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从《卖驴》到“地母三部曲”

叶炜：赵老师，您创作了一系列的优秀作品，代表作包括《卖驴》《绝唱》等系列短篇小说，“地母三部曲”（《天地月亮地》《黑蚂蚁蓝眼睛》《无土时代》）和新近出版的《天漏邑》等系列长篇小说，以及多部影视作品。您是一位以作品说话的作家，也是一位真正的实力派作家。在中国文坛上，您不处于最热闹的中心，但却以其他作家所少有的定力，坚持着自己的写作道路，从不参与任何花里胡哨的潮流书写，也不向世俗妥协，以此成就了一代文学大家。前不久，赵本夫研究中心在江苏师范大学成立，中心将对您的文学成就进行综合研究。

众所周知，您是一位文学创作起点很高的作家，处女作《卖驴》在《钟山》杂志甫一发表即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大奖，这种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您出手不凡的写作功力。你能否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情况？

赵本夫：因为我文学起步前做了充分准备。处女作《卖驴》的成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钟山》发表后，即被《小说选刊》转载，并配上中国社科院著名评论家杨世伟先生的文章，他称誉说“出手不凡，一鸣惊人”。常听到有作家朋友说，一开始写东西，被一次次退稿，看到邮递员来了吓得跑。说白了，还是准备不足。我属于厚积薄发，直到今天，心态都一直比较从容，写得并不是特别多。

《卖驴》中有两个典型细节：一是孙三老汉被毛驴拉进火葬场，二是兽医王老尚的神鬼鞭。这是我在农村工作时听来的，兽医王老尚的原型我认识。两个不搭界的故事放在一起，由作品的立意串活了，表达那个年代农民如惊弓之鸟，对命运永远不可知的悲哀。这个立意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叶炜：您的短篇小说《绝唱》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记得当年我在中学读书，语文老师还给我们朗读了这个小说。如今看来，这是一部很经典的当代小说作品。这部小说的素材是从哪里来的？

赵本夫：《绝唱》是我自己很看重的一篇小说，已收入雷达先生主编的《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这篇小说写得特别顺，大约一万字，只用了不到两天时间。我在丰县工作时，和县梆子剧团团长很熟，此人叫谢茂坤，身材魁梧，赤红脸，唱《单刀会》，扮上妆活似关公再世。草台班出身，那时没有麦克风，夜间在临时露天戏台上一亮嗓，有膛音，浑厚响亮，能传出几里远。《绝唱》中的关十三，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另一个人物尚爷是戏迷，关十三的知音。这类戏迷在当地很多。他身上也有我父亲的影子。我父亲自小痴迷戏曲，七八岁就到处随着戏班子跑，以致误了上私塾，曾被我祖父打得满地滚。可他一生不改。他懂戏，能说唱几十出大戏。我叔父自小爱养鸟，至今依然。前几日过春节，我给老家打电话问候他，是否还在养鸟？叔父说还有二十一笼，有百灵、画眉、八哥。《绝唱》中关于戏曲和养鸟的知识，就是从父亲和叔父那里得到的。这篇小说语言风格，有沈从文、汪曾祺的影子。当时是有意这么写的。

叶炜：您曾经说过，《“狐仙”择偶记》这部作品曾经给您带来一些麻烦，在关键的时刻，丁玲等文学前辈还关注过这个事件。现在的年轻作家可能对此已经无法想象了。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赵本夫：关于《“狐仙”择偶记》发表后的情况，一言难尽。

因为这部小说，当时我不是陷入了一般的麻烦，而是差点因此进了监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极左路线和思维方式，在一些地方依然盛行。这篇小说是1981年发表在《雨花》上的，和《卖驴》同一年发表。后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等转载，引起很大争议，当时几十家报刊都卷了进来。这篇小说主要写一个乡村漂亮寡妇黑嫂，在困难年代求生存的故事。她被村支书觊觎，同时也被村里一群光棍汉子包围纠缠，活得屈辱而艰难。黑嫂和张贤亮《绿化树》里的马缨花有点像，但我写得比他早。当时批判这部小说两条罪状：一是政治上有问题，写农村太落后，污蔑大好形势；二是写了爱情，因为有黑嫂洗澡的情节，太黄了。现在看，这两条当然都不成立。但当时仍有批判文章上纲上线，很严厉。

