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6)

　　每天下课，同学们潮水般地涌向食堂，梁柏台从热气腾腾的蒸笼木格中，找到自己的菜罐和饭钵，捧放到大家围着站吃的桌子前，然后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大家家里穷，瓷钵里所带的大多是咸菜面酱之类，如果有那位同学的菜用油炒过或者放进几星肉末，那是很大的奢侈。他们根本没钱去买食堂里的时鲜炒菜，因为带来的一点铜板只能勉强支付柴火钱。梁柏台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常常以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等名言自慰慰人。并笑呵呵地对同学们说，“‘知新’是要求我们知新，而不是来知味的。”

　　知新小学所聘教师多是真才实学之人，吕衷和等先生深受孙中山影响，满怀爱国热忱。每当他们谈到支离破碎的祖国，灾难深重的民族，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时而慷慨激昂壮怀激烈，时而泪如雨下泣不成声。所有这些都深深地感染着梁柏台，他那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反帝反封建的种子，滋养成爱国主义情怀。

　　梁柏台的少年时代正处于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变革时代。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国内外形势的共同促成之下，发动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结束了数千年的王权专制，在中国也是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但是，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军阀混战、政治动荡，一方面说明了正是因为辛亥革命打乱了中外反动势力的阵脚，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再也难以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并没有真正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而袁世凯和军阀势力则利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妥协性乘机篡夺权力，并依仗其军事实力割据、混战。因此，孙中山才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内战不断，外患又起。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欧洲各帝国主义纷纷卷入战争之际，加快其侵略中国的步伐，同月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向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直接提出二十一条要求。1至4月，中国的谈判代表多次拒绝要求中的部分内容，迫使日本作出让步。中国国内亦出现反日情绪。日本则以武力威胁中国。至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于9日前答复。毛泽东得知后，愤而写下四言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最终袁世凯政府在5月9日晚上11时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并于5月25日完成签字。

　　百年时光已够久远，少年柏台是何模样？如何捕捉他思想的吉光片羽，寻找他足迹的正歪深浅，打开那一本本发黄的日记，那一篇篇尘封的作文，我们感受到了一个迷惘少年与旧时代激烈的思想碰撞，一个爱国少年对旧中国的悲愤与忧伤，一个进步少年对理想的追求和向往，一个热血少年对祖国的赤诚和热爱。

　　日记，以最朴实的语言见证了梁柏台的成长经历；

　　作文，以最生动的笔触记下了梁柏台的心路历程。

　　我们真的要感谢梁柏台的大姐梁小芬，由于她的悉心保存，才使我们得以打开百年前那扇窗口，清晰地窥见少年梁柏台的鲜活身影。

　　1915年5月17日，梁柏台在日记中写道：“早膳毕，上国文科……次地理，愤俄人之欲并吞北满，野心勃勃，大有相机而动之势。……午膳后小憩，阅报纸，至日人欲侵吾国，不觉悲吾国民，何以坚固团体，而甘为三岛所欺耶？”(梁柏台：《四月初四日记》(1915年5月17日)，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国家河山支离破碎，百姓命运风雨飘摇，浓厚的民族精神在梁柏台心中潜滋暗长，强烈的爱国热情在梁柏台胸中风雷激荡。他挥笔写下《丈夫誓许国说》一文：“国虽天下人之国，而吾亦在其中也。吾在其中，吾亦有报国之任也。”他决心，“吾誓为丈夫，学丈夫之为，行丈夫之行，积之久，即为丈夫矣。”然后提出，“既愿为丈夫，则当以身付诸国，竭力以担国事，以保国家，不以私而忘公，斯可为矣。不然一生虚度，与草木虫鸟同腐，无益于世，无闻于后，岂不痛哉。昔马援谓‘男儿当死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何能卧床上，死于儿女之手中也’。班超谓大丈夫无他志略，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耳。斯二人者，乃誓许国之大丈夫欤。立言不朽，立功不朽。吾辈青年，当以为模范也夫。”(梁柏台：《丈夫誓许国说》(1915年)，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从小立志做一个以身许国大丈夫，梁柏台后来用行动印证了自己的铮铮誓言。

