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12)

　　对于进步报刊，梁柏台每天要看“六七种之多，还觉得不够”。并劝知新同学梁岳生，“你们独居一隅，同新思潮不能相联络，总要买几本杂志看看，才能够同新潮流相接触。我希望你从明年起，定[订]一册新思潮的杂志看看。”“你们眼光不要放得太高，或者太低，要用一种研究的态度去看。批评批评，是尤加好的。”(梁柏台：《信札·1920年1月15日给梁岳生的信》)崭新的思想，先进的文化，如春风化雨，滋润着青春的情怀，拓展着思想的视野，培育着人生的信念。他抱着“鼓吹新思想，以改造社会，革新人生观”的目的，积极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

　　1919年10月10日，浙一师校友会十日刊创刊，梁柏台于当月18日写信给原知新小学老师，后担任新昌县劝学所所长的唐化城，要求老师提供新昌各高小的寄信处，以便自己投寄十日刊。后来根据唐先生提供的学校名单和通讯处，梁柏台将刊物一一寄给了新昌县立高等小学等8所小学和县劝学所、县教育会等，以及一批老师和同学，希望新文化的春风，吹进闭塞的家乡。

　　当得知自己的家乡召开了国民大会，当得知自己的家乡也开始掀动起新文化的春潮，梁柏台感到“不胜快乐”，称赞“我们新昌的学界，脑还没有冰；我们新昌的商界，血还没有冷”。他希望唤醒更多的父老乡亲，他希望更快地普及教育，他准备“回家的时候办一个注音字母普及会，使得一般人非常容易识字。大约几天功夫，就可以看书”，注音字母“实在是平民教育最好的利器”。(梁柏台：《信札·1919年12月给袁修昌的信》。)

　　新文化呼唤着新教育。作为师范学生的梁柏台，对中国教育现状深感忧虑。他在给母校老师的信中指出，中小学教师中有一批“老学究”，“头脑是经过几千年的风霜雨雪，腐臭是不堪近人的；即使用肥皂去发过他，拭帚去刷过他，也是用不着的了。”他们“自己尚古，教学生也尚古，‘先王之道怎样好’，‘四书、五经怎样完美’，‘孔子之行怎样端正’”。“以时代的不同，强人家去守一样的规矩，岂不是用一双鞋子，去叫万人穿呢？”然后发问：“人人守着死规矩，失掉他的天然知能，这种机械的教育，奴隶的教育，能适用于现在吗？”“这种过去时代的‘老学究’，叫他任现在的学校教育，学校能够显出教育的本义吗？”“照这样下去，中国教育，不但几十年不能振兴，即几千百年也不能振兴的。要晓得学校教育，以儿童为本位，不是以教育者为本位；以社会为本位，不是以个人为本位。既然以儿童为本位，应该要以儿童的个性发育，好好去扶持他、引导他，得发展他的本能，不应该强迫他、压制他、奴隶他。既然以社会为本位，应该去研究社会问题。”(梁柏台：《信札·1920年1月2日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他提出教育应走与社会相结合发展之路。)

　　他进一步指出：“今日教育宜注重时事，使学生发起爱国心。”认为“书籍上之学问固不可缓，然时事上之学问，更不可缓。”(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17日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他批评家乡的学生“常终日伏案，书声咿晤，以为尽自己的责任，则爱国的思想已不及他人了。”他多希望和家乡的同学共同“想一个救国的方法，使我们的中国不至于亡的地位”。(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28日给×××的信》。)梁柏台最后直指腐朽的教育体制：“读书是为做官的，为个人的，不是为社会的，所以他们读书是死读的，不是活用的，上课是选几篇韩文公、苏老泉的滥调文章。作文时，出几个秦始皇、汉武帝……的死题目，对于人生的问题、社会问题……无不加一点儿研究。这种教育，还有什么用场呢？”梁柏台：《信札·1920年1月2日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他建议母校，“宜设一阅报室，使学生随时阅览，使学生既知时事，又可增广学识。”(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17日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