小说发表后，丰县县委书记就亲自召集各种批判会，还把我弄到县党校批斗了十天。常委会多次开会研究是否逮捕我。但争议起来后，江苏省文联、作协就组织文章保护这篇小说，上海《文汇报》也是较早肯定的，发了后来非常著名的评论家陈思和（那时他还年轻）的文章《农民的爱情》。一时黑白两论，众说纷纭。当时有个副县长赵玉柱，在我老家公社当过副书记，比较有文化。县委书记每次要抓我，赵玉柱都委婉建议，说你看外头评论，有说好的有说坏的，咱们不懂，再等等。再加上县文化馆馆长和全县业余作者集体反对，逮捕的事就拖下来了。但批判从1981年冬天持续到1982年四月份，半年多的时间。我一直不低头不检讨，被整得面色蜡黄，眼珠都是黄的，以为是得了肝炎，到医院检查，医生说：肝没病，是气的。

正在危险的当口，1982年四月意外接到电报通知，《卖驴》获奖了。在北京领奖期间，丁玲、贺敬之、光未然等老一辈作家知道我的处境后很生气，准备请《人民日报》报道此事。同时获奖的陈建功还热心找来了《人民日报》记者。同期获奖的作家汪曾祺、林斤澜等都为我抱不平。公开报道一事，我婉言谢绝了。主要是不希望事情闹大，回到地方，日子更难过。这期间，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李英敏还专门派车，把我接到中宣部了解情况，并告诉我，小说他看了，认为写得很不错，有新意有突破。他说，这次评奖，《“狐仙”择偶记》得票也很高，如果不是《卖驴》获了奖，这部也能获奖。他安慰了我一番，然后说，你领奖回去后，处境可能会好一些。如果再有什么情况，你可以直接给我发电报。至此，这场风波才渐渐平息下来。不久后，这篇小说获得《雨花》的小说奖，我拿到了二百块钱奖金。通过这个事件，我特别深切感受到，老一辈作家和当时文艺界领导，不管他们个人文艺思想是怎样的，但在“文革”后百废待兴之际，他们多么热切希望能有文学新人冒出来。对于他们这份对后辈的提携保护之情，我会永远感激。

叶炜：“地母三部曲”是您极为重要的作品，写作的时间跨度也比较大，您能分别谈谈《天地月亮地》《黑蚂蚁蓝眼睛》《无土时代》这三部作品的创作情况吗？

赵本夫：“地母三部曲”从构思到完成，用了二十三年。这个题材太重大，老怕写坏了，就想构思成熟一点再动笔。文学史上，三部曲不稀罕，但常常一部弱于一部。我当初下过决心，一定不能塌下来，要一部比一部好，最起码要均衡。我从1985年开始构思，到九十年代中期，真要动笔时，陈忠实的《白鹿原》出来了，好评如潮。我很担心撞车，同是写乡村，作家想到一起去是可能的。哪怕是情节、人物雷同，我也不能容忍，因为那等于心血白费了。赶忙买来看，看完之后释然了。《白鹿原》确实写得好，但主要还是围绕传统的关注点：社会、历史、政治、家族人物命运。而我的“地母三部曲”，则是书写人对土地的宗教感，是一部浓缩的人类文明史，是对文明社会的反思和追问。到2008年，《天地月亮地》《黑蚂蚁蓝眼睛》《无土时代》陆续完成写作并单独出版，最后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归总出版。我知道，我达到了自己预期的目标。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时，人民文学出版社选编六十年六十部长篇，精装出版《共和国六十年典藏》，《无土时代》有幸入选其中。后来，台湾出版了《无土时代》繁体中文版，日文、韩文、英文目前都在翻译中。

