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9)

　　梁柏台的寝室在一幢斋楼上，由于可以年级混编、同乡合住，他就和石永祜、何宝运同住一室。何宝运是1914年入校的四年级学生，与丰子恺(丰子恺，是我国现代著名画家、文学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是一位多方面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是同班同学。一条长廊排列着18间寝室，每间寝室安置18张板床。门上标着寝室号码，旁边挂着18位学生的姓名。

　　丰子恺后来回忆道：“寄宿舍生活给我的印象，犹如把数百只小猴子关闭在一个大笼子中，而使之一齐饮食，一齐起卧。”“数百学生每晚像羊群一般地被驱逐到楼下自修室中……严冬之晨，倘在被窝里多流连了一会，就得牺牲早饭，或被锁闭在寝室总门内。”因为采取8人一桌的包餐共食制，进餐时“饭厅中的人大都眼明手快，当食不让”，吃得“五只菜碗底都向天”。18间自修室，每间放置12张课桌，分成6块，可以容纳24人自习。每晚自修时间，“倘不想起这是我们的学校的宿舍”，“一定要错认为这是一个大嘈杂的裁缝工场。”(丰子恺：《寄宿舍生活的回忆》，《丰子恺文集》(5)，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梁柏台却不觉其苦，反以为乐。从偏远山村，来到西子湖畔，更觉学习机会之难得。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男清夜自思，亦知愧为人之道。以吾之家境，何能任此求学之重资。男不自量而使大人负其重担，虽战战兢兢不能消其罪，思及于此，实愧恨无地。大人光明百知男心，亦不见责，诚感激靡尽。”“男自思入学以来，致大人增加负担。男则俭之又俭，不敢浪费一钱，亦自知家寒，衣食毋使饱暖不求繁华，大人之苦，男有不知哉。特以为今世不务学业不足以当分子之责任，以恨天不虚生我也。”(梁柏台：《1918年12月26日给父母亲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星期天，一些有钱的同学下馆子、找乐子，而梁柏台总是在学校的饭厅吃饭，通常是几个馒头加碗汤，或者几两米饭加蔬菜。菜肴能下饭即可，就是饭量特别大。韭菜炒绿豆芽是梁柏台的最爱，必定要买上一两碗与大家共享。对此他的高论是这碗家乡菜青青白白，做人就要如此模样。梁柏台平时生活很节约，但帮助同学却很慷慨。有的同学生病了，他会掏出不多的生活费为同学买药和营养品。

　　同乡同学石永祜“因家务羁縻，不能抽身，中道而止”，梁柏台去信力劝，“窃世界大观，则莫如术学。为学之时又莫如青年”，“时乎，时乎，不再来。值青年而不学，恐不能有广学之时机。转瞬间即为社会之办事，人至此时叹学问之不足，悔之已不及矣。”(梁柏台：《1919年2月给石永祜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挚友袁月乔知新小学毕业后从商，梁柏台去信告诫毋忘学习之使命，青年之责任，“吾弟正值青年，切勿误其时机。吾国今日之世，所可仗者恃吾青年……青年肩造就吾国将来之责任，庶不可忽过。苟今日之青年，不善将来之青年，其可冀乎？谓勉吾弟为学者，仆之志也。”(梁柏台：《1918年12月给袁月乔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后，一向重视体育运动的浙一师，把体育活动与“爱国”、“尚武”结合起来。经亨颐说：“凡我校全体学生，皆以尚武之精神”、“运动会与爱国、尚武两要旨有密切之关系。”上学第一天，第一节课就是“体操”课。这里的“体操”，就是“兵式操”，即军事操练。先是立正、稍息、报数等基本训练，接下来就是慢步走。梁柏台是体育积极分子，跑步、足球、游泳、单双杠无所不能，特别是单双杠中的“引体向上”、“大回环”等动作，没有同学比得过他。他还是校足球队主力队员之一，踢的是中锋。参加体育活动，强健国民体魄，梁柏台自然与国运相联，“倘么中国自强，则外人必不使侵涉国事也。”(梁柏台：《九月十五日记》(1918年10月19日)，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从1919年秋开始，经亨颐提出“与时俱进”的教改方针，试行职员专任、学生自治、改授国语、试行学科制等四项改革措施。

