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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的城

作为地道的学者型作家，生长于南京、现任教于香港高校的葛亮，最先在中国港台地区声名鹊起，继而以才情征服了无数的大陆读者。其文字之考究，逻辑之绵密，以及“既古典又现代”的叙事风格，被评论界视为“最具大师潜力”的新生代作家。

1978年生，原籍南京，现居香港，任教于高校。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著有小说《北鸢》《朱雀》《七声》《谜鸦》《浣熊》《戏年》，文化随笔《绘色》，学术论著《此心安处亦吾乡》等。部分作品译为英、法、俄、日、韩等国文字。曾获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发展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长篇小说《朱雀》获选“《亚洲周刊》全球华文十大小说”。2016年以新作《北鸢》再获知此荣誉。

《朱雀》 葛亮 著 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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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篇报道的开头用了“面容清秀、五官精致”来形容葛亮，他也确实当得起。事实上，他不疾不徐的说话方式及冲淡平和的性格也许更接近“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八个字。

葛亮的身上，有着太多耀眼的标签：他的祖父是著名的艺术史学者葛康瑜，他的太舅公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他的表叔公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这个家族可以称赫赫有名了，这些为葛亮的写作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创作灵感。

“葛亮”这个名字起得很随便，似乎跟家族的深厚底蕴不太相衬。据说，当时家里也确实取了不少名字备选，结果挑来挑去反而没了主意。家里的一位朋友跟葛亮父母说，你们俩一个姓朱，一个姓葛，孩子就叫“亮”吧。于是，就顺其自然地叫了葛亮。

出生成长在南京、成名在台湾、现居香港，葛亮和他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充满了“传奇性”与“漂泊感”。“所谓漂泊感，我更倾向定义为某种可能性，我喜欢一种既安静又变动不居的感觉，这或许需要依赖空间的转换来实现。其实我的经历也并不复杂，我是个比较随遇而安的人，在不同的空间中生活不太会有挣扎的感觉。”葛亮说，他在朋友的怂恿下测过一个卦，然后算出的结果，他是“鲲”命。“鲲化为鹏”是要远走的，命里主水，又驿马星动，所以会去有水的地方。

而且，空间的转换对他的写作有意义，最重要的就是它提供的距离感。“如果不是在香港，我可能不会去写南京。因为太近，太享受身在其中的感觉。也是我之前所说的惯常感，这是不利于去表达这座城市的。在香港远了，反而有了某种躬身返照的机会。”他的首部以南京为书写对象的长篇小说《朱雀》，让他在港台地区声名鹊起。

对于南京的书写，葛亮不想让它浮于表面，在准备写作时，葛亮通常会进行一系列的访谈考察，以求真正进入城市内核和气质深处。《朱雀》是他写给南京的一本书，用他自己的话讲，“写这本书，是为了还南京一笔感情债。”这本书因为标示有太多的南京文化名片，以至于有人真就带着《朱雀》去游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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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的尾声，葛亮从南京来到香港。上世纪三十年代，抗战伊始，祖父也曾辗转到此，最终还是匆匆地离开。姑祖父母，却留下来了。

“香港是个充满相遇的城市，套用《一代宗师》中的一句台词，或许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这个可以讲是一种宿命。很多人到了香港，是把它作为人生过往的驿站，很快就离开了。”对于这座城市，葛亮既感亲近又觉陌生。

在他看来，香港和南京的气质截然不同。南京是“烟水气”，那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生活态度；而在香港，“风暴”这个词出现得更多。

在全球化的今天，所有的城市逐渐变得越来越相似，一个地方独有的地域特色越来越不明显，在文学中，对这种地域特点的表达更是微妙、暧昧、难以把握。葛亮的敏感，也让他的小说呈现出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对地域有着特别的关注。比如，《朱雀》叙述的是南京几代人的沧海桑田、风云变迁，《七声》包括南京和香港两地的人物故事，《浣熊》写的则是他现在生活的香港。因为这种对于地域的偏好，也有人将葛亮的写作归入都市小说的范畴。

而提及都市小说，张爱玲笔下的城市、世俗、城中人几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标杆。有人喜欢将葛亮的《浣熊》与张爱玲的《传奇》相比较。二人在身世经历上也确有相似之处——同样家声煊赫，足迹也相仿，都是从都市文学传统深厚的中国南方迁移到更开放、更多元化的香港，葛亮是从南京到香港，张爱玲是从上海到香港。

葛亮承认，自己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张爱玲的影响，但他们对于人性的立场和行文的方式却有本质的差别：张爱玲对于人性是失望透顶的，而在葛亮眼里，即便再破败不堪的时代里，总有一些温暖的东西。

