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彤彤的姐》(38)

　　运送战备粮的队伍到了公社粮管所后遇到了问题——发现部分稻谷有霉变，而这显然是因为那两天等县里来验收组而堆沤出来的问题。粮管所主任坚持原则，每袋粮食都认真检查，不肯随便收粮。交战备粮还要验收质量？这可是在此之前压根儿没有想到的新问题，瞎瓜急眼了：妈的屄，还讲不讲政治路线了？但粮管所主任却偏是不买他的账，质问他：你们卖这么差的粮食就是讲路线了？瞎瓜没辄，连忙派人去请示李光明。李光明还没赶到，田怀勋已被粮管所主任请到了现场——战备粮的交售工作本该人武部长分管。田怀勋对瞎瓜说：这些粮食都是战备粮，如果出现问题，一旦帝修反向中国人民猖狂进攻，解放军吃了这样的粮食怎么打仗？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再者，田家坪大队倒也不必交售到十三万斤粮食，这些霉变的稻谷，可以拉回去，社员们度春荒还是有用的。瞎瓜六神无主之际，李光明赶到了，强令粮管所主任收下所有霉变的粮食：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如果你不想当右派的话，就不要成为大跃进的绊脚石。粮管所主任被吓得可怜巴巴地，他拿眼睛征询田怀勋的意见，田怀勋又能拗得过李光明么？只好叹口气说：既然李主任发话了，还说什么呢？开秤吧。

　　这次交售战备粮，田家坪大队全体社员送了好多趟，两天两夜才交售完毕，无论怎么说都是田家坪大队历史上最荣耀、最风光的一次了。其场景被胡秘书拍了照片，在地区的报纸上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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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瓜到县里参加劳模大会的次日，我接到通知，到公社参加一个培训班。我很奇怪，土改以来，是从来没有通知我参加过上级的会议的。我参加大队和生产队的会议，一般就是挨批斗，是低头认罪。莫非我的问题严重了？要升级了？我不安地赶到了公社。到了公社，我在办公室门口喊了声“报告”，胡秘书看到是我，连忙招手让我进门，给我递了茶：乐师傅来了，先安排你住下来。

　　他居然热情地称呼我“乐师傅”，我颇感意外。胡秘书拿着一串钥匙给我开了一间客房门，安排我住下。我壮着胆子问他是什么会议，他说是大跃进民歌创作培训班，培训期十五天，全县几十号人到佷山公社来参加这个会议，很热闹的。又一个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在楼道里遇上了邓美娇。我连忙垂立在一旁，向她低头认罪，没想到她摆摆手：钟乐叔，这又不是在大队里，何必这么拘谨？她的随意和大度再一