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彤彤的姐》(52)

　　再就是关于田钟乐的生活态度，可以概括为“诗化人生”四个字，而这也关系到道教。道家追求“无为”、“不争”，超脱世俗困扰，钟情乡野闲适自然的生活，这些都对田钟乐的“诗化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道家“贵生”，珍爱生命，而在田钟乐漫长的一生中，都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诗化人生”是田钟乐的生命追求，也体现着清江流域的土家人对于“幸福”的理解。“诗化人生”与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以技术的方式对待自然持批判态度。清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南曲段子《春去夏来》中有唱段“钓得鲜鱼沽美酒，一无烦恼二无忧，风波浪里消岁月，荷叶林中度春秋”，即是这种理念的真实写照。

　　田钟乐青少年时代血气方刚，受叔父影响参加过革命，但受到挫折后有些看破红尘的味道，变成了一个社会边缘人。“革命”离他很遥远了，民歌离他近了。他的一生可谓多灾之难、九死一生，但再大的苦难也不能把他打垮。他的生命，像清江岸边的芭茅一样柔韧，虽然命贱，但顽强地活着，且活出了盎然诗意。这主要体现在他看淡现实名利，以亲近自然为乐，以简朴生活为乐，追求快乐逍遥，追求高雅文化享受，着力寻找心灵的幸福与和谐。他的名字“钟乐”正含此意。

　　对中国的普通民众而言，活下来不容易，所以其实不管社会如何变革，他们的“第一要务”就是“活着”。九死一生地活着，九死未悔地活着。从长远的历史看，“革命”或许是阶段性的，而活下去，并且活得幸福，才是最重要的主题和人民的生命追求。

　　4

　　那天是个周末，我和水水正在吃午饭，房门一暗，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满嘴胡茬的青年站在门口，挡住了光线。这是谁呢？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来人却在叫“爸爸，水水”。原来他是发儿。我告诉水水说：这是你哥哥回来了。水水还愣着。也难怪，十年了，他被带走的那年，水水才七岁，对哥哥的印象很淡薄了，在她成长着的这些年，哥哥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

　　发儿坐牢的第二年就被送到千里外的沙洋劳改农场去了。他在县看守所关押的时候，我曾带水水去看望过一次，带了点儿他喜欢吃的东西，隔着铁窗讲了几句话。他那时在铁窗里面给我下跪了，哭着诉说他的悔恨。后来他到沙洋劳改，因为太远，交通不便，我就没办法去探望他，只给他寄过几封信，但他很少回信，偶尔回信，也只是寥寥数句。现在我看到他皮肤变黑了，长胡茬了，胳膊肌肉充满了力量，手掌则非常粗糙，又黑又脏，还有一些裂口。我问起他在劳改农场的情况，做些什么劳动，是不是很苦很累，以及管教干部打不打人，饭是不是吃得饱等等，但发儿似乎不愿意讲这些，我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发儿向生产队交上了介绍信，然后参加劳动，给家里挣工分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家多了一个硬劳力。我已过了城里工人退休的年龄，也该稍微歇息歇息了，就乐得在家里做做家务，喂猪，种自留地。发儿显得沉默寡言。我让水水多给哥哥一些关心，水水的确也懂得心疼人，她从学校回来，总是变着法儿给哥哥做好吃的东西。她做鞋垫则总是同时做三双，有发儿和我的，另一双则寄往福建。

