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

自序

　　梁柏台，是我的祖辈！

　　查林村，是我的故乡！

　　我的姑姑家，就在大道地，与梁柏台家隔着一个天井。天井中有口水井，因为井水冬暖夏凉，所以大道地常常门庭若市、热闹非凡。挑水的，洗涤的，笑语喧哗，人来人往。母亲有时挑一担衣被，掇一条小凳，也加入进这支洗刷大军。而幼小的我，就跟着母亲，到姑姑家玩。

　　印象中记得，一次来到大道地，看见一户朝西的人家，墙上挂着一个大的镜框，镜框里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很年轻，也很英俊，白皙皮肤，细长眼睛，梳着分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微微笑着，亲切自然。

　　这户人家的门口，进进出出着两位老太。母亲教我尊称高瘦的老太为小芬姑婆，较胖的老太为柏台婆。

　　两位老太都是小脚，都梳盘头。小芬姑婆脸上已长起老年斑，灰白的头发，高高的颧骨，细细的眼睛，讲话声音快而尖。柏台婆满头银丝，面色红润，目若朗星，说话声音平而缓。

　　年幼好奇，特别是对不懂的事情，自然要问长问短。

　　“照片里的人是谁？”一天我问坐在门口的柏台婆。

　　“梁柏台！”柏台婆笑着望望照片又看看我。

　　“梁柏台是谁？”因为年幼，真的不懂，于是继续发问。

　　“按辈份你要叫爷爷！叫柏台爷爷。”柏台婆柔声相告。

　　“柏台爷爷在哪里？”

　　“在很远的地方……”

　　柏台婆见我还要追根究底，就摸摸我的脑袋说，“小鬼头，你不懂！大起来再告诉侬。”

　　这时母亲洗好东西，唤我回家。路上母亲告诉我，照片上的人就是柏台婆的老公，解放前被国民党杀害，柏台婆从此没有再嫁，一直守寡到今天。小芬姑婆是梁柏台的姐姐，因为弟弟没有回家，她也就没有出嫁。

　　从此，梁柏台像一本传奇，渐渐地在我童年的眼前展开。

　　一年冬天，我上梁柏台家玩，围着火炉取暖，和慈祥的柏台婆搭话：“柏台爷爷为什么结婚七天就要离开？”柏台婆说，“他在上海读书时就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约好，要去苏联留学。临行前，我们举行了婚礼。结婚当晚，他就和我约定，七天后要离开，最多三年就会回来。我说，只要你好，再等三年也无妨。想不到一等这么多年。”柏台婆平缓的叙述，如淙淙溪水，流过我幼小的心坎。

　　一年夏天晚上，月光如水，我坐在大道地水井边纳凉，问小芬姑婆，为什么不把柏台爷爷叫回来。小芬姑婆用芭蕉扇拍拍我的屁股说：“写了好多封信到苏联，告诉你柏台爷爷，村里他的亲朋好友，谁谁发了财，谁谁做了官，家中生活怎么怎么艰难。你柏台爷爷回信，要我们别仰慕人家的富贵，他最不喜欢提钱财两字。就是你柏台爷爷的爸爸去世，他也没有赶回来。”

　　先辈的英雄事迹，如润物无声的春雨，滋润着少年的情怀；如暖人心怀的艳阳，朗照着青春的天空。

　　家乡是纯朴的，两位老人是纯朴的，纯朴得如同家乡的泥土。从来不曾夸夸其谈柏台的英雄事迹，从来没有居功自傲神气活现，以致村里人大都不知道梁柏台在苏联干什么，更不知道梁柏台在苏维埃政府曾经身居要职。小芬姑婆穿着土布旧衣，柏台婆穿着阴丹士林，都腰系围裙，细脚伶仃，整天忙里忙外。有时看见两位老人抬着粪桶，挪着两双小脚，到自留地里锄草浇菜。

　　柏台婆和小芬姑婆，分别于1973年和1977年离开这个世界。当时年岁尚小，加上时代动荡，生活艰难，对梁柏台的认知只停留在片断式、鳞爪化，没有与两位老人展开深谈，没有对烈士早年事迹进行记录。两位老人对梁柏台的记忆和思念，随着她们的去世变成了永远的秘密，想来十分的可惜。

