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彤彤的姐》(48)

　　这期间我遭到的最惨的一次游斗，是佷山工农兵联盟司令部(简称“佷工司”)在烟台子组织的那次批斗。“佷工司”是以工人为主体的司令部，邓美娇是司令，但邓美娇现在已经不叫邓美娇，而改了名字叫“邓克思”了。人们也叫她“娇司令”。她这个司令部影响力仅次于发儿的“佷红司”，而且“佷工司”因为控制着对外通讯联络用的长途电话和可以大造舆论的广播站，所以在声势上甚至超过了“佷红司”。她跟我们田家坪大队和东边的龙潭大队等几个战斗队联合行动，把他们的“五类分子”和“走资派”也押到田家坪来，所以这天共有八个批斗对象。田家坪的批斗对象中有我和瞎瓜。批斗对象都头戴着纸糊的高帽子。“高帽子”两尺高、上尖下圆，上面用黑字写着被批斗人的身份，然后用红笔划一个大叉叉，这让我想起了当年我与世勋叔叔被押上法场的情景，而且也是在烟台子。瞎瓜头上的高帽子上写着“走资派瞎瓜”，我的高帽子上写的是“反革命分子田钟乐”。那天参加批斗会的战斗队员上百人，分别被混编成了四个方队：土枪队、大刀队、红缨枪队、马鞭队。每个方队二十多人。整个会场，有一股凛冽的杀气。那天被通知来参加大会的群众，则有上千人。

　　大会开始的时候，“娇司令”在台上点名：把“反革命分子”田钟乐押上台来。便有两个造反干将上来抓住我的胳膊，反扭着，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我推上了审判台。每押上一个坏分子上来，台下便有人领呼“坚决打倒”、“彻底砸烂”、“一举粉碎”、“再踏上一只脚”之类的口号，气势磅礴，响遏行云。

　　游斗开始了。首先是让我们这些坏分子在大操场上跑圈子，由土枪方队的干将们押阵。佷山镇猎人多，会制土枪、土铳药的人不少，土枪队那是真枪实弹。我们开跑前，土枪队的人先集中对天鸣枪，以示震慑我们坏分子，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然后我们被喝斥着开跑，谁跑慢了，脊背上、屁股上就得挨上一枪托。

　　接下来是大刀队执法。大刀队里有两种刀，一种是四尺长四寸宽的大马刀，刀柄上系红绸。过去闹红军时，好多战士都背着这种大刀。另一种刀是日本军刀，也不知他们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些刀都磨得很锋利，寒光逼人。他们还嘹亮地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他们押着我们跑圈的时候，的确令人胆战心寒。

　　再是红缨枪队上场，枪上都系着红绸。

　　最后是马鞭队押阵。马鞭子全是由酒杯粗的金竹根做成的，三四尺长，竹节一楞一楞的，既硬结又富有弹性，在手中使劲一抡，发出“呜呜”的响声。这个马鞭队是最可怕的，我们跑到此时，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但马鞭队的小青年们才不管这一套哩，他们追上我们就是狠狠的抽鞭子，把“阶级仇、民族恨”全发泄在我们这些“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身上。一鞭子“嗨”到脊背上，立马就是一条紫黑色的血痕。

　　游斗结束，还有“架土飞机”的节目。每四个造反派上来对付我们一个批斗对象。一个造反派抓左臂，揪左边的头发；一个造反派抓右臂，揪右边头发；一个造反派抓双脚。这样，批斗对象就像飞机一样腾空离地了。这还不算，还有一个造反派用食指和中指头，钩住批斗对象的两个鼻孔，使劲的往前拖。“娇司令”一声令下，一架“土飞机”便在大操场上飞快地转了起来。他们架我的“土飞机”的时候，我的鼻孔被抓坏了，鲜血直流，但我拼命地忍住疼痛，一声不吭……这是我受皮肉之苦最为严重的一次，我身上到处是伤痕，不知流了多少鲜血，在床上躺了一个月才恢复元气。

　　7

　　我养伤期间，赵虹突然来了。我对赵虹的出现很惊讶，不为别的，文革这么乱，各单位都已经瘫痪了，她跑到佷山来干什么？她忙自我介绍说，是因为在文革之前，她曾打报告向省民政厅要了一千块钱，准备在佷山建一座“红六军军长田世勋纪念碑”。反正这会儿县里也闹腾得很，无法正常上班，她就跑到佷山来。

　　我连忙把她拉到巴霖跟前，向巴霖作了介绍。巴霖以前就听我说过赵虹，两年前赵虹找瞎瓜帮我要了两间菊香住过的房，又曾对瞎瓜说要他帮我找个女人，“我下回来，也好在他家讨口饭吃。”这话犹在耳畔。我能跟巴霖结婚，说起来也有赵虹的功劳，这会儿巴霖见到赵虹便很高兴。巴霖好歹要请赵虹吃饭。想起上一次赵虹来找我采风五天，饭都没吃上一餐，我真是惭愧，现在我家里有了女人，去年杀了一头猪，“购半留半”，便有请客吃饭的条件了。巴霖麻利地开始做饭，我去请田怀勋一家人也一起过来吃饭——正好赵虹说还有事要见田怀勋。田怀勋这一阵子总是躲在家里，反正公社机关已经无法正常上班了，幸好他又不是公社的主要领导，造反派也没有兴趣太注意他。我与田怀勋虽为堂兄弟，但两家人却是一直很少相互走动的，更不用说在一起吃餐饭，现在是赵虹来了，才创造了这个机会。为了这份温暖，我也该感谢赵虹。吕芳菲还客套，或许是不习惯，不肯过来，田怀勋说，你们妯娌也该融洽一些，去吧，合作跟跃进也都去吧。于是他们一家人都过来了。吕芳菲便到灶上帮巴霖烧火，合作跟跃进带着若水一边去疯玩儿了。

