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彤彤的姐》(56)

　　的确我没听出来。

　　我是柚子头呀。

　　哎呀，我说是哪个哩。老伙计，你好吗？去年听说你在住院，现在呢？

　　哎呀，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我一直住在医院里，最近刚刚出院回家休息了几天。

　　柚子头说，他一直想念家乡，本来平反后一直是准备回乡一趟的，但是身体不做主，只好长期住在医院里，边治疗，边工作，力所能及地做一些事情。比如家乡要建一个化肥厂的事，经过他介绍，县长去找他在国家计委、经贸委工作的一些老战友，项目已经批准下来，马上就要开工了。还有，为黎步咏和江河等一大批当年以改组派名义被冤杀的同志平反的事，虽然非常艰难，遇到一些阻力，但终于获得了一个满意的结局，已经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复。

　　我是有罪的人，罪该万死。我知道你肯定对我有不好的看法。莫说你，我自己便看不起我自己。但是钟乐，我又想我不能死，我死了，黎师长的奇冤更不得申，在北京得有人替他们说话，替他们奔走呵。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在争取，在呼吁。现在，事情总算有了眉目，就是死，我也可以瞑目了。

　　他的话让我有了一丝感动。老伙计，你辛苦了，黎师长地下有知，也会感谢你的。

　　我哪里敢要人家感谢？这是我的事，是我这些年活着的目的。对了，我正是要告诉你，县里马上要召开化肥厂开工典礼和黎步咏、江河平反昭雪大会，我已经预定了三天后的机票，跟老伴儿一起回长阳来。回长阳，我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你，希望你能到县里去等着我，咱们哥儿俩一起好好地乐几天。

　　行呵，我们好好乐几天。

　　我会让县长通知你，并且安排人和车接你去县里的。

　　这个倒不必，我自己坐船去。

　　你别跟他们客气，你一生不容易，当年也是参加打过江山的人，现在咱们坐江山了，享受一下又怎么啦？对了，老伙计，我想听你唱一支长阳山歌，现在就想听。

　　我沉吟了一下。我可是二十来年没唱过歌了，喉咙怕是哑了，唱不出来了。

　　不行，你就唱一支替我解解渴吧。

　　我没法拒绝这样一位特别的朋友的小小要求，其实我虽然一直没有开口唱过，不过一些民歌熟悉的旋律却是一直回荡在我的心头的，所以我便唱了那支《红军歌》：红军本姓天，住在清江边，哪个来捉我，除非是神仙。

　　我清晰地听到了来自听筒另一端的哽咽。

　　我们说了再见。可是过了七八天，总也没有等到县里的会议通知，我也不晓得怎么打柚子头的电话，他也没再打电话过来，我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儿，便让发儿找王廉奉问问，也许他晓得点儿什么。发儿那天回话给我说，柚子头将军在北京去世了，是突发的脑溢血，遗体已经在八宝山公墓安葬。什么？天啦，柚子头，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约好的要好好聚聚的，你这家伙就这样不守信用？我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心痛难忍，当天晚上就发起高烧来，伴有咳嗽。发儿和水水把我送到镇上的医院，医生诊断了一下，说是感冒引起胃炎，让我住院治疗，否则有生命危险。我只好住了几天，就在我快要出院时，王廉奉来病房看我了，给我送来了一份《平反通知书》，说是经县党史办调查核实并报上级批准，田钟乐同志的改组派罪名不成立，特发文为之恢复名誉。王廉奉说，黎步咏、江河平反昭雪大会已经召开了，本来邀请的出席会议老红军名单上是有您的，但是因为听说了您在住院，属于特殊情况，县里就没通知您参加会议了。我对此事很生气很生气，粗暴地把给我的《平反通知书》撕成两半，丢在地上。王廉奉连忙把它捡起来，说是县里可能考虑不周，对我赔礼道歉。你赔礼道歉有什么用？你晓不晓得，参加黎步咏、江河平反昭雪大会比我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如果我晓得会议召开的时间，我虽在病中，就是爬，我也会从佷山爬到县里的会场上去的。我个人平不平反，又有多大的意义呢？说白了我现在就是一个种田的老百姓，我要这平反有鸡巴用。我说完这番话，觉得好疲倦，我闭上了眼睛，朝里墙转过了身子，又挥挥手，让他们都出去。王廉奉知趣地退出了病房。

