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14)

　　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引起中国人民的巨大反响，中国先进志士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目光，开始从西方转向俄国。

　　斯大林在《民族生活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不要忘记东方》：“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打破东方被压迫民族数百年来的沉睡，用革命的解放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唤起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从而使世界帝国主义失去它的‘最可靠的’后方，失去它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

　　1920年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

　　黄浦江畔，透露出共产主义的曙光！

　　“走俄国人的路”是维经斯基来华之后，陈独秀、李大钊等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们得出的结论。要学习苏联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就必须派一批优秀青年赴俄学习。赴俄学习前，首先要让他们粗通俄文和了解共产主义ABC。学校即可着手创办，师资也不成问题，但国内连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也没有，陈独秀不免一声长叹。

　　此时，有一个人想连载《共产党宣言》，他叫戴季陶。

　　戴季陶留学日本时购买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曾经试图将其译成中文，后来感到困难只好作罢。1919年6月奉孙中山之命，戴季陶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打算请人译出《共产党宣言》，在《星期评论》上连载。究竟由谁来译？戴季陶向《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说起此事，邵力子马上想到了浙江同乡陈望道。

　　陈望道常为《民国日报》及其《觉悟》副刊撰稿，文学功底深厚，又精通日语，留学东洋时就已熟读马克思主义书籍。邵力子就对戴季陶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由于《非孝》事件与经亨颐一起辞职的陈望道，留学日本时就读过日文版《共产党宣言》，非常崇敬马克思主义，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因此对邵力子的邀请欣然应承。

　　除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共产党宣言》，为精确翻译起见，陈望道请陈独秀从李大钊处借来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

　　1920年春，陈望道回到了老家义乌分水塘村。为了掩人耳目，他在住宅旁的柴房里，用两条长凳和一块木板搭成一张桌子，然后放上笔墨纸砚，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中。柴房年久失修四处透风，料峭春寒砭人肌骨，陈望道冻得手足发麻浑身发抖，就跑几步呵呵手继续工作，一日三餐也由母亲送来。有一天母亲送来几个粽子，外加一碟红糖汁。母亲一边在外面忙着农活，一边问屋内的儿子：“红糖汁够不够，不够再给你添些。”“够甜了，够甜了！”陈望道一边工作一边回答。等到母亲进来收拾碗筷，只见儿子嘴巴里满是墨汁，原来陈望道把砚上的墨汁当作红糖汁蘸着吃了……就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一个多月，陈望道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5月中旬，陈望道带着译本，赶往上海。这时，《星期评论》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被迫停刊，《共产党宣言》连载之事也告搁浅。

　　怅然若失的陈望道去看望自己的学生俞秀松，此时陈独秀正在上海与李汉俊、俞秀松等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俞秀松便热情邀请陈望道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觉得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共产党宣言》更加名至实归，就托俞秀松将《共产党宣言》译本转交给陈独秀。

　　陈独秀立即把陈望道的译本，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校阅。李汉俊仔细一一校正修改后，再交陈独秀审阅。陈望道按两人的修改意见再行修改，交出定稿。

　　鲁迅在收到陈望道寄赠的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赞扬道：“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刘亚丽、秦真英：《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8位成员中浙一师的占了一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两位老师两位学生。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党的早期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

　　就在这年6月，梁柏台和何今亮参加工读互助团未果，就来到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看望正在《新青年》杂志社的老师陈望道。

　　师生相见自然分外亲切。虽说是师生，陈望道与梁柏台、何今亮也相差不到10岁年龄，大家都青春年华、雄姿英发。师生三人携手并肩，走出老渔阳里2号，一路谈笑风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这是一个像被拼贴出来的城市，各种各样的人混居。知识分子、小市民、工人、人力车夫、乞丐、暴徒、妓女、卖艺者、小摊贩、冒险家、还有大量新移民和过客，各自循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这个纷扰的城市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

　　三人不知不觉走到黄浦江边。黄浦江上波涛滚滚，汽笛声声。这时几只勇敢的海燕冲向灰色的天幕，飞翔着，鸣叫着，呼唤着暴风雨的来临。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许多外资和华资银行在外滩建立，这里成了上海的“金融街”，又有“东方华尔街”之称。那号称“万国建筑博览群”的建筑，大多建于20世纪初至30年代期间。

　　早在浙一师，由于一场五四运动，一种共同信仰，陈望道对梁柏台和何今亮，就有胜过师生关系的一种兄弟和同志情谊。现在他乡遇恩师，两位学生有说不出的亲切和温暖。梁柏台和何今亮，向老师倾诉着心中的千言万语。

　　当梁柏台说到如何与封建家庭抗争，如何反对传统婚姻，如何为人生之路求索，陈望道微微地笑了，这不是当今进步青年的共同痛苦吗，这不是他们的共同迷惘和追求吗？于是他向两位学生谈起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谈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谈起中国今后发展的道路，谈起李大钊和陈独秀即将组建的共产党，谈起自己译完《共产党宣言》以后更加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也把欲派进步青年赴俄留学和创办培训学校诸事和盘托出。

　　这时黄浦江上空厚厚的云层射出万支金箭似的阳光，映照着梁柏台何今亮那激动的脸庞。猎猎江风吹乱了两位学生额前的秀发，也鼓起了他们心中的希望之帆。他们的血液在沸腾，心跳在加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希望就在上海渔阳里。

　　“这些建筑已经成为上海的象征，但也是殖民地给我们留下的印记。”陈望道指点着外滩那风格各异的建筑。

　　“老师，今后我们一定用自己的信念，自己的生命，去建立起共产主义的高楼大厦……”梁柏台说得一字一顿。

　　“望道老师，你让我们真正望到道路了。”何今亮也是说不出的激动，他与梁柏台击掌相约，争取到俄国去学习，“偷取”革命的火种，用来温暖这寒冷的人间。于是两人跟着陈望道回到那座石库门，去见老同学俞秀松和施存统。

　　由于《浙江新潮》被反动当局查封，主办杂志的俞秀松、施存统已经不能在浙江立足，就来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但两个月后，工读互助团解散。1920年3月27日，施存统和俞秀松一起来到上海，找到了浙一师的老师沈玄庐。沈玄庐和戴季陶、李汉俊一起编辑着《星期评论》，就把两位学生留下来帮忙。

　　接到老师的口信，俞秀松和施存统来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与老同学梁柏台何今亮亲切拥抱，使这座石库台门显得分外热闹。就这样，梁柏台和何今亮的人生，与这座石库门房子相连，从另一幢石库门房子启航。

　　上海的石库门房子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四合院，这种建筑吸收了江南民居的式样，以石头做门框，以乌漆实心厚木做门扇，因此得名“石库门”。门内，家家都有一处不大的天井；室内的天花板与地面均为木质，枣红色油漆的地板，质朴而凝重。

　　但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即今天的淮海中路567弄6号，这座风格独特，欧式联排建筑，两排两座，青红砖砌、白粉勾缝的石库门房子，在向人们诉说着一段不同寻常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