　　当时白话运动方兴未艾，各种看法甚嚣尘上。梁柏台一位报馆工作的朋友也对白话存诸多曲解，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文字的精华，为东西各国所无有，一旦完全废弃了，去学外人的屁算时髦，亦未免可惜，又未免太自卑污了。”指出“学校完全用白话的不好”。梁柏台第二天就给这位朋友回了一封言辞激烈又说理透彻的长信：白话是“将来国语统一的根基，为教育普及的功臣，那有不提倡的道理呢？”“若说是体裁的变更，就说国粹消灭，那么，自黄帝作字以来，体裁不晓得改变过几次。”“我们中国贫弱到了这样，真惟文字的精华，为世界各国所没有的缘故。若是我们中国，大家用研究滥调的功夫，去研究科学，那里要贫弱到这样呢。”他不认为白话就是拾遗“外人的屁”，就是“太自卑污”，“要晓人家的好，当然要去效法；自己的不好，当然要行改革。”信的最后劝说，“古人好的东西，当然要保存它，不好的东西，应该废除它，现在并没有完全废除。若完全废除，是灭掉中国字才算完全。”他认为，“文字是言语的记号，言语是从思想发出来的，思想什么样，就是记号什么样，若是要说起滥调来，思想就不能自由了。要阻碍思想自由的东西，就是要阻碍文化进步的东西，所以不得不改文言为白话。”(梁柏台：《信札·1919年12月14日给孙纲球的信》和《作文·文言与白话孰优孰便》。)

　　这封写给孙刚球的信，本身就是一篇白话文。另一篇用白话文写就的，便是《文言与白话孰优孰便》，被陈望道先生批为“爽快澈透得很”，文章是这样写的：

　　言语是思想的表示，文字是言语的记号，思想怎样发表，文字就这样写来。可以使我们自由发表思想，断不至于有妨碍思想的自由，这样的说头，就是现在的白话文是了。说到从前的古文派，要熟读几部古人的文章，不是唐宋的大家，就是当代的名人；还要说起许多派别来，什么是桐城派？什么是阳湖派？那派的人，专想尽那派的做法，使得自己的天然思想，消灭尽了。这种文字，还有什么用呢？要晓得思想是活的，不是死的；思想既然是活的，文字也是活的；为什么不做活的呢？这种毛病，是从教师来的。向来的教师，看文字不看他的思想，是看他的文面句调，用古人的句调的多少，定文字的好歹。所以弄到后来，愈来愈近皮毛了。要晓得文言有多少不便？可比我们无论做什么东西，想出思想意思，还要合这句话同古人对不对的，这句说话做得工不工的，并且要用几个典故，弄得脑子糊里糊涂，又费了许多冤枉工夫。这是何苦呢？所以我简直说一句话，古人是死的，白话是活的，可知道白话要比文言好了，白话要比文言便了。

　　从1919年9月下旬开始，梁柏台的书信格式发生变化，如以“我亲爱的父母亲”代替以前的“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以“袁先生”、“母校诸先生”代替以前的“夫子大人函丈敬禀者”，以“锦文兄”代替以前的“锦文学兄台鉴”。并从9月28日起，所有书信都采取横式书写。

　　国难家愁直压得梁柏台喘不过气来，更使他压抑的是传统道德的禁锢，他在给知新同学的信中提到，“我们中国的家庭实在是很没有程度的。专门以几千百年的旧知识来教子孙。”“不管人家的闲事，遵守家庭的教训，才算得孝子悌第，甚且以子孙作为玩具，使他常在眼前，作为生儿子的东西，望不得他早生几个儿子，快活乐笑常聚在一块地方，弄得他终身断送了罢，一点儿事体也没有做出来。”(梁柏台：《信札·1919年9月12日给梁岳生、周相标的信》。)“他们的头脑是几千年前的头脑，”所以他认为“家庭是应该革命的”。

　　梁柏台与旧家庭的冲突，首当其冲的是自己的婚事。

　　1919年7月，梁柏台回家乡过暑假，这时梁柏台21岁，未婚妻23岁，两人定亲已经三年，女方父母几次催促，柏台父母更是抱孙心切。但梁柏台“一心赴法华工”，根本不打算成家，开始“寄读西山国民小学校”，后来干脆提前一月返杭。这自然引来双方父母的不悦，遭到来信的责备和训斥，要求他寒假“吉席期内，务必速归”，如期完婚。梁柏台在1919年9月28日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

　　倘若言及此事，须待学成，非五六年后不可。母亲谓井臼无人代劳，甘旨无人奉养，娶归则可，婚则非所愿也。且佳期之日正值大考之时，两端相权，孰重孰轻。况教育厅布告，年假不放，以补上学年之缺课。校长亦有训话，年假即放不过三四日最多，不至一星期。年假不放男则不归，谋娶一节，毋多费心。男自思学问无有，事业不立，己身尚不能自立，又加此冤债，岂领其乞怜于人乎，良家之女岂能如此乎？此情之所必不能也。以故不愿自害害人，此事望勿有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