　　那个年代，父亲辗转江西、福建、安徽、江苏等邻省搞医疗器械修理，不止一次地到过江西瑞金，不止一次地瞻仰过叶坪的红色遗迹。一次他发现红军烈士纪念塔塔基的一块碑石上镌刻着“梁柏台”的字样，非常兴奋地写信给家里，要求母亲把这个消息告诉小芬姑婆和柏台婆。父亲回家后还带着我，专门赶到大道地向两位老人讲述发现这件事情的经过。但父亲并没说梁柏台在瑞金担任什么职务，负责什么工作。

　　记得1983年下半年，已在外地工作的我周末回家，去大道地看姑姑一家，曾见一位剪着短发的老人，安静地坐在梁柏台家门口的藤椅上，虽然年老体弱，但精神矍铄。有人告诉我说，她叫周月林，是梁柏台的第二任老婆，据说因所谓的“叛徒罪”坐牢二十多年。

　　叛徒！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红灯记》中的王连举，和《红岩》中的甫志高。其实那时周月林已经平反，刚从山西异地安置到新昌。我没有打听她“出卖”的人是谁？也没有了解她与梁柏台的相识相爱，更没有了解她经历的那个革命年代。

　　周月林的回来，在村里激起了不小的涟漪，不久就平静了下来。每周回家总忙着繁重的农活，很少再去想这桩事情。一次路遇陈莲珠继子梁志洪就问：“志洪叔，月林婆婆还在家吗？”

　　“老早到新昌去了，县里给她们安排了房子。”志洪叔叔匆匆话别。

　　大概是驱之不散的“叛徒”阴影，使我错过了走访周月林的机会。

　　其实，这时新昌党史办的陈刚同志，已经着手整理梁柏台和周月林的相关材料，只是我不知道罢了。直到1989年我调离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工作，更把梁柏台周月林的事抛在脑后。

　　身处异乡，一次偶尔看到一篇写梁柏台的文章，作者就是新昌党史办的陈刚同志。通过这篇文章，我才了解了梁柏台更多的感人事迹，他不但担任过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司法部长，还担任过内务部代部长。但材料对周月林本人较少涉及。陈刚同志的文章，引起了我深深的不安：作为梁柏台的晚辈，没有写出有关梁柏台的文章，这是自己的怠惰与麻木。于是我根据儿时的记忆，和陈刚同志的那篇文章，星夜完成了一篇纪念梁柏台的文章，向《浙江日报》投出稿件。没有几天，热情的编辑通知我，因为篇幅较长，更是史料文章，最好去报社面改。我第二天就赶到杭州，在编辑老师的再三斟酌修改下，一篇名为《山林清风唤故人》的长篇通讯，发表在1991年5月15日的浙江日报上。

　　如果说，写梁柏台的通讯是梁家后代这一动力，那么写本书我觉得是在尽一种社会责任。

　　一次去探望陈刚老师，退休在家的陈刚老师已经脑卒中，给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但他言谈之间都是梁柏台周月林，梦萦魂绕的是梁柏台研究。他既为研究的点滴成就而欣慰，更为研究后继乏人而神伤，并向我投来殷殷目光。临走，陈刚老师送我两本书，一本是《梁柏台》，一本是《走近周月林》。并告诉我，他正在赶写一部40余万字的《梁柏台传》。路上，我被一种精神感动着，被一种榜样引导着，被一种目标召唤着。我对自己说，作为梁柏台后人，真的应该做一点事了。

　　这事当然就是写一本关于梁柏台和周月林的书！

　　写什么好呢？有关梁柏台周月林的传记，已有陈刚老师煌煌巨著在前，没有多少资料积累的我，决不能再炒冷饭。

　　于是我对所有资料进行了研读，边读边思考着一个问题，不管是梁柏台周月林，还是他们的亲人和战友：张佐臣、汪寿华、瞿秋白、何叔衡、刘伯坚、张亮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他们身居要职、拒腐不沾；甘苦如饴、无私奉献；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他们死如秋叶之静美，生如夏花之绚烂，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精神遗产。单位领导、人民日报浙江分社社长王慧敏建议我：不妨用信念作为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