叶炜：作为“地母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无土时代》倾注了您的巨大心血，为“地母三部曲”画上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在我们看来，当代文坛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并不充分，它的巨大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这是一部有着寓言特点的长篇小说，这一点从作品题目也能体现出来。在这部作品中，您使用了很多现代的小说手法，同时保留了传统文学特点，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赵本夫：“地母三部曲”完成后，不少评论家写过评论，总体给予很高的评价。前两部评论相对少一些。其实前两部同样很好，只是因为探索的内容有别于通常长篇小说熟悉的内容和套路，一时不知该怎么说。评论家李洁非在评论《黑蚂蚁蓝眼睛》时就说：“这样一部好读的小说，何以并不好懂？”到了《无土时代》，评论就多了，还有了一些大的专题评论。我还偶然看到过一篇数万字的论文，是东南大学一个越南籍学生的博士毕业论文，专门研究《无土时代》的。也许因为视角的不同，论文居然很有见地。国内评论大多还是蜻蜓点水式的，对三部作品缺少整体性研究。《天地月亮地》《黑蚂蚁蓝眼睛》《无土时代》各自独立成篇，但还是放在一起阅读，更能看到全貌，也更能看出每一部的不同。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作品，因而“地母三部曲”是个另类，有点“不知所云”。的确，你现在让我清楚地说出它的内涵，恐怕我也很难说得清。它的内涵，已经超出我最初的预设。

“地母三部曲”是东方式的，神秘，朦胧，混沌。而作品中的自由，狂野，不羁，又像是西方式的。整体行文奔放，汪洋恣肆。比如，其中对性的大胆描写，是人类回归荒原生活的必然情景。有评论说个别地方过了，也有评论认为写得唯美，并因此称我为“中国的劳伦斯”。但我认为，它当然是具有鲜明东方特色的作品。神秘混沌也罢，狂野不羁也罢，如果人类回到原始时代，回归真实的内心，东西方的人类在人性上是没有区别的。

在写法上，世界上就那么多手段，我倒并不刻意。只是在表现某种内容时，选取一种合适的手法，技巧还是为内容服务的，不这么写就无法表现。作品的高下，从根本上说还是内涵的高下。《红楼梦》是章回体，并不影响它的伟大。

我很欣慰，我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地母三部曲”，从我手上诞生了。不管有没有被充分认识，它就在那里。评论家何镇邦在一篇评论中说过：“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不少已经见底。赵本夫依然混沌。”这对我是极高的评价。

“地母三部曲”仍处在半梦半醒状态，终会有人唤醒它。

任何作品都有自己的生命轨迹，它需要的只是机缘。我相信，当一切喧嚣和泡沫都退去后，它仍在那里。

二、石破天惊《天漏邑》

叶炜：新近出版的《天漏邑》在文坛刮起了一股旋风，并获得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毫无疑问，这部作品在您创作生涯中也是较为重要的。想请您着重谈一谈为何要在《无土时代》之后又写出这样一部厚重的作品？

赵本夫：《无土时代》完成出版后，我就在准备《天漏邑》的写作了。到写作完成，也差不多用了十年。的确，它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评论家李敬泽先生称它是我的“巅峰之作”，评论家施战军先生称它是中国“十年来长篇小说的巨大收获”。很多评论家都给予《天漏邑》很高的评价。其实，这部作品没有“地母三部曲”耗费的精力那么大，毕竟它是单部的。单纯的写作阶段，仅一年多时间，中间还写了些别的东西，写写停停。但每次捡起来都很顺畅，文笔也随性，就像一次未知的旅行，经过哪里，到达哪里，一路上会看到什么风景，很多并没有事前想太多，只是有一个大体方向，写到那里，该出现的就出现了。这也是我一贯的写作习惯。就连“地母三部曲”也是这么写出来的，没有创作提纲。但绝不是心中无数。这样的写作方式会比按提纲填空式的写作更有灵气，作品不会僵硬。当然，这样写作也是要有本钱的，这就是积累要深厚。前头我说过，我在写作起步之前，就有了充分的准备，一直并不着急。但光靠原始积累是不够的。步入文坛之后，我仍然在不断积累，包括思想、生活、知识、语言、手法等各种积累。积累就是分量。一个作家胸中有千山万水，写作就是自然流淌了。肚子里很穷，作品必定干瘪。

《天漏邑》内容丰厚，不是能一下看明白的，也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作家高洪波说：这是一部集大成之作。作家毕飞宇惊叹于作者“在年近七旬的年龄再一次完成叙事变革”，《天漏邑》里，“几乎放弃了使用一辈子的叙事策略。《天漏邑》是象征的、变形的、魔性的，在坚实的写实主义基础之上，带上了魔幻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多重格调。这是一个独特的文本，它很难复制”。

