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11)

　　大会后接着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移动着的“浙江省中等以上学校救国联合会”的横幅下面，是群情激愤的青年学生。他们沿着主要街道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游行队伍齐声高呼“还我青岛”，巨大的声浪如山呼海啸般地冲击着省督军署和省长公署。走在队伍最前头的梁柏台，感受到巨大的鼓舞。

　　到5月13日，杭州各校4000余名学生再次聚集省立公众运动场，声讨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和北京政府的卖国罪行，并游行至傍晚才结束。当晚，梁柏台思潮翻滚激情对抑，在写给好友袁月乔的信中说：“假使青岛一去，廿一条件实行，我中华之亡可立而待。志士仁人，莫不痛哭悲伤。身可死而青岛不可失，头可断而山东权利不可亡。苟不良善之结果，而学生队俱愿为国而死。”(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14日给袁月乔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第二天，梁柏台又写信给父母，表达了愿赴国难为国捐躯的决心：“……大学校罢课，各省中学校学生联合，以示威运动抵制日货，拒绝日人，唤醒国魂，而为自强之计。假使青岛一失，中国之亡，悬诸眉睫。青岛我中国之门户，门户去，则人家尚能保乎？所以国民愿死于今日，而不愿死于亡国之后。”

　　梁柏台为祖国的命运痛心疾首，“日本兵舰已布满我全国，凡一举动受其之监督。未亡国而失其自由，至于亡国其痛苦尚堪设想。”他为人民的命运忧心如焚，“青岛为中国咽喉，青岛亡，山东亡，中国亡，二十一条件实行，待朝鲜、台湾之惨苦将以待我中华之人民矣，中华人民其能受此惨苦乎？”(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27日给袁镜寰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他是讲演部的重要骨干，“每逢假日出外演讲”，陈述国耻历史，疾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希望“激励我睡梦、唤醒我国魂，得富强我中华”。(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14日给袁月乔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梁柏台和同学们印刷传单，“分送人家去看，使中国的人民知时势的危急，亡国的惨痛。”他和宣中华、何今亮等组织学生军，每天操兵式操2小时，“预备为战士的后盾”。他后来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中说，“生等计五四运动到了现在，天天愁国家的将亡，东奔西走，尽量去做救国运动；几个月以来，不能得着平心静气去求学问这是顶可伤心，顶可痛切的一桩事。”但是“国家既然是这样的现象，那怕弃生命去救国，也不敢稍为退让的”。(梁柏台：《信札·1920年1月2日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一次梁柏台、宣中华、俞光浩等学生上街游行，当游行队伍来到西湖边，遭到军警的拦截和驱赶，并把他们逼到西湖边，还把梁柏台、宣中华等一群学生推到西湖之中。被同学拉上岸来的梁柏台，顾不得赶回学校换衣，继续把游行坚持到底。

　　为了表达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强烈抗议，当时杭州掀起了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的运动，梁柏台参加了劝用国货联合会，每逢假日，走街串巷，到处演讲，“使人民知国货之益，舶来品之害”，“捣毁日本人之招牌，使人民不知日本货之名”。将查获的“所有日本货，尽取之在新市场、城站两处烧毁，以为国民之先导”(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27日给袁镜寰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知新同学袁月乔已经从商，他去信告诫：“毋贪目前之利而遗国家无穷之害，凡关于外货禁止批发，免得财源外漏。尤祈劝道国民而知用中国货之利，用外国货之弊。例如人买一钱，收四万万同胞已不胜数矣，如此而往岂非外人之钱日增，而我国之钱日少。”(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14日给袁月乔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5月19日，杭城数万人在省公众运动场集会。会上梁柏台和宣中华、何今亮作了慷慨激昂的讲演，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学生、工人到处搜查日货，并将其堆集在公众运动场焚毁。知新校友袁镜寰让梁柏台代买一双“橡皮底鞋”，梁柏台回信说：“此系日本货，各店家既停售，无从购买。学生有共守规约，凡购买日本货察出者，受相当之责罚。且仇人之物，非弟所忍购也。足下亦一分子，有共同抵制日本之责任。弟甚愿足下勿购仇人之物。”(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27日给袁镜寰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这年11月，父亲来信说寄父托买暖水壶，梁柏台在同月23日的回信中称：“杭城暖水壶有两种，一种日本出产的，式样有好几种，价钱‘起码一元零一点’；另一种是德国产的，‘货是很好的，但是价钱贵得不得了，起码要三四元之谱’”。“日本货是大禁的，在我的地位是不能买的，而且良心所不忍心买的。”