　　10

　　瞎瓜老得那么快，是我绝没想到的。难道不当支部书记就跟谁抽去了他的脊梁骨似的？仿佛有一段日子没看到他了，然后向三旭登门磕头，说是父亲去世了，请我们大家帮忙把他送上山。看来再伟大再不可一世的人物，也是要死的，死了也是需要在最卑贱的人的帮助下才能入土为安的。我自从应柚子头的要求，开口唱了那支《红军歌》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参加了村里的一班老朋友的六合班子，哪里有红白喜事，别人总是要请我去唱歌的，喜事场中唱情歌，唱南曲，白事场上跳撒叶尔嗬，唱丧鼓歌。这次送瞎瓜上山时听人议论，说他可能死在床上三五天了，尸体都发馊了，也不知死于什么病，总之是老了之后儿子媳妇都不肯管他。

　　发儿很刻意地经营着跟王廉奉的关系，逢年过节，总是给王廉奉送钱送物，不管他自己是不是赚到了钱。后来在王廉奉的鼓动下，发儿创立了田家坪村土建工程队，办下了个体经营执照。这事儿我还是看好的，总是一件正经事儿。只是发儿现在脾气越来越不成样子了，说话显得趾高气扬，让乡亲们看着不舒服。我想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他有郑孝雄的血统，他是不会甘居人下的，他在文革中当过那么大的一个造反司令，指挥过那么多手下人，后来坐牢让他的性情压抑了整整十年，现在他好像又找到了当年的那种感觉。我想好在他现在还只是一个手头并不宽裕的小老板而已，要是真的整大了，我倒替他担心。我为此提醒过他几次，水水也看不惯他，时不时地对他冷嘲热讽几句，但是有什么用呢？他还是他那个劲儿。

　　水水跟发儿结婚实在是命运的恶作剧，也是缘于她的善良，她怎么可能完全从心底摆脱对发儿的厌恶，怎么可能找到她的幸福感呢？皮宏程一直爱着水水，到现在没有结婚。皮宏程一日不结婚，水水心里就会感到一日的沉重。这一阵子水水和发儿吵架的密度在增加，应该说不是吵架而是冷战，水水总是横着眼睛一副不屑的样子，这样更是激怒发儿。发儿时不时地会提到皮宏程的名字，还会提到水水结婚几年了没有怀上孩子这件事。我也不晓得这是怎么回事。我只是感觉他们俩的裂痕是如此的深，似乎很难弥合。我希望水水能怀上一个孩子，我想当外公，当然我更希望的是有了孩子后，他俩的夫妻感情能有所改善，毕竟孩子是一种纽带。

　　发儿心里也是苦闷的。越苦闷他的脾气越大。有一次他动手打了向三旭的养子向兴龙。向兴龙跟着发儿做工三四年了，这次是他自己在本子上记的打工的天数跟发儿记的天数有三天的误差，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向兴龙就嘴里不干不净了，在吵架时骂发儿心毒，注定断子绝孙，等等，发儿火了，拿起一根木棒，劈头盖脸地给向兴龙一顿毒打。当木棒落到向兴龙腿子上的时候，人们听到了骨头碎裂的声音。麻烦大了，发儿也吓住了，再加上身边的工人们劝阻，发儿才住了手。向兴龙被送进医院，经检查，腿子断了。向三旭哪里肯依，带着几个人要动手打死发儿，发儿倒也不怕事，双方又动了手，幸好派出所干警及时赶到现场，制止了血拼。派出所给了发儿拘留十五天的行政处罚，我去求王廉奉打招呼，发儿只进去五天就出来了，但拿钱消灾是免不了的。这件事后来向兴龙在医院住了四个多月，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总共花了一万七八千块钱。发儿当时虽然攒了几千块钱，但哪里够用？他向一些朋友借钱，然后向信用社贷款三千元。我和水水手里好不容易攒的七八百元钱也都贴进去了，最后还负债整整一万二。而且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的，也影响了他正经的做事挣钱。到过年的时候，他还不上这些钱，甚至不敢回家过年，只好在外躲债。他连续两年过年时都在外躲债。我和水水在农田里勤扒苦挣，多喂了四头猪，想办法帮他还债。到第二年秋后，水水觉得怀上了，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水水想喝一点蜂蜜，想吃核桃，却舍不得拿钱买……这还不算，我从跟他做工的乡亲们的嘴里含糊其辞地听说了发儿跟这个女人好跟那个女人好的消息，这话我不知传到水水的耳朵里去了没有，我在她面前根本不敢提及，怕她太伤心；不提及我又怕发儿自以为是，不知收敛，将来不知是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