《天漏邑》的确是个复杂的文本，连写法也有多种。但这不是炫技，而是必须这么写。内容上包含诸多需要探索的话题，比如关于历史、社会、人生、人性的残缺，关于罪与非罪、忠诚与背叛、惩罚与宽恕、男人和女人，关于自然的奥秘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话题伴随着一部人类的历史，纠缠不清，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这些话题也不是抽象的，在作品中都依附于人物和故事。作品塑造了十几个人物，我骄傲他们都站起来了。他们很遥远，但又在我们身边。我追求作品这种遥远的意境。《天漏邑》是厚重的，又是空灵的；是形而下的，又是形而上的。全书提出这么多问题，故事和人物看起来复杂，但都集中在一个“漏”字上，这个“漏”就是残缺。正是因为有“漏”，这个世界才会有千姿百态、万千气象。作品中有个人物叫祢五常，是一位主持田野考古的专家。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并没有想太多，也没想隐喻什么。但作品完成后才忽然意识到，“五常”不仅指“仁义礼智信”，更指“金木水火土”，正是暗合了天地人间的一切。这就是平日积累溢出的效应吧？我满意的作品，几乎都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写出来的。不能太刻意，也不能太随意。

作品出版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推荐时说，《天漏邑》“是对自然文明和人类文明的终极叩问”。我最初看到这行字，一身汗都下来了，还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七十年的人生，经历了太多事情。从记事起，满耳朵都是家族的故事。父亲和母亲两个家族，都曾是当地的大户人家。丰县人说起我，至今还会有一些老人说：赵本夫是城西大瓦屋家的后人。后因财因仇结怨，一次次发生被杀、杀人、绑票、自杀事件，灾难一个接一个。从晚清到民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两大家族相继轰然倒塌。外祖父带着他的两房子女（其中八个儿子），惨烈拼搏多年，不仅没保住他的大片土地和生意，连人也没保住。至今外祖父家一个后人也没有，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我的曾祖父，刚过四十岁就去世了，曾祖母一个女人带着大片土地和幼小的儿孙，苦苦支撑，先后被土匪绑票十四次。三个爷爷长大后也曾买枪修炮楼，拼死反抗，到底不敌。最后为拉拢应酬土匪，全都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家道终于败落。新中国成立初，爷爷还在戒毒所关了一年。上世纪五十年代，二爷自杀，六十年代姑妈自杀，七十年代大姐自杀……三代人自杀，我都记得。二爷自杀时，我还不到十岁，但仍清楚记得父亲和众人把他从屋梁上卸下来的场景。当时，我就在旁边看，茫然不知二爷为何上吊。大姐婆家是地主成分，“文革”后期她的公公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大姐因生活绝望上吊。当时她最小的孩子才七个月。大姐自杀时，我刚参加工作。因为当时外甥还小，我在棺材前代行孝子礼，雨中一步磕一个头，把大姐送到坟地。之后多年，又帮着姐夫把四个外甥拉扯大。我作为长门长子长孙，几乎从小就背负着家族的希望，在疾病和饥饿中求学苦读。参加工作后因所谓的路线错误，连续六年被下放农村工作队。步入文坛后，又经历过种种挫折和磨难，也屡屡得到贵人相助。可以说一辈子就没有消停过。直到退休才真正平静下来，也才能从容梳理过往。家族苦难兴衰，个人得失恩怨，已是过眼云烟。

我来自民间，真正经历和体味过人间况味和酸甜苦辣。我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在鲁迅文学院、北大、南大上过学，都是进修性质，我的很多想法还是从生活中参悟来的。天地人间才是大课堂。如果说处女作《卖驴》是我年轻时十年积累的成果，“地母三部曲”和《天漏邑》则是我一生积累并实现超越的作品。

过往从未让我沮丧、消沉、抱怨，反而使我从中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那就是天地人间。从“地母三部曲”到《天漏邑》，除了历史和生活的真实，还有很多神秘、荒诞、玄幻的故事和场景，其中确是有深意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天漏邑》举行新书发布会时，看到他们的推荐语，我动情，是因为蓦然想到《石头记》中的几句话：“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家国兴亡，天人感应，其实无解。这正是东方哲学的核心。但不管怎样，天地之间，还是应当有浩然之气。所以《天漏邑》结尾时，专家祢五常在暴雨中举手向天，厉声高叫：“天下雷行，物与无妄！”