　　职员专任就是教职员不得在外校兼课，必须专门从事本校教学，并参与学校事务的研究与讨论。经亨颐聘请了夏丏尊等16人为专任职员，赢得了梁柏台的好评，他在给家乡老师的信中说：“自从这学期起，敝校守旧的教员，错[差]不多没有了。这学期请归来的教员，都是提倡新文学的沈仲久、刘大白、袁易、陈望道、李次九……这一般[班]教育家，都在敝校专任功课，实在难得得很。”(梁柏台：《1919年11月9日给袁先生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1919年11月16日，浙一师学生自治会正式成立，发布了《宣言书》，通过了《自治会章程》。梁柏台参加了经济部贩卖股和社会服务部讲演股，他说：“我们是自治的，教职员不来管理的，外面出入是自由的，本校现在脱离了奴隶教育了。”梁柏台：《给梁岳生的信》(1920年1月15日)。“一切舍务、学务悉要学生去做。学校好象一个议会，仍旧选出代表，到了有事体的时候，征求意见，议后始行。教职员和顾问官一样的，这是关于会务的事情。学务的事情，就是上班[课]，学生轮流教授，教员旁听，指正他们的谬误。考试废除，在平日的自习。这样一样，要比从前好得多了。”(梁柏台：《给袁先生的信》(1919年9月)。)

　　五四前夕，浙一师就开始采用白话授课。1919年10月，经亨颐规定一师和附小国文科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话，同时采用字母。新聘的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和夏丏尊一起，合编了《国语法》，还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上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白话文章作为新教材。当然，浙一师的国文教授改革，和其它新生事物一样，免不了要与传统观念发生碰撞。1919年9月17日上午第一节国文课时，一位学生当堂对陈望道先生教授的几篇白话文进行非议，“文言是数千年传下来的‘国粹’，白话文也是假的。”社会上反对之声甚嚣尘上，扑面而来，杭州一家新出版的《明强报》发表了一篇非议横行文字、白话文、注音字母的文字，梁柏台立即写出《我对于〈明强报〉的批评》，从三个方面逐一予以驳斥，无疑是一篇宣传新文化捍卫新文化的战斗檄文。梁柏台写的另一篇《文言与白话孰优孰便》，陈望道给“爽快澈透得很”的批语。

　　课堂学习丰富着梁柏台的知识，远足活动开阔了梁柏台的视野。由于经亨颐主张“动的教育”，一师非常重视远足活动。远足既可开拓学生视野，锻炼学生意志，还可促进师生的感情交流。1918年10月4日到10月12日，梁柏台参加了学校临安天目山秋季游。10月8日，他和另外4名同学率先登上东天目山山顶，这时“东望钱江，则云雾迷漫，北窥太湖，则天气不清，不能相见。仰望红日，若相距不及数竿。俯视众山，大者可以作案，小者无异土块。一水流出，则乡间棋布。”胸襟是如此开阔，气魄是那样豪迈。他们踱步而下，有石壁屹立两旁。有石室可容百数十人。“中有龙池，深不可测。上有飞桥驾两池之间，天目山之名由此而来。”头尾9天的远足活动，梁柏台记了9篇日记，还写了四篇游记，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令很多同学深感佩服，自叹弗如。

　　几里之遥就是西湖那醉人的湖光山色，走出校门就是那诱人的灯红酒绿。由于学习勤奋，再加“囊中羞涩”，梁柏台很少出外游玩，1918年9月19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是梁柏台进入浙一师后第一次也是仅有一次的湖上泛舟，他和另两位同学乘小船，过宋庄、刘庄，至毛家埠登岸，及至灵隐寺，用日记写下了他所见所闻所感：“登其亭，一若湖水可搤，万峰可履，如白云布地。”“今日之一往游历，眼界居然若一新也。久在校中功课如积，无暇于游戏。适值假日，而外出游历，且加以湖山碧绿，小船漂流，能不快乐于心乎！”梁柏台：《八月十五日记》(1918年9月19日)。除了几次去“西湖三墓”外，他再也没有外出游玩和逛街，就是八月十八和九月九日，同学邀其钱江观潮和重阳登高，梁柏台独留校内，学习之余在校内拔草。(梁柏台：《九月初九日》(1918年9月22日)。)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柳永一首《望海潮》，把杭州写得那样雍容华贵、美轮美奂。是的，江南春雨的杭州，烟柳画桥的西湖，壮观天下的钱潮，杭州既有小桥流水的精致与婉约，更有大江东去的壮阔与超迈。来自穷乡僻壤的梁柏台，初到杭城真有一种“繁花渐欲迷人眼”的错觉。但他很快发现，杭州不仅是温柔之乡，更是英雄之地。“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梁柏台并未流连忘返于西湖山水，参拜最多的是“西湖三墓”，即岳飞墓(庙)、于谦祠和张苍水墓。他常借张苍水绝笔诗中的开头两句来抒发心中的感受：“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坐落在杭州西湖栖霞岭南麓的岳飞墓(庙)，是南宋抗金名将，杰出的民族英雄岳飞的长眠之地。梁柏台每来岳庙，流连凭吊，感时伤怀，常常激情难抑，血脉贲张。时时高歌一曲《满江红》，大声朗诵《出师表》，每每情不自禁，泣不成声。联想多难祖国，面对破碎山河，勉励自己“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渴望能像岳武穆那样，“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待有朝一日“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同去同学，听后莫不振奋，观之无不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