呢？

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邓反右倾”是毛泽东发动的，许多重大冤案是毛泽东定的，阶级斗争为纲也是毛泽东提出的。按照“两个凡是”，以上这些重大问题就都要“坚决维护”，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总的政治方针，其实质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阶级斗争为纲。

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如何分辨是与非、真理与谬误，就日益凸显出来。多年来，天天喊“句句是真理”，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人们终于意识到，需要认真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真理。

于是，论真理问题、提出实践标准的文章便应运而生。

三篇文稿形成两篇文章

用实践标准来推进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有一个认识和探索的过程。

1977年8月25日，《理论动态》第9期刊登了王聚武撰写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指出，他们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

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这是叶剑英的观点，也是胡耀邦的观点，因为这个讲话稿就是胡耀邦起草的。

1977年12月15日，《理论动态》第31期刊登了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文中明确地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978年1月9日，此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成《标准只有一个》一文，文章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认识、理论本身是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它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如果把理论也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1978年4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江《林彪、“四人帮”实用主义哲学批判》一文，指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能在理论范围解决，而要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提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谁在台上，谁有权，谁就是正确路线，谁就有马克思主义。有多少权，就有多少真理，就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官越大，权力越大，路线的正确性就越大，马克思主义也越多，这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拜物教”。

从文章和讲话中提出实践标准，到撰写以实践标准为主题的文章，是认识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

据我了解，当时，有三个地方在撰写以真理标准为主题的文章。英雄所见略同，反映了问题的普遍性。

先从《人民日报》讲起。人民日报理论部，处在思想理论拨乱反正的前沿。他们发表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不断有人指责他们的文章批判了毛主席。这样的问题经常碰到。他们经过研究，写了一篇一千来字的小文章，题目叫《标准只有一个》，发表在1978年3月26日的理论版。文章观点鲜明：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前面已作了介绍。又有人来信反对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部发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写小文章不行，应该写一篇大文章。他们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请他写一篇有份量的文章。邢贲思写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一文。197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再说第二篇文稿。南京大学哲学系有一位教师叫胡福明，当时40来岁，思想比较活跃。他独自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1979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张行端采访胡福明的长篇报道，对胡福明怎样撰写这篇文稿有生动的描述。

文章的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产生的。

这年的十一月初，有关部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分析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的形势。胡福明在发言中愤怒地指出：“教育战线是遭受‘四人帮’破坏最严重的部门之一。这几年，教学质量大大下降，简直是糟蹋了一代人！”话没有讲完，有关部门的一个负责人便指责说：“你这种说法违背过去上级指示的精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胡福明激动了，他说：“我讲的是事实，不信的话，请你到南大来辩论！”有人打圆场说：“双方各自讲各自的吧！”

胡福明想：“难道这就没有是非标准了吗？”

时隔不久，在一次哲学系师生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大会上，胡福明和其他一些教师在发言中列举大量事实，提出教育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两个估计”是错误的，应予推倒，讲话一结束，就有人当面责问：“两个估计”的提法是中央文件上讲过的，你们批判到谁头上来了？

在另一次讨论会上，胡福明又旗帜鲜明地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四人帮”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造成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严重恶果。话音刚落，又有同志批驳说，批判“唯生产力论”，这是在党内一次大会的历史性文件上记载了的，谁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谁就是为修正主义观点辩护。

拨乱反正，为什么处处有禁区？南京大学哲学系是个政治空气活跃的地方，教师们的思想比较解放。胡福明和他的同事们联系这些现象，展开了讨论。大家说，林彪、“四人帮”把制造迷信当作搞阴谋的手段，利用片言只语给他们的反革命阴谋镀上一层金色，如果我们不从真理的标准问题上，把思想解放出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就寸步难行，拨乱反正就将是一句空话！

从现实生活的激烈斗争中，从同事们的发人深思的议论中，胡福明越来越感觉到，林彪、“四人帮”在理论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使各条战线的许多问题不能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的任务十分艰巨。作为一个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必须从人们认识路线的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回答什么是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是和非、正和乱的标准，回答什么是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这个念头时时咬啮着他的心。一九七七年五、六月间，他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中，挤时间读了马克思和毛主席的有关哲学著作。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使他的思想开始升华，问题的关键终于明确了：鉴别任何思想、理论、法令的标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实践。这棵永不凋零的常青树，它既能开出色彩缤纷的真理之花，又是最严峻的历史裁判者。令人痛心的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被林彪、“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胡福明决定立即动手写一篇文章，宣传这个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给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提供锐利的哲学武器。

这篇专访稿离胡福明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的时间较近，所讲情况，应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