就是说，天下雷行，震动万物，物皆惊肃，无敢虚妄！

叶炜：《天漏邑》中有不少徐州元素，您在云龙书院做过一场报告，题目即为《〈天漏邑〉与彭城》。关于这一点，您是怎么考虑的？

赵本夫：其实，我从前不少作品都取材于徐州和丰县，只是没有明说，但能看出来。徐州历史太丰厚，生活太有色彩，人也太有个性，从哪方面说，都是个文学的富矿，是取之不尽的。《天漏邑》所以明确以彭城（徐州的古称）为背景，是在情感上对家乡要有个交代和回报。《天漏邑》的原型是徐州历史上实有的舒鸠国，后被徐国灭掉。类似的小国还有好几个，都以“舒”字打头，很有意味。连作品中当年被日军屠杀的事件，慰安妇住过的遗址，日军宪兵队长的名字，也都是真实的。主人公宋源也是有原型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丰县的公安局局长。那时我上中学，每逢清明节到烈士陵园，学校都请他来讲革命故事。他的脸上有一块大黑痣，因他姓季，大家都叫他“季花脸”。他是游击队员出身，有很多传奇故事。

徐州的惨烈历史和丰富的人文正好契合我这部作品所要表达的东西。或者反过来说，徐州的这些历史孕育催生了这部作品。当然，小说毕竟是小说，大量的故事、情节、人物还是虚构的。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如果失去一个真实的故乡背景，就是失去了根基；但如果没有机会从远方回望故乡，就无法实现超越。

叶炜：《天漏邑》之后，您是否有再写长篇的打算？

赵本夫：《天漏邑》出版后，现在还在休整期。下一步还会写长篇，已在酝酿中。

三、文学创作的异质性与文学走出去

叶炜：您是中国当代文坛不多的能同时处理好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这两种文体的作家，对于这两种文体，您有什么看法？

赵本夫：评论家王干说过，“赵本夫不仅短篇写得好，长篇也写得好”——其实，我中篇也写得不错。中篇目前已有大约十部，其中有七八部我是很满意的，比如《走出蓝水河》《涸辙》《营生》《那——原始的音符》《仇恨的魅力》等。

我对短篇小说很喜爱。一般来说，短篇小说立意较为单一，比较干净，大多是写一个生活的横断面。我的短篇却相反，多有纵深感，一部短篇里面可以写几十年、上百年。一个短篇可以改编成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就是因为有张力、空间大，可以填进去很多东西。评论家阎晶明说过，赵本夫的短篇小说“有文体学的贡献”。这样的短篇怎么写？我的写法是就像画干枝梅，枝干简练，刀砍斧削一样，多用叙述，几笔带过。而梅花则是细节。对那几朵梅花多用工笔，不惜笔墨。评论家吴俊在评论中说，赵本夫是“中国少数几个可称为短篇巨子”的作家。这是对我的鼓励。

长篇小说的容量更大。主题较为复杂深厚，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我的体会是像一束古藤，有主藤，有次藤，构成长篇的骨架。越往前长，越是枝繁叶茂，丰盈饱满。当然，同样不能平均用墨，要有所区别。长篇还应当有闲笔，看似无关，但其实有关，就像古藤上的枯枝败叶，显得更为真实。长篇小说不同于短篇小说，不能太“干净”。

叶炜：评论家汪政曾经以“江苏文学的叛徒”来赞誉您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创作特质，他说您“以一己之力对峙江南”，这一方面说明江苏文学的多元特点，也说明了苏南苏北书写的地域差异。对此，您有何看法？

赵本夫：评论家汪政在评论中说过“赵本夫几乎以一己之力对峙江南”，其实他说的是文学的异质。江南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都特有灵气。江南有江南的美，婉约、阴柔、纯粹、唯美……北方有北方的美，大气、厚重、粗犷，甚至粗粝。

文学不讲异质讲什么呢？

南方和北方只是一个大致的区分，其实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追求。追求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应是一个优秀作家终生的目标。我一直认为，如果从自己的作品中看到另一部经典的影子，就不算上乘之作，甚至是一种失败。这种境界当然很难达到，但我心向往之。

叶炜：在谈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时，您提出“中国文学走出去一定要充满自信”。您的不少作品被翻译成了外文，也多次到访其他国家，对世界文学有较为充分的了解。您能否谈谈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以及未来的发展？