　　民不聊生和国难当头之时，1919年5月22日，浙江省议会常会不讨论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却提出“增加议员薪金”一倍。此举引起了爱国学生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极大愤慨。梁柏台、何今亮等学生赶到议会楼上旁听，听到加薪案就要通过时，气愤地将茶杯、痰盂等杂物扔了下去，几位同学一把拉断电话线，然后冲进会场齐声喊打，吓得议员躲进小房间里不敢出来。学生进不去，就派人买来冥钱，点上火从窗户上方的眼睛窗里扔了进去，并讥笑着大喊，“你们不是要钱吗？给你们钱吧！”学生们守住大门，对想回家的议员一个个盘问，表示反对加薪才能放行。当梁柏台、何今亮胜利返校时，学校老师站在钟楼上拍手欢迎。

　　第二天梁柏台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中，详细介绍了阻止加薪案的经过。然后说，“一班卖国贼惟图私利，不顾大局，章宗祥、陆宗舆为今日之有名卖国贼，生殖于吾浙江，(国贼)已群起而问罪，将无留于国。而吾浙江又出产一豚犬议员，提议加薪，商学各界愈益起愤怒，无异火上加油。所以有致书谨告者，有传单毁伤者，又加以各报界讥骂。而此一班之冷血动物，竟利令智昏，而不能有挽回之一日。”“于是不得已召集各校学生，欲致一班豚犬议员于章宗祥之地位，不幸而地址不熟悉，被逃者至数十人之多，被打者惟郑立山、张鸿逵、包焕庚、方型、吴嘉彦、方殿华、张骐、王爰斯几人而已，恨不能一扫而空之，为小民出一息之气也。”梁柏台气愤地说，“试问今何时乎？今何势乎？今非外交急迫之时乎？今非内讧扰攘之时乎？当此之时，不能振兴实业，提倡教育，以保治安于将来，而专以营私。谓中国之危亡一班国贼亦非过言也。”梁柏台得知家乡新昌也有一议员参与加薪决议尤为气愤，几次“欲寄书以谨告恨，住址未详，不能有言，两赴会议不见一面。”梁柏台斥责这位老乡议员名“是人民代表，不啻人民蝥贼，寡廉鲜耻，贪利忘义，至于斯极。”要求今后“乌用此议员”。(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23日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五四爱国运动恰似钱江浪潮，一浪高过一浪，5月28日，杭州学生联合会决议29日开始罢课，并致函全省中等以上学校一致行动。省长齐耀珊闻讯立即训令各校“一律放假”，扬言“如有学生抵抗放假情事，当处死刑”。警察厅奉令分赴各校，迫令学生离校，并通知各旅店不得容留学生。学生联合会将当局镇压学生罢课丑行通告全国外，重申罢课活动如期举行。

　　学生罢课引来了工人的罢工，6月9日杭州举行罢工、罢市的联合行动，“三罢”风潮席卷全省。6月10日，督军杨善德、省长齐耀珊终于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准予解除曹、章、陆3人的职务，以免激成“民变”。电文刚刚发出，北京政府被迫“准免”曹、章、陆命令已到杭州。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日子，1919年7月1日的晨报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协约国方面首先签字为法国，其次为美、英、日等国，依次到吾国代表签字时，吾国代表突然声明拒绝签字，和会各国因为之惊异。”五四运动“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直接目的已经达到。

新文化雨风雷激

　　五四运动，在这天崩地裂的震撼，脱胎换骨的裂变中，梁柏台有幸经历了这场沧海横流的时代剧变。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开展，传播新思想、倡导新文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浙一师掀起了阅读进步书籍、追求新思想的热潮。

　　在浙一师，梁柏台“主张的是新思想，所看的是《新青年》”。(梁柏台：《信札·1919年9月12日给梁岳生、周相标的信》。)1919年9月，梁柏台和施存统(施复亮)、何今亮(汪寿华)等发起组织了“全国书报贩卖部”和“书报贩卖团”，征集新思想杂志几十种，如《新青年》、《星期评论》、《解放与改造》、《建设》、《少年中国》等，每逢节假日就到公众场所兜售，每一种要推销一百几十份之多。1919年12月，梁柏台在《给袁修昌先生的信》中说：“敝校得有今天的轰轰烈烈者，‘书报贩卖部’的功劳也很多。自从‘书报贩卖部’设立以来，报纸、杂志到几十种之多，每种要销一百几十份，每人所看的杂志，总在三四种以上。”介绍新思想，传播新文化，梁柏台盗取着瑰丽的“天火”，一投放到黑暗的大地，立即迸溅出璀璨的火花，并蔓延成熊熊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