　　梁柏台对自己的国家，既哀其不幸，更怒其不争。他在《睡狮论》一文中描绘：“狮者，百兽中最猛者也。爪如锯，目如电，毛如发，其躯伟，其力大，能食虎豹。呜呼，狮之猛甚矣。”然后慨叹，“若睡焉，则且为百兽所侮而不知也，昔何猛，今何馁也？非以睡梦如故耶。”他多么希望，“西人嘲我国为睡狮，吾甚愿其一吼而即起也。”(梁柏台：《睡狮论》(1915年底)，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他为祖国哀与怒，更为革命鼓与呼。他认为，“君贤则从命，君不贤则革命，此亦古人之制也。如桀无道，汤放之；纣有罪，武划之。非首倡革命之举者哉。”接着分析道，“夫暴君之在位也，行专制之手段，不顾万民之生活。当斯时也，民之苦于虐政，不啻水火倒悬矣。汤武起而革其命，拯水火而衽席之，解倒悬而仁寿之，其功德之及民，宁有限量哉。”然后由古及今，怒斥“前清季世务行专制，政事丛生，不啻桀纣之时。于是民军起义，革清之命，反清之政，选贤与能，天下为公，收共和之利，无专制之弊，是较汤武之革命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最后发出声声慨叹，“夫岂彼借革命之名，行篡夺之实者，所能比拟哉。”(梁柏台：《革命说》(1915年)，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文章最后，如匕首投枪般地直掷袁世凯张勋之流。

　　他在知新学校的作文中，总以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为念，每每由眼前小事推而论及国家大事。就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的第十天，即5月19日，梁柏台看见足球场上龙争虎斗，球门之前争夺激烈，就触景生情：“吾国之与日人对峙，是不啻今日之攻球门也。夫日人与吾国人，犹红绿球之踢球人也。吾国之土地，犹皮球之存立于操场也。两队相争，犹吾国人与日人相攻击也。”然后发出“吾辈青年，可不击球，以强筋骨，活血脉，振精神，以与日人相搏战乎”的感慨。(梁柏台：《知新学校日记四则·四月初六日记》(1915年5月19日)，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5月24日，“上体操课时，见五六泥水匠，筑边墙，建大门，以防寇贼。”梁柏台咫尺之内又思骋万里，认为围墙“不啻国家之国防也”，若“国防不建，则外人自由出入，一无禁止”，“至于外兵至时，将何以抵御之？至此而悔防御之无从，不亦晚哉！”他“愿政府，筑炮台，练海军，购兵舰，早建国防，勿至临渴而掘井也”。(梁柏台：《知新学校日记四则·四月十一日记》(1915年5月24日)，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5月27日，梁柏台见学校大门外有茧行商人，为“标准某行分行，使卖茧者得知”而插上的各色旗帜，联想到国旗：“夫国家存立于世界，必有一国之旗”，“国家荣，则旗亦荣；国家辱，则旗亦辱。国家之荣辱全在乎旗。然则吾辈可不敬国旗乎！”(梁柏台：《知新学校日记四则·四月十四日记》(1915年5月27日)，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面对反动政府丧权辱国，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他疾呼“今乎中国犹一巨船也。各国之协谋我，犹船之遇险也；我四万万同胞，犹船中之旅客船员也。”如若“果能协力同心，镇定以谋救济，无怨无哗，不扰不乱，则船虽遇险不至于沉耳。”(梁柏台：《铁达尼邮船遇险将沉

　　旅客船员皆镇定不乱论》(1915年上半年)，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十六岁，一个偏僻山村的同学少年，却已“所思者皆国事”，所忧者是人民，实在难能可贵。他在《论女学之不兴之弊》一文中分析：“当今之世，日东侵，法南凌，英西窥，俄北耽之际也，而我国人，竟馁而不振，其何故哉？曰：女学不兴之弊耳。”为什么？“我四万万同胞，女子居其半，女子不振弱其半矣。一旦外侮至，惟赖男子之力尚能御乎？况此居半之男子，又复为无知无识之女子所牵制，所纠缠，而不得其忠君爱国之思也哉。由此言之，女学之兴也久矣。”提出“夫欲兴女学先戒缠足。兴女学所以开知识，戒缠足所以便操作。”他大声疾呼“愿我二万万女子毋固守从前之陋习也”(梁柏台：《论女学不兴之弊》(1915年)，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梁柏台崇尚体育锻炼，“击球者，强国强种之雏形也。凡可以舒畅其筋骨，流动其血气，活泼其精神，莫若击球。”“借击球之游戏振尚武之精神，强国民之体魄，壮民国之国魂，防外人之侵略，法至美矣。吾辈青年，果好击球，共能尚武，协力同心，共谋救济，无论区区三岛之国不之畏，即英、俄、德、法诸邦，亦何畏之有。”虽然“大学之道贵乎定静，孟子言学在收放心，未尝以击球为能事，以操练为长技也”。但“不知有文字者，必有武备，文以安邦，武以定国，两者不可偏重也。尚智者必尚体育，文字所以增知识，体育所以强身体，二者不可缺一也。”(梁柏台：《击球说》(1915年)，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