赵本夫：对这个问题我想多说几句。因为这里有一些误区。至少我这么认为。

的确，大家都在喊文学走出去，走向世界。但哪里是世界？中国不在这世界上吗？中国文学一直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文学的确需要交流，东西方文学，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是为了增进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带着这个目的，我曾去过二十多个西方国家，但交流了解并不一定能带来认同。我们的焦虑恰恰是急于被外部、特别是西方认同。其实，交流的结果可能会有多种：一、理解，认同；二、理解，但不认同；三、不理解，不认同。毫无疑问，长久以来西方建立的文学秩序一直占统治地位，他们的主流目光对中国文学是不了解、不认同的。相比之下，倒是中国作家更能理解并欣赏西方文学的长处。在任何一位中国作家的书房里，都摆着西方文学的许多经典，如果让西方人参观一下，他们应当羞愧。东西方对异质文化所以会有不同的态度，这其实源于两种文学背后的思维方式：西方认知事物的方式是黑白分明，我是好的，你就一定是不好的。世界上只有一个“好”。而中国人讲和而不同，更宽容，更具包容性。在中国人的语境里，没有那么多对错好坏，法桐是对的，松柏也是对的；山羊是好的，绵羊也是好的。各种生命都有自己的生命形态、生存轨迹、生存智慧，就像东西方文明的发展一样。谁都不必傲慢。傲慢的后果是盲视、无知。认同当然很好，不认同也许更好。我倒并不希望什么都认同，认同对文学不是好事。如果交流沟通的结果是世界大同，世界只剩下一种颜色，比如把卢浮宫改造成故宫，或者把故宫改造成卢浮宫，还有意思吗？正是异质文学、文化、文明的并存，才让这个世界五彩缤纷。那么，交流最终目的只是欣赏另一种风景。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是一种美德。对中国作家来说，真的不必焦虑，不必忙着被人认同。遵从内心，有尊严的写作才是最重要的，中国文学有很多优秀作家和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也同样优秀。全盘否定中国文学，如果不是偏见，就是他的阅读量不够。至于所谓“垃圾”，中国有，但外国也有。以前中国经常购买外国垃圾进行废物利用，现在不允许购买了，于是我们看到，外国垃圾堆积如山，也是很臭的。哈哈！

四、“好作品还是要用手写”

叶炜：听说您现在写作还坚持手写，创作《天漏邑》时用去了三瓶墨水，您为何钟情于这种写作方式？

赵本夫：是的，如今我依旧是用钢笔在写作，用的是上海英雄牌墨水，这是多年的习惯。我的钢笔吸管坏了，我就蘸着墨水写，写十几个字，往墨水瓶里蘸一下，感觉好极了。这样写作，我会有一种悠然从容的心态，而且精力集中，就是我一个人在写作，很清静。如果用电脑写作，会感到是在庙会上写作，有许多人在吵闹，在监视，我心里会很烦。这完全是个习惯和心理问题。写《天漏邑》，我用掉了四五瓶墨水，写“地母三部曲”用得更多。

我有个玩笑话：好作品还是要用手写。

叶炜：这种写作方式在年轻作家那里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您对青年作家的创作有何建议？

赵本夫：年轻作家都用电脑写作，他们已经运用自如。但我还是建议，不要丢了手写的传统。这是几千年的书写传统，过分依赖电脑，会把汉字都忘了。而且书写有一种乐趣，同样的字，每个人写得都不一样。再者，用手写作，会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心态平静，也许更容易把作品写好。

叶炜：您现在基本上住在南京，您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赵本夫：我日常生活很丰富，除了读书写作，还玩古玩、搞收藏、下围棋、练书法等等。有时外出旅游、讲课。心态悠然。

我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从来不失眠。不往心里放事。而且不管白天还是夜晚，睡觉从不拉窗帘，拉上窗帘会感觉憋闷。亮亮堂堂地睡觉反而踏实。

我住在城郊接合部，对面是紫金山全景，没有楼房阻碍视线，一片绿色山野。睡觉时侧转身，能看到月亮、星星，至多三分钟就睡着了。前几年春节前大雪，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挂在书房里：

“雪融山野岚如带，雀衔早春歇棂台。叩问先生可为邻，笑指楼前有老槐。”

[ 叶炜，青年作家，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赵本夫，著名作家，江苏作家协会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