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10)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在袁枚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中，与岳飞齐名，为西湖添色的于少保，就是出生于杭州，最终又归葬于西湖的明朝民族英雄于谦。

　　西湖一贯以温柔缠绵著称，只因为有了岳飞、于谦这样的忠臣大将才显得雄奇厚重起来。每当饭余课后，梁柏台徜徉三台山麓，徘徊于谦故居，寻觅英雄古迹，凭吊烈士忠魂，久久不忍离去。

　　张苍水，名煌言，浙江鄞县人。明末民族危亡之际，他曾在东南沿海及长江下游地区英勇抗击清兵，终因势孤兵败，又遭叛徒出卖而落入敌手。面对高官厚禄的利诱，这位铮铮铁汉宁死不降，康熙三年(1664)九月初七，在杭州弼教坊慷慨就义。临牺牲前，张煌言有绝笔诗《入武林》，充分表现了他高尚的民族气节：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尽鸱夷。

　　后来，人们为纪念他，在原址修筑“张苍水墓”(今西湖南山路“花港公园”南面)，与“岳庙”、“于谦祠”并称为“西湖三墓”，供后人瞻仰。

　　每次拜谒“西湖三墓”，梁柏台总是感慨万千，他说：“张苍水就义时，引颈西望，发出‘好河山’的赞叹；岳飞临刑前，留下‘还我河山’的誓言。面对先贤，我们汗颜；大好河山，我们莫丢；传统美德，我辈莫负。”

　　万物的生长离不开环境土壤，人才的成长离不开“雨露”“阳光”。“西湖三雄”影响着梁柏台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五四”洗礼绽蓓蕾

　　赴杭求学，时遇风雷激荡的五四前夜；求学地点，又是被誉为“南方五四运动”的浙一师。可以这样说，杭州的经历，一师的学习，是梁柏台人生的转折点。

　　当时的一师已经有梁柏台等人组织成立的书刊贩卖部了，学生们看的都是《新青年》、《新潮》一类的报刊，“四大金刚”们在课堂上已经开始教学生用白话文写作。至于学生自治会，竟然把食堂都管理起来了，学生的伙食费不是交给总务科而是交给自治会。可见当时的一师，真的是按照经校长与时俱进的思想在办学。经校长还有一句名言，叫自有家酿，不食沽酒。大意是我一师的家酿，即种种改革，实在是与世界潮流同步的。(《一师风潮：一部大片的提纲》。)

