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彤彤的姐》(43)

　　菊香的死，给我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我是罪魁祸首。她本来可以好好地活下去。她不是死于饥饿，而是死于我对她的冷漠。而她以她的死，烛照出了我的卑污。或许，在菊香的眼里，我连死都是不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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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阳县志》“大事年表”关于1959年有一句话的记载：“本年，全县饥荒严重，都镇湾公社社林管理区因病、饿死亡数百人。”

　　这让我惊奇。多么简洁的一句话呀，数百人的死亡之大事件，写得如此轻松。

　　也许因为某种原因，县志作者不便写得太详细。但是我仍然要感谢作者对于历史真实的尊重。毕竟，他记下了这惨痛的一笔。

　　《中共长阳历史大事记》则有一段关于1959年“12月24日”的记载：“中共长阳县委向宜都工委汇报‘社林事件’始末。都镇湾公社社林管理区共七个生产队，3061人，由于自然条件差，灾害频繁等客观因素，该管理区粮食一直缺乏，也由于干部中存在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生活，最终导致了1959年1月至11月死亡272人(占总人口的8.88%)的重大事件。到12月上旬，该管理区还有633人等待治疗。事件发生后，县委立即派工作组率医疗队前往，并督促都镇湾公社党委迅速按照每人每天半斤粮食的标准，给断粮的生产队供应了一个月的口粮，共29335斤。医疗队就近建立两处临时医院，集中160名重病人治疗，控制了死亡事件的再次发生。1960年6月2日，县委在查清事实后，决定对该事件负有责任的九名干部进行组织处理，并对两名主要责任人提起公诉，处于刑罚。”

　　后来出版的《中共长阳简史》中对“社林事件”的记载大致相同，只是死亡人数增加到299人：“震惊全省的长阳县都镇湾人民公社社林管理区发生的‘社林事件’，便是当时人民群众生活境况的真实例证。该管理区全年累计病死、饿死299人，占全管理区总人口的10%。事件发生后，县委立即派工作组率医疗队前往，并督促都镇湾公社党委迅速按照每人每天半斤粮的标准，给断粮的生产队供应了一个月的口粮，共29333斤。医疗队就近建立了两处临时医院，就地集中治疗160名重症病人，以控制病魔蔓延和死亡事故的再次发生。事后，县委在查清事实后，决定对该事件负有责任的九名干部进行组织处理，司法部门对两名负有主要责任的干部提起公诉，处于刑罚。‘社林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深刻反思，吸取教训。全县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众志成城，奋发图强，终于克服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致的历史面貌。当时的社林管理区(下辖红花园、雷家坡、塘坊河、樟木垒四个大队)几乎所有家庭、所有人都没有粮食吃，得病(即浮肿病)的人应在千人以上，死亡人数是299人。当时没有死亡的人，也头脑中停止了思维，正在等待死神来收割生命。确切地说，这是一种人间地狱的景象。毫无疑问，这成了清江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九名直接责任人受到处分，两名主要责任人被提起诉讼，处于刑罚，这是大快人心的事。但是，这起事件真的只有这九个人应该承担责任吗？我们的追诉，止于此九人吗？

　　没有看到关于全县在大饥饿中死亡人数的统计数字，但是我猜测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社林事件”跟本书作者羊角岩还有着一种直接而深刻的联系。我的亲生爷爷刘正道，不幸正是饿死于“社林事件”。

　　我爷爷是社林管理区雷家坡大队人，据说他是个败家子，他的上几辈人手中还有一些宅院与田产，但到了他的手中，在解放前些年便已败落得住窝棚了。大跃进那一阵子，我父亲刘天祝才十几岁，因家贫只读了两年书便已辍学。他们父子俩相依为命。后来大饥饿开始了，自然最该饿死的便是我爷爷这样的人。在县党史文献上记载的县委派来医疗队建立临时医院时，我爷爷便作为重症病人住进了医院，打过银针。我父亲向我描述过当时打银针，一针扎进肚子，然后用脸盆接一满盆涎答答的黑色积液的情景。这是我父亲亲眼所见。

　　后来我爷爷还是死去了，因为当时他已经病(饿)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再说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药品来挽救生命。