　　有一天还没到收工的时候，突然三位民兵捆着发儿，把他押回家来，其中一个是我侄儿田跃进。五年前跃进他爸田怀勋突然病世了，那时据说正准备调他到县革委会去当副主任哩。我自然为他高兴，更为世勋叔叔欣慰，“将门虎子”，怀勋弟弟终于有出息了。但可惜他没来得及走马上任，便住进了县医院，不几天被确诊是肝腹水，而且是晚期。我去县医院看望过他，帮着守护了几天，一个月后他就死了。在他的病床前，我其实是怀着很重的心思的，主要是他给他菊香嫂嫂的几斤救命粮被我贪污了，当时我以为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后来事实表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甚至是一桩罪行：我的贪污直接导致了菊香的死亡。如果我没有贪污那些粮食，菊香可能现在还活着，且正坐在我的位置上，在医院里帮着照顾怀勋。而更为严重的是，我对于我的这个罪行，说不出口，我无法做到坦然地向田怀勋讲这件事。后来直到他在医院去世，我都没有讲出这件事。他将永远不会得知这件事的真相了。这件事像我心里的一块阴影、一个病灶，便一直存活在我的灵魂里，而且它不仅不会消失，反而日益长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杀死了菊香。而且，菊香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还拿出了最后的粮食来接济我和发儿。她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她无私的光芒照亮了我内心的丑恶、卑污、下作、苟且。我曾经那么蹂躏她，那么欺负她，那么漠视她……怀勋的尸骨运回我们田家祖园安葬的时候，我弟媳吕芳菲躺在床上输液，光是流泪。我便建议她对前来参加治丧的公社主任胡学环提些要求——他早已恢复了职务，主要是关于田合作和田跃进的户口“农转非”问题以及“接班”问题。所谓“农转非”，是指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所谓“接班”，是指子女在父母辈离开工作岗位后而进行顶职接替，是那个时代就业的一种重要方式。胡学环被请来在吕芳菲的病床前主持了家庭会议，我也作为田家亲属代表参加了。问题由吕芳菲提出来，但胡学环为难地说：虽然田部长在世的时候对我本人很关照，他的事我应该帮忙安排好，但这几件事都是非常为难的事，不在政策的框框内。我晓得问题的症结主要是吕芳菲是农村户口。按政策，儿女的户口问题都是随母亲的，田芳菲本来已经有希望解决商品粮户口——县人武部领导都表过态的，但还没来得及解决好怀勋就死了，她的农转非问题一下子变得不大可能了，所以田合作和田跃进都还是农业户口。既是农业户口，也就不好安排工作，不能“接班”。吕芳菲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便哭得更加伤心。在这种时候，我想我说话得强硬些，我对胡学环说：田怀勋是田世勋的儿子，是烈士遗孤。这个情况你应该清楚吧？田世勋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贡献大不大？他的后代，怎么着也该有所安慰吧？田跃进现在还小，但田合作已十六岁了，你们应该考虑安排就业了。这个要求我们认为是毫不过份的。如果这点想法也不能帮忙解决，我们先把田怀勋的遗体放几天再说。胡学环脸色愠怒，他看我曾是富农分子，却居然有胆子这样跟他说话，恨不得把我抓起来扔进监狱里去，但是现在政策不同以往了，我已摘帽了，他奈何我不得，只能强忍着。后来胡学环犹豫了许久，总算表态安排田合作到公社服装厂去上班，稍后再考虑设法转成商品粮户口。田合作当时正在读高一，自然不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便弃学进了服装厂。田跃进还小，还在读初中，他不喜欢读书，倒是学校的劳动积极分子。

　　田跃进把发儿交给我，我看到发儿被捆绑着，而且鼻青脸肿的，嘴角和衣服上还有些血渍，吓了一跳。发儿犯什么罪了？三个民兵便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我听得又气又急。原来社里歇晌时，发儿冷不防把一位妇女按倒在地上，并当着众人的面把那妇女的裤子扯到了膝弯下，裤子都被扯破了。那妇女三十多岁了，平时也是很泼辣的，开玩笑时什么话都敢说，还敢当众脱生产队长的裤子。从来都是男人怕她的辣劲儿的，没想到这天她怎么让发儿按倒在地了。她的辣劲儿没有了，吓得大哭。几位民兵冲上去把发儿掀翻在地，拳打脚踢。本来民兵们把发儿捆起来准备送到公社去，结果发现发儿嘿嘿地傻笑着，眼神都是直直的。他有神经病。有人这么惊呼着。于是队长让民兵把发儿给我送到家来了。民兵们还凶狠地对我教训说：你把他看紧点儿，别让他再祸害女人。

　　民兵们走后，我也不晓得他这病该怎么治。送精神病院？倒是听说过有精神病院，但在哪里？送发儿去得花多少钱？我都不清楚。想到要花很多钱，我便不愿意多想了，而只好请赤脚医生帮忙弄了草药来熬了他喝。喝了两副药后，他似乎清醒些了。爸爸，我怎么了？干嘛要捆着我？我不晓得怎么对他解释才好，只好给他松了绑，恢复了他的自由。他喝了五副药，我觉得他跟健康人无异了，于是给他停了药，再要多喝药我也没钱给他买。后来我在想他的病因，精神失常，是什么原因呢？发儿从小跟我一起长大，他没有这样的病根呀。那么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他在劳改期间，受到了什么刺激，导致了这种病。但每次问起发儿这十年在农场是怎么度过的，他都从不细讲，讳莫如深。

　　5

　　水水高中快毕业那一阵子，十分刻苦用功。她常说“头悬梁锥刺骨”这句话。的确这句话是她那时的状态。她告诉我学校里老师常号召说，要“把十年动乱的损失夺回来”，不用功是没有前途的。她是走读生，晚上回到家里，总得复习，做习题，有时候搞到凌晨一两点钟才肯上床睡觉。老师们也非常看好她，把她作为佷山中学高考上线的种子选手在培养。天气越来越热了，水水有一次在教室里晕倒了，老师把她带到医院检查，倒没什么大事，就是太累，太热，又兼营养不良，医生给她开了药，输液，然后建议她在家休息几天，不要太玩儿命了。学校派了两名学生把水水送回了家，然后嘱咐说要让她在家休息两天再回学校复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