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13)

　　但这打动不了父母要求儿子完婚的决心，指定柏台必须在1920年1月，农历1919年12月请假回新。他于1920年1月15日再次写信给父母：“……你们不要像别人家早点抱上孙子，抱孙子是一桩不好的事。我们中国弄到这步田地，就是抱孙子的缘故，我极反对现在的习俗，再造未来的社会。”“说到那婚姻这件事，我断不肯承认。”“喜欢则成，不喜欢则去，”这“是现在潮流的趋势，不可以为奇怪”。(梁柏台：《信札·1919年10月17日给父母的信》。)梁柏台表示，自己是抱独身主义的，“我的独身主义，是共同独身主义，社会为一个大家庭，儿子是共养，男女是平权，不愿再有这是‘我的妻’，这是‘我的儿子’，弄出许多专有名词，好像这个人归于私有的。”(梁柏台：《信札·1919年11月20日给袁修昌的信》。)柏台认为自己的家庭，向来“旧章是率，毫不知世界的趋势”，“决计同家庭宣战”，“断不肯稍作栖息”。假如“硬要成为夫妇，我情愿牺牲……”(梁柏台：《信札·1920年1月15日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他知道自己改变不了父母的立场，于是又写信给袁修昌先生，要求他做做父母的思想工作：

　　我今天有很要紧的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是什么事情呢？这是婚姻问题。这件事情，在我们中国旧道德、旧伦理，是不成功的。我今天要打破旧道德，改造旧伦理，要宣告离婚了。这句说话，在一般人听着，必定是大惊小怪，在我看来是句平常的话。我已经废姓了，一切不好的旧伦理、伪道德，必定要破他。我自承认有民主主义的精神，不肯去做强迫的婚姻，专制的婚姻，奴隶的婚姻，不自由的婚姻。上面的婚姻，不是人的婚姻，是畜生的婚姻，畜生是两性交际外，别无感情作用。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同畜生是不同的，所以婚姻也应当要自由恋爱的，不是像畜生强迫成功的。虽然也有因男女交际，生出感情来。但是感情不是由交际而来，是要先有感情，然后有交际。我绝对承认婚姻要自由，得到男女的美满的恋爱。

　　对于“这种畜生的婚姻”，梁柏台“情愿牺牲生命”，因此，他估计“书一定没得读了，我自己也要谋经济独立去了。”为了婚姻自由，梁柏台拼命抗争，并作好了最坏打算。(梁柏台：《信札·1920年1月15日给袁修昌的信》。)

　　五四运动裹挟着新思想新文化，荡涤着千年封建的污泥浊水，有时也难免泥沙俱下。其中有马克思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也有挂着“社会主义”之名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各种流派。绝大多数进步青年，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正如瞿秋白所言，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正因如此，也正是梁柏台等进步青年最苦闷彷徨的时候。

　　1919年10月10日，在经亨颐、沈定一(沈玄庐)和陈望道等人的支持下，浙一师、省立第一中学和甲种工业专门学校的部分学生创办了《双十》半月刊，后改名为《浙江新潮》。在11月7日《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一师学生施存统《非孝》的文章，提出“要打倒不合理和行不通的孝”，主张家庭应用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非孝》一文在当时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给传统封建伦理道德以致命一击，当然也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省长公署很快发出责成省教育厅切实查办的训令，省教育厅长夏敬观要将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四人辞退，将施存统开除，但都被经亨颐严辞拒绝。省政府下令查封《浙江新潮》社，拆毁已排好的《浙江新潮》第3期版子。11月27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和浙江省长齐耀珊致电北京政府，称《浙江新潮》“主张社会改革、家庭革命，以劳动为神圣，以忠孝为罪恶。其贻害秩序，败坏风俗，明目张胆，毫无忌惮”。12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各省查禁《浙江新潮》。

　　邵力子在上海《民国日报》上撰文，提醒浙一师学生要迎接新的斗争。陈独秀在1920年1月1日的《新青年》上鼓励：“祷告我这班可敬可爱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地方发挥‘少年’、‘浙江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