　　我爷爷饿死后，亲邻们用一床破草席裹了草草掩埋，连棺材都没有睡上一口。

　　人有很多种死法，但活活饿死应该是最惨痛的死法之一。

　　我父亲成了孤儿，到处流浪，吃百家饭长大。再后来，他流浪到清江南岸，在都镇湾公社高桥大队第四小队，经人介绍在我姥爷家(也是一个贫农家庭)当了上门女婿，从此定居下来。然后有了我，以及我的大妹刘群英、弟弟刘爱国和小妹刘凤琴。

　　所幸我父亲没有在那场大饥饿中饿死，否则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没有羊角岩，也没有这部长篇小说《花彤彤的姐》了。为此我万分地感谢上苍给予了我生命的权利。我虽然是在那场大饥饿之后几年出生的，但我也算是幸存者。我对上苍所做的回报就是一定要写这本书，表达对于生命的崇敬，否则我就对不起我那饿死鬼爷爷。

　　第六章  武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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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正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打炮眼哩，接到通知让我提前收工回家去，有人找我。我很奇怪，什么人找我，还能让我提前回家？我回到我的窝棚，看到赵虹穿一件黄色军大衣，背着一只军用挎包，站在窝棚外面，大队书记瞎瓜在陪着她说着什么。这让我非常惊讶。我这个窝棚，土改后这么多年，除了田怀勋来过数得出的几次，再没有别的干部来过，莫说像赵虹这样的县里干部。瞎瓜平时看到我，一张脸总是像暴雨前的老天乌云陡黑的，但这会儿我注意到他脸上的肌肉倒还比较放松。我连忙请他们进门，给他们找椅子让座。我家里只有一把还能坐人的木椅，我让给赵虹坐了，另有一把没有靠背的椅子，给瞎瓜坐了，我自己就没地方坐了，于是我往火垅里加了柴，把火拨旺，便在一旁恭敬地站着。这些年我习惯了对干部作低头认罪状。我低着头却暗自在想，赵虹看起来还跟当年没什么变化。我这么腌躜的窝棚里坐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该有多么不适宜呵。

　　乐师傅你也坐嘛，别站着呀，我们是老朋友了，你也坐呀。

　　这话我吓了一跳。什么时候我跟她成老朋友了？我不一直是斗争对象吗？但我终于弄明白了她的来意，原来文化部门传达中央精神，倡导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所以县文教科要开展对县内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工作。文教科里包括搞文化的和搞教育的两块，文化这一块人手本来少，全县面大线长，便从县歌舞团和其他单位抽调了上十个人，各人负责一个公社，在重点掌握的民间艺人里面采风，挖掘各类民间艺术，要记词儿，也要记谱儿。赵虹因为对佷山公社熟些，所以她主动要求来了佷山，而我则成了她的第一个采风对象。瞎瓜强调说：上级领导来了，这是政治任务，你要老老实实地配合，不能乱说乱动，明白吗？我连连点头：明白，明白。赵虹却拦住了瞎瓜的话头：瞎瓜书记，话不是这么说，这次我是来拜乐师傅为师的。县领导给我们交待了政策，不管采风对象的成分有多高，在艺术上都要虚心求教。要给采风对象记工分。要与采风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瞎瓜一听笑了：同吃同住同劳动，怎么个同法儿呀？您看田钟乐这个穷死烂样儿吧。您就别管这些了，到了田家坪，生活住宿都由我来安排就是了。不，不，我还是在乐师傅这里吃饭吧，我会按规定，每餐饭给乐师傅交半斤粮票三毛钱的。

　　瞎瓜在我这窝棚里是呆不住的，他说有事先去忙了。赵虹说要在我这里吃饭，我便开始琢磨晚上吃什么？这两年，社里允许我们种自留园子了，可以种一点小菜，我们能吃得饱肚子了，但生活仍然是艰苦的，我跟田明发两个人吃得很随意，有时候没菜，囫囵着也吃一餐饭。我没喂猪，倒不是懒，实在是没有饲料粮喂猪，所以一年到头吃不上猪肉。连碗筷也没有多余的，只有两个碗，其中有一个碗有了很大的一个缺耙齿，是曾经在地上摔过；再加上窝棚里怎么看都是脏兮兮的……赵虹却把话题转到工作上来了：乐师傅，我们开始工作吧，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把自己最喜欢的民歌唱给我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