下面讲第三篇文稿，即中央党校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

中央党校是党中央的思想理论阵地，处在拨乱反正的最前沿，也是制高点。

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以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叶剑英副主席在讲话中提出：“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央党校校刊》第1期）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开学典礼讲话中提出这个任务，意味着这是党中央交给中央党校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什么是“三次路线斗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打倒刘邓，称为“第九次路线斗争”，1971年的林彪事件，称为“第十次路线斗争”，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称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所谓“三次路线斗争”，涵盖了十年“文革”的全过程。讨论总结“三次路线斗争”，就是研究总结十年“文革”。

这个任务非常紧迫，也很复杂、敏感。怎么办？胡耀邦让党史党建教研室先拟一个教学方案。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党史党建教研室写了一个稿子。12月2日，中央党校召开党委会审议这个教学方案。这个教学方案的基本思路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揭露林彪、“四人帮”如何破坏“文革”。胡耀邦听完之后说，你们这个方案不行，要全部收回，立即销毁。

胡耀邦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的讲话，要看实践；一定要以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实践检验分析；如果按照哪个文件、哪个领导的讲话，那就不是科学研究。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问题。胡耀邦的话不多，但观点非常明确，就是要看实践，用实践标准来检验、总结“三次路线斗争”。胡耀邦提出由校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牵头，组建一个班子重新起草文件。

在胡耀邦的具体指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征求意见稿）。这个文稿提出了进行研究的原则，一是要用完整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二是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

文件起草完之后，中央党校作为“征求意见稿”发给八百学员讨论，然后把学员的意见与“征求意见稿”一起上报中央。

吴江是搞哲学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发现，学员们的认识很模糊，比如有人说，你也在实践、我也在实践，那该根据谁的实践呢？这就需要进一步搞清楚。吴江（这时他又是理论研究室主任）找到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谈这个问题，他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让孙长江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唯一标准”这个提法，既符合认识论原理，也体现了胡耀邦的思想。吴江画龙点睛地用了“唯一”两个字，既有针对性地排除了别的什么标准，但又比较含蓄，显示出了一个哲学家的水平。

孙长江写出了一个初稿。我没看到过这一稿，据当时两位领导跟我说，他们看了这个初稿，觉得还不行，要再加工。

以上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和孙长江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最终形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篇文章。这就是我前面讲的三篇文稿、两篇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最终形成和发表

先讲《光明日报》编者对胡福明文稿的处理。

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看了胡福明的文稿后认为，这篇文稿“尽管理论色彩浓厚，引证马列原话及阐释较多，但毕竟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比较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和真理标准的问题，批判了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符合报社理论部和哲学专刊组稿的基本要求，只要把那些冗长枯燥的大段引证删去，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于是他就动手删去了一些重复的文字”，（《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把它发排了。以后又经过几次修改，包括请胡福明自己修改。《光明日报》编者将文稿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并作为文章的主题思想，在结尾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为“哲学”专刊拟用文章。这已经到了1978年4月上旬。

正在这时，党中央调杨西光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杨西光“文革”前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又是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文革”后没有分配工作就到中央党校高级干部读书班学习。在校期间参加了“三次路线斗争”的学习讨论。吴江在撰写“三次路线斗争”的文件时，曾请高级干部读书班六位学员座谈，其中就有杨西光。我查找到了参加座谈会的组织员的记录，有杨西光的发言。他提出对过去中央的文件要用实践检验，思想比较明确。杨西光在学习期间，同胡耀邦有几次接触。他对《理论动态》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理论动态》的一位老同志是他的老战友）。

杨西光到任后，看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立即意识到这个主题的重要。他作出两项决定：一是不作为“哲学”专刊文章，要在第一版作为重头文章发表；二是要加强针对性，要针对“两个凡是”，加工提高。

杨西光作为光明日报的负责人，考虑得更多些。他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在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他就要求中央党校帮助修改，希望得到胡耀邦的支持，文章先在《理论动态》刊登，然后由《光明日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胡耀邦都同意了。

1978年4月20日，光明日报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送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请吴江、孙长江修改。但孙长江自己已经写了初稿，吴江让孙长江将两个稿“捏在一起”，并交代，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孙长江拿到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后，也给我看了一下。我说，文章题目中“一切真理”的提法不好。他说，不用这个题目。

4月24日，光明日报又送来一稿，题目已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不知为什么仍然保留“我们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结语。

孙长江于4月27日完稿，吴江阅改后即送印厂排出清样，并送耀邦同志审阅（约在4月29日或30日）。耀邦同志审阅后约在5月2日退回。

耀邦同志审阅后在名字上画了一个圈，没有对内容作修改，只补写了一个“解”字，改了一个标点。

吴江又让孙长江征求校内外一些人的意见，再作修改。

耀邦同志规定，《理论动态》的文章，不管作者是谁，都要经过理论动态组讨论加工后，才能报送给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没有经过理论动态组讨论就送审，有人提出意见。5月5日上午，理论动态组讨论了再次修改的文稿，孙长江也参加了。讨论后，孙长江又作了一些修改。