　　说是请赵虹吃饭，也没什么菜蔬，但我们跟赵虹交谈得很融洽。聊到我前一段被“娇司令”领导的批斗会打伤的事，大家只有摇头的份儿。这年头，谁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赵虹这阵子在县里也挨整了，也戴高帽子游街了，她被造反派们批判为“黑线人物”，说她编辑《长阳民间艺术搜存录》是贩卖的“封资修黑货”，全县文艺战线的“破四旧”正是从她开始。更让她痛苦的是她的在县医院工作的外科医生丈夫竟贴出“大字报”揭发她，说她曾把一张刊登有毛主席语录的报纸做了解溲纸。这让造反派们简直激怒了，把她送进公安局关了一个多月，后来觉得她也到底没有多大的罪，再说监狱也是人满为患，她便又被放出来。那天她回家，推开家门，床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激情肉搏之中。

　　突然定格。

　　女人她认识，是男人手下的美貌护士。

　　滚。

　　赵虹拿起一把菜刀，狂乱地挥舞着，男人女人都吓坏了，提着衣裤飞快地逃出门外。

　　她一怒之下，把家里砸了个稀巴烂，就跑到佷山来了。

　　哈哈哈哈。赵虹放肆地笑起来，接着她哭了，泪眼婆娑。我和世勋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幸好赵虹及时地止住了哭泣，话题转到来佷山建“红六军军长田世勋纪念碑”的事。这倒是一件正经事，但这时公社领导层都瘫痪了，公社主任胡学环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赵虹便想到田怀勋，因为田怀勋是田世勋之子，又是公社人武部长，建“红六军军长田世勋纪念碑”的事儿必得找他商量。因为赵虹手里有一千块钱专款这个物质基础，田怀勋便很高兴，但却对纪念碑的名称问题提出疑问，建议另改名称：我父亲一个人能有多大的贡献呢？再说我也不愿意为自己的父亲来建一座碑，这显得也太那个了。赵虹有点发愣：你又何必谦虚？田怀勋说：我可不是谦虚，的确如果我父亲有灵在天，他也不会同意为他个人建一座纪念碑的——我父亲之牺牲哪里是为个人谋取功名呢？赵虹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了，一方面也因为田怀勋的话颇有几分道理。我看看他俩出现僵持，这才建议说：要不，就建一座“七十七烈士纪念碑”？

　　几年前，在烟台子那里发掘出了七十七具红军遗骸，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听了我的建议，赵虹点点头：不错，这样命名也很好。

　　田怀勋也完全赞成这个建议。

　　纪念碑的名称定下来了。赵虹感慨地对田怀勋说：我没想到给你父亲立碑的事还会在你这里遭到否决，不过我是真心佩服你，你真是将门虎子。田怀勋说：你千万别这么说，我只有惭愧二字。我在很多事情上都是愧对革命先烈的。赵虹说：我真没见到过像你这么正直的干部。田怀勋摇摇头说：不，很多事我的确有愧，比如大跃进后期田家坪大队饿死三百人，但当时的政治形势压迫着我，我大气都不敢喘，什么话也不敢说。只是后来见饿死的人太多了，才终于忍不住写了一封匿名信，向县革委会主任反映这个情况。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该死的是我。这么多人都饿死了，而我还苟活于世，有何脸面？而且这话，我到今天才敢对你们讲起。

　　说完他长叹一声，有一种如释负重的感觉。我到此时也才晓得那封匿名信是我堂弟怀勋所写，顿时为他感到骄傲。赵虹热情地握住田怀勋的手：我们当时听说有匿名信引起了县革委会主任的重视，但没想到是你写的呀！怀勋，你千万不要自责。在那种政治形势下，哪个人敢公开批评大跃进呢？

　　我也赞叹道：你那封信挽救了多少人的性命！要不是你，后来还得再饿死几百人。

　　这天晚上怀勋和赵虹都没有把我当外人看，他们是在我家的火垅里商量了立“七十七烈士纪念碑”的大事。方案是由田怀勋牵头调集各大队民兵，搞一次大会战，用半个月时间来建纪念碑。纪念碑的地点，就选在烈士们牺牲的烟台子那里。后来田怀勋就调动民兵行动起来了。这一阵子，别的什么都乱套了，幸好民兵还能够召集。本来纪念碑更改名称应该报省民政厅批准的，但民政部门自上而下也都乱了套，没有人管事了，所以赵虹说：这事我做主了，只要是对的，我们先做起来再说。建碑过程中，发儿曾到烟台子看过，他用怀疑的眼神在那里转了一圈，幸好赵虹正在工地上，向他进行了一番解释，说这是为革命烈士立的纪念碑，自然是“革命”的，跟“四旧”根本扯不上边儿，发儿没吭一声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