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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徐梵澄在北京家中

提及徐梵澄先生（1909-2000），人们无外乎会想到他是翻译家、精神哲学家、诗人，且在书法、绘画和文艺评论上有精深的造诣，而其曾专业从事书评工作这一人生经历却鲜为人知。

1940年10月，任教于国立艺专的徐梵澄随校由滇入渝。年底，留德好友滕固辞去艺专校长之职，徐梵澄随即离开而入职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亦是其留德好友，委托徐梵澄编辑馆刊《图书月刊》，于来年1月出版第一期。1944年3月，徐梵澄离渝辗转于黔、桂、滇等地；1945年初回渝，申请参加中印文化交流，是年12月11日乘机赴印讲学。从1941年1月到1944年初这三年里，徐梵澄以几乎一人之力打理着《图书月刊》，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事业和精神建设尽一己之薄力。

《图书月刊》的内容主要分三大板块：一、报道国内外文化界的最新消息；二、刊登学人的学术文章；三、评述国内最新出版的著作或译作。而今天，我们来关注徐梵澄所作的这些书评，至少有如下三方面的意义：一、领略作为书评人的徐梵澄之学识和胆识；二、通过徐梵澄当年的评述来了解这些著作的时代价值，从而为当代的再阅读和评判提供历史维度；三、作书评的这三年，实是徐梵澄思想上兼收并蓄的重要时期，为理解其后来一系列贯通中西印三大文化的著作提供了思想线索。

徐梵澄一生对马一浮先生（1883-1967）是极敬佩的，如在其晚年写就的《陆王学述》（1994年初版）一书之第一章“小引”中指出，“姑断自马一浮止，可推为迄今最后一宋学大师。马氏之后，尚未闻有专于宋明理学之大师出现。”从1940年3月到1942年10月，马一浮的《复性书院讲录》六卷陆续出版，徐梵澄对前五卷一一作了评述，是其为个人所作书评中数量最多的。且看徐梵澄对卷四“诗教绪论”和“礼教绪论”之赞叹：“综观此绪论二篇，温柔敦厚之旨，恭俭庄敬之义，昭然若揭日月以行。皆上接子夏，欲以直绍圣门之缀绪；一泯今文古文、汉学宋学数百年门户之争，消历代治经拘杂悍党诸弊，深有得乎‘存大体，玩经文’之意。”

熊十力（1885-1968）与马一浮被后人都尊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祖师，熊氏代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于1932年10月出版，引起思想界的极大争论。1940年8月，出版此书的语体文本之上卷，徐梵澄遂对本书内容和宗旨作了一番精要的梳理，于此可见其对佛家唯识学已有精深的研究，而更主要者在于他对《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以来的争论，给出了自己深切的认识:“熊氏融会儒释，妙契玄微，久为海内人士景仰，非造次所得睹其高深……其若舍识言用，不取于相，翕闢生灭，观其恒转，见为真实，可谓玄理超卓，妙解独到，要亦未离佛法，谅无间于通人矣。”

师母许广平曾称赞梵澄“天赋极高，旧学甚厚”，故其能把捉住马一浮、熊十力等旧学大师的思想旨趣，且予以同情的理解而给出公允的评价。此外，徐梵澄年轻时留学德国，归国后系统翻译尼采著作，可知其西学素养也是很高的，故能洞见贺麟、冯友兰等这些留学欧美的学者之思想理路。

贺麟先生（1902-1992）以其翻译的黑格尔《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知性改进论》为当代哲学界所敬仰，但世人对其在“新儒学”领域的贡献重视不够。1942年6月，贺麟第一本论文集《近代唯心论简释》出版，此书与后来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1945年）、《文化与人生》（1947年）一起构成了其“新儒学”的思想主体。徐梵澄认为《简释》一书，“其努力求融会贯通中西哲学，显而易见。无论有没有偏颇的地方，却处处能见其大，得到平正通达的理解。”此外，他还敏锐地指出，书中关于西洋哲学的几篇文章，“以见到作者研究之功力，不怎样表示作者的哲学才能。如说作者的哲学才能，还是表现于中国哲学的研讨。”

“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这是冯友兰先生（1895-1900）对其一生重要著作的总结。“三史”中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近几年奇迹般地成为哲学类畅销书；而主要创作于抗战时期的“贞元六书”，则标志着其“新理学”哲学体系的确立。徐梵澄对“六书”中的《新原人》有评述，指出“书中用的方法，似乎还是西洋近世哲学的方法”，且认为全书十章唯第六章“道德”与第八章“学养”最精彩。《新原人》第三章总说“境界”，第四至七章分说“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境界。徐梵澄则揭示出，“理学家好说‘气象’，圣学至于希天，但不说‘境界’，佛学中常说‘心有境无’，道家更不说境界。自来诸说皆注重由路，即道，皆说修持。”进而明示：“‘自然境界’，无须说；‘功利境界’，不必说；而‘天地境界’，不可说；可说者，唯是‘道德境界’。因为这是平实处。”这是何等手腕，何等气魄，一针见血，令人豁然开朗。

以上略举徐梵澄书评四例，以窥其书评之整体精神风貌，其他还有对梁漱溟《答乡村建设批判》、金岳霖《论道》、太虚大师《真现实论》、陈寅恪《当代政治史述论稿》、冯至《十四行集》等著作之评述。

末了，摘录梵澄所撰《图书月刊》“发刊词”中数言，以敬策当下。其曰：“然而这民族的抗战，震醒了炎黄子孙的神魂，试出了我们民族亘古长存的伟大磅礴的内在的潜力……学术人士共同的使命，在于国家生命的精神基础之建立。完成这使命，便须有古今思想渊源之导注，新生力量之苏起，在现在这决胜的时分，增长国人精神的勇武、道义的决心……我们的图书事业，便是许多文化事业中间的一支，并非不重要的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