5月6日（星期六）下午，耀邦同志在富强胡同6号家中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孙长江将再次修改后的文稿交我，让我给耀邦同志审阅。到耀邦同志家落座后，我即将文稿递给耀邦同志。他很快看完后说，我看可以了，有两个地方是否改一下。我迅速记下耀邦同志的修改意见，回校以后，将耀邦同志的修改意见整理抄写清楚，星期一上班后交给了孙长江。孙长江在这个文稿上写了“按此稿付印”五个字后，即送中央党校印厂。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最后定稿情况。有人在文章中说，耀邦同志召开了定稿会，大家讨论很热烈。事实不是那样。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也是《光明日报》的第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

说到这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撰写者就比较清楚了。就是胡福明和孙长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撰写，经历了较长的过程，涉及两个单位和多人，究竟怎样确定撰写者，发生过争论。遵照杨西光的提议，光明日报的同志作了认真的研究，得出了结论。1986年，他们的内部刊物《光明日报通讯》第6期的头条文章就是《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纪实》（署名辛广民）。这篇文章说：“在写作过程中，由胡福明、孙长江同志执笔，杨西光、吴江、马沛文、王强华同志主持和参加了撰稿和编发，做了多次重大修改。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写作者，孙长江同志是完稿者。”

我每天都阅看《光明日报》，有一天，看到《光明日报》采访胡福明的报道，副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胡福明谈35年巨变”（2011年11月20日第5版）。不言而喻，另一位作者当是孙长江。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是吴江提出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撰写文章，吴江又是这篇文稿的主要修改者。

“特约评论员”的由来

对此，我还真有一点发言权。

《理论动态》于1977年7月15日创刊，每期只刊登一篇文章，五天一期，逢五逢十出刊。理论动态组撰写的文章都不署名。

这一年的12月，胡耀邦给理论动态组出了个题目，叫“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并要求这一期提前发行。这一期约在二十八九日发出。大概是29日还是30日，我有事去耀邦同志处。我刚一进门，旁边秘书办公桌上的电话就响了，秘书陈维仁拿起接听。放下电话，他就顺口跟我说：人民日报问这个文章发表怎么署名。我这才知道，人民日报要公开发表《理论动态》这篇文章。胡耀邦正坐在旁边一张桌子旁埋头看材料。我转身对他说：耀邦同志，人民日报问这篇文章怎么署名。耀邦放下材料，抬起头略加思索，说：他们报纸发社论、写评论，办报纸要走群众路线嘛，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评论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他们的特约评论员嘛。我跟陈维仁两人听了，都觉得“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非常好。陈维仁马上拿起电话回复人民日报：耀邦同志说用“特约评论员”署名。陈维仁放下电话说，他们也认为“特约评论员”署名很好。

1978年1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这篇文章，但署名不是“特约评论员”，而是“岳平”。这显然是“特约评论员”的压缩谐音。这说明，人民日报内部有不同意见。到了2月19日，他们才第一次使用了“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到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五篇特约评论员文章，都是胡耀邦指导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文章，和胡耀邦指导的中组部《组工通讯》的文章。对此，首都新闻单位领导人都很清楚。

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在他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书中，专有一章讲“特约评论员”。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新闻界瞄准“两个凡是”的重型炮弹，几乎都是“特约评论员”文章，各报分别刊登，互相转载。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针对当前国家政治生活中最紧迫的问题立论，但不是就事论事，而有较多的理论色彩，能引发读者深思和回味。许多文章由于主题重大，内容深广，逻辑严密，能够透彻地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超过某些社论的影响。李庄认为，对于“特约评论员”文章，“在我国新闻史上应该记上一笔”。我想补充一句，如果撰写中国的拨乱反正史，“特约评论员”文章也是应当写上一笔的。

总览大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1978年5月开始，到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取得决定性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予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了是非，从1978年年中开始，在全国范围特别是广大基层进行补课，到1981年6月结束。全国9亿多人口，全党近4000万党员，用三年多时间，广泛地、热烈地进行了讨论，确实是大讨论。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翻了“两个凡是”，实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转折、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场大讨论作用巨大，影响深远。

这场大讨论所以取得成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1998年5月，我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周年的研讨会上说，总览这场大讨论，要讲五句话：

胡耀邦是发动者和推进者；

邓小平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正确引导者；

叶剑英、李先念、罗瑞卿、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关键时刻给予坚决有效的支持；

各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大单位负责人的支持和参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今天看这场大讨论，仍然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