　　梁柏台本人就是《浙江新潮》、《校友会十日刊》的发行人，他1919年12月给袁修昌先生的信中分析了浙一师有四路敌人，“这四路的敌人，所处的地位，是一个‘四面楚歌’、‘众矢之的’的地位。敝校受了许多攻击，主要是提倡新潮流的缘故。我们自己晓得要改造社会，免不得人家的攻击；不经人家为难，总没有进步的地方。”信的最后，梁柏台抱定必胜的信念，引用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话与老师互相勉励：“‘新旧必不能相容，切不可受人的攻击，即起畏缩。现在的北大，危险比第一师更加利[厉]害；我们是一家，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应该互相扶持，大家处一致的态度。第一师范是南方的一线光明，应该好好地扶持他，使得光明布满南方，我中华民国得到光明的日子；希望第一师范诸朋友，积极进行。’所以我们抱‘坚持不夺之志’的。”(梁柏台：《信札·1919年12月给袁修昌的信》。)

　　反动当局查封《浙江新潮》后，然后把矛头对准经亨颐。1920年2月9日，省教育厅乘学校寒假之际，调任经亨颐为省教育厅视学，委任省视学守旧派金布代一师校长。

　　次日得知消息的徐白民、宣中华旋即联系留校同学，分头给度假的学生写信，要求大家于29日前一定返校，共商对策。“决计同家庭宣战”，准备“离婚”的梁柏台，寒假并“不回里”，积极参加给同学们的发信工作。

　　3月15日，一师徐白民、宣中华等4名代表到省教育厅、省长公署多次请愿，要求当局收回成命。并发表宣言，反复申明“维持本校改革精神，巩固浙江文化基础”的口号，得到社会各界的声援。

　　3月22日下午，金布率新聘教职员进校被拒，省长齐耀珊命令解散浙一师。3月25日，40名警察开进浙一师强令学生离校。27日28日连续两天，浙一师全体同学和杭州市学生联合会4000名学生前往省教育厅、省长公署请愿。梁启超、蔡元培等10人联名致电谴责齐耀珊。3月29日清晨，500多名警察包围了浙一师，要强行遣送学生回家，梁柏台和300多名学生围坐操场坚决不走。各校学生与一师教职员、校友赶来声援，进校与一师学生会合。齐耀珊、夏敬观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接受学生的要求：立即撤退驻校警察；立即收回解散一师命令；定期开学，原有教职员复职；立即撤销金布代校长的任命。由于经亨颐决意不再复任，最后由暨南大学教务长姜琦出任一师校长，历时两个多月的“一师风潮”胜利结束。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挽经运动”风潮平息，被称为国文“四大金刚”的夏丏尊、刘大白、陈望道、李次九等教员辞意颇坚，皆随经亨颐校长离校，一时师资缺乏。继任校长姜琦(伯韩)为此特向曾援手调停一师风潮的北大代校长蒋梦麟求助，蒋梦麟遂推荐北大学生朱自清、俞平伯等去任教。作为“风潮”后浙江一师复课的首批国文教师，朱自清、叶圣陶等如春风化雨，灌溉新知。培育晨光社、湖畔诗社破土而生；扶植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张维祺、魏金枝等一师学生开出新文学之花朵。

　　“一师风潮”，是五四爱国运动后彻底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浙江的继续，是浙江新旧文化、新旧思想交锋的一个重要回合。

　　五四时期，梁柏台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但感觉是非常肤浅的。他觉得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解尚不充分，尤其是对这一理论指导的革命行动知之不多，为此，他开始考虑去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欧洲，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勃然兴起之时，正值新思想、新文化在国内广泛传播，有志青年迫切要求去法国寻求救国之道，留法勤工俭学适应了这一需要，加之各地政府、社会贤达的大力扶持，留法勤工俭学在五四运动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热潮。

霞彩辉映渔阳里

　　泰戈尔说过，信念是鸟，它在黎明仍然黑暗之际，感觉到了光明，唱出了歌。

　　梁柏台一师求学期间，“每天到省教育会专修科读法文两点钟”，“预备留法入勤工俭学会”。(梁柏台：《信札·1919年10月7日给某某同学的信》，原载陈刚主编的《梁柏台》。)后来“勤工俭学会有不维持的现状，即使好去，也要六百元的经费，费无可筹。”“想来想去，不得一良好的地方。最后的办法，只有脱离旧家庭，到北京工学互助团里去，别谋新生活，恐怕有一个良好的结果。”(梁柏台：《信札·1919年12月给袁修昌的信》，原载陈刚主编的《梁柏台》。)也因北京工学互助团成立不久即宣告解散而没有成行。

　　父母逼婚又严禁出国，赴欧或北上都希望渺茫，梁柏台陷入苦闷彷徨之中。

　　风雨如磐，鸡鸣不已。“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论人民民主战争》(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出版，第1471页。)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