　　梁柏台对自己要求极严，学习自我加压多多益善。1918年9月20日上午有两节国文课，梁柏台以为是作文，后来方知是说文，原来一师作文两星期才一次。梁柏台在日记中写道：“夫一月四星期，即一月两作也。一年而十二月，读书时间不及十月，一年之间所作之文，其有几希哉？古人所谓‘三多’(多读、多看、多作)，斯言何谓乎？为此非特不能有进，将退步之不暇矣。此种方法余甚不欢迎。”梁柏台认为“师范为专造教育人才”，“国文吾国之国粹也，个人之所不能少也，国文不佳，为教员时将何以教小学之学生哉。而己国之国粹不精，虽各科学甚善，将教小学学生，亦专教以科学而不教国文。如此相传数代后，将国粹尽丧矣。国粹丧国亦遂之而亡矣，如此情形其害岂可胜言哉。”由此他警告：“当西人灭人之国，先灭其文字。朝鲜之亡，印度、缅甸之灭，亦皆先灭其文字，复辙当在，其不可鉴乎？”(梁柏台：《浙江一师日记五则·八月十六日星期五》，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但是梁柏台又为自己的学校自豪，他不止一次地对进步的老师和民主的管理发出赞叹，“现在各报纸上的谕[舆]论，说敝校是全国中等学校排起来，要算是第一个位子。我们的校长，比作北京大学的蔡孑民，陈望道比作陈独秀，袁易比作胡适之，《校友十日刊》比作北大的《新青年》。”梁柏台：《信札·1919年11月9日给袁修昌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学生方面，无论什么东西，不受教员的干涉，也不受教员的指导，劳动社、书报贩卖社……以及自治会的组织，都是学生的自动。就是今年所开的运动会经过的情形，错[差]不多与学校无干，统出于学生的自动。”(梁柏台：《信札·1919年11月11日给何宝运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虽然主要战场在欧洲，但作为协约国的中国也属战胜国之一。教育部通知11月14日至16日放假三天以示庆贺，后北京政府通知11月28日至30日再放三天，而杭城提前于11月25日至27日举行庆典。梁柏台1918年12月给父母的信中描绘了杭州11月26日的庆典盛况：“提灯大会，学生数以万计。加之农工商界，街道拥挤难行，以旗下营则一望无际，唯有灯光诚盛事也。”但梁柏台清醒地认识到，“对于外人如此庆祝，而内讧未平，实可叹息也。”梁柏台：《信札·1918年12月给父母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他在给表弟丁宗华的信中更表达了自己的卓识远见：“吾中国冒协约之虚名，亦费浩大之黄金庆祝和平。试思内讧未灭，而徒庆人之和平，岂非可耻乎哉！今德国虽败亦不失为荣，协约虽胜，未免不考今日之条约为永远和平计。”(梁柏台：《信札·1918年11月22日给丁宗华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日历翻到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的27个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陆征祥、顾维钧等5位代表参加会议。巴黎和会不顾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三项提案，背信弃义，把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5月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5月4日下午二时，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以及工业、农业、医学、政法等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高呼“还我青岛”、“取消21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并火烧签订21条时的外交次长、卖国贼曹汝霖的家——赵家楼。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5月6日，北京大学的通电传到杭州。当晚，杭州之江大学学生，聚集在总讲堂举行紧急集会，与会学生纷纷发表演说，痛陈亡国在即，强烈要求严惩北京政府中的卖国官员，力主收回山东主权，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决定：通电北京政府和京校学生，声援爱国行动；联络在杭各校采取一致行动。7日，之江大学致电北京各校，表示愿为北京学生的后援。

　　五四狂潮席卷全国，也冲击着梁柏台。梁柏台虽然少有大志，胸怀天下，但来浙一师，当时的想法是毕业后回归故里教书育人娶妻生子，为教尽职为子尽孝为父尽力。届时，课堂上一袭长衫一杯清茶一支粉笔，假期里一顶笠帽一双草鞋一把农具，这样亦教亦农的日子风流潇洒舒心惬意。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当一个潇潇洒洒的教书匠和田舍郎。

　　但是新思潮的浸润，五四运动的洗礼，梁柏台开始舍弃“小我”，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爱国学生运动的滚滚洪流之中。终日“东奔西走，精神全注于国家，无暇及于功课。”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27日给袁镜寰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当然也有一些师生，错误地认为领土主权事关政府，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学习。梁柏台听后悲愤交加，觉得国家生死存亡还有人如此糊涂，他在1919年5月9日给老师的信中说：“夫学生在校不能干预国事，此是国家承平之秋。目今借款也，密约也，莫非少数军人及卖国贼之私见。小民不学，虽楚歌四逼，而尚不知祸之将至也。此时学生而不发扬其士气，为小民请命，则国家养士何为？此北京大学生之所以起也。”“不意卖国奴以亡国为义务，以日本人之得中国权利为尽忠，断送了吾中国之山东半岛，则和平返[反]不和平。若也，今日学生不起而争论，则中国亡矣。”他感叹，“嗟乎！吾侪何不幸之至，而生此危亡之中华民国。”他表示，“良心不死，俱愿效死战场。身可死山东半岛不可失，头可断而青岛不可去，励其心志，鼓其热血，得还我土地而后已。”(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9日给袁镜寰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5月12日上午，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余人，齐集在湖滨公众运动场，举行联合救国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