“张爱玲写《传奇》，她自己这样界定，这是一本‘给上海人写的香港故事’。实际上投射出她作为一个过客的心态，也隐隐表明她自己文化身份的某种优越感。她写了很多香港的故事，但是她说香港始终没有上海‘有涵养’。我写香港是比较谨慎的，我会让这座城市自己去发言，换言之，就是我表达的香港，是一个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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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鸢》是葛亮继《朱雀》之后又一部最新的长篇小说。关于这本书的缘起，葛亮回忆说是因为出版祖父遗作《据几曾看》的编辑曾经给他写过一封来信，这位编辑在信里说希望他从家人的角度写一写祖父的过往。

“我最初写这本书很大的动力是来自于我的祖父，我的祖父是一个艺术史学者，上世纪40年代在四川江津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据几曾看》，关于从汉代到晚清中国历代最重要的书画典藏。”葛亮曾经考虑用一种非虚构的文体进行写作，但是他反复思量了之后仍然选择了小说这样一种更有温度的表达方式。

《北鸢》这部作品起于民国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笙的成长，结束于上世纪的中叶。在这部书里，葛亮白描了政客、军阀、寓公公、文人、商人伶令人等上百位的民国人物，内容涉及大到政治、经济、城市、地理，小至烹调、书画、曲艺，包罗万象，简直可以称为一幅民国的《清明上河图》。这样细致入微的描写来源于葛亮七年间的翔实考察。

当然，《北鸢》也是一本阅读起来需要非常大的耐心和定力的书，首先因为它非常厚，厚到让人产生抵抗心理。另外，因为它里面出现的人物非常非常多，所以，读者是不能快速地把它阅读完的。但是它也是那种一旦阅读进去之后，就很容易进到那个情境里的书。虽然读得非常慢，但是过程并不艰涩和痛苦。

年近九旬的旅美作家聂华苓，说《北鸢》令我惊艳，许久没有读到这么精彩的小说了，葛亮所写的那个时代正是我所生活过的，葛亮如此年轻，竟写出那个时代的小说，感谢这部作品将我带回我最年坏的岁月。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说属于葛亮的叙事抒情的风格已经隐然成形。当代作家竟以创新突破为能事，葛亮反其道而行，遥想父祖辈的风华与沧桑，经营既古典又现代的叙事风格。他的小说美学以及历史情怀独树一帜，未来的成就必可期盼。

对话：家国北望太沉重

读品：家承渊源给您的写作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葛亮：我们家几代都是知识分子。从我的个体而言，家族是我面对时代变化的依持，是全球化时代的我和传统之间非常紧实的纽带。我早期的阅读经验和同龄人不太一样，读笔记小说，旧俄时期的小说，从祖辈他们的审美、对历史时代的感情中帮我进行选择。那时候会有抗拒心理，但我现在很感谢他们。

读品：您对地域文化一直很关注，您对南京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工作怎么看？

葛亮：你不可能让每一个老旧的城市都保留得如同罗马一样，完全整旧如旧，那是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的。南京现在这样还是很不错的。还有几个城市会有这样完整的古城墙？我觉得南京对历史的保留一直是可圈可点的，南京人知道自己好的东西在哪里，而且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的好。另外，文化之间的对话很重要，我在小说里其实一直在进行这种对话。我希望这个古老的城市跟外界的对话能够进入到一个良性的“看与被看”的关系。

读品：您属于典型的“学院派作家”，毕业后也一直在大学任教，通常做研究久了，写东西喜欢掉书袋，您是如何在学术与现实这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的？

葛亮：家国北望太沉重，我还是比较喜欢南方的东西，带有一点世俗的审美，轻盈的，同时也务实的作风。就像文字，我喜欢沈复和李渔，就是因为他们把生活当作生活，而不至于升华到生命。他们的学问，也是情趣与情绪，是带有温度的。所以，我很钟爱笔记小说，里面那种掌故感，十分的民间与细腻。可能和我在南京长大有关。

读品：评论界把您的写作归入“新古典主义”范畴，怎么理解这个词？

葛亮：我觉得是有审美的层面理解去把握它。本身从文字的角度，对于历史的还原或者对于历史还原这种审美，从哪个语言的系统里建构，这是其一。第二，怎样把这种历史的题材放在一个当下的现代的语境里进行检验。我特别喜欢的一位作家是沈从文先生，沈从文先生的《长河》想表现的是时代的长与变，长的这一端是在传统文化的这一端，传统遭受流洗、冲击、凋零、重塑，就是变的那一段。

读品：您最近在看什么书？

葛亮：因为写作的关系，我看的书都比较杂，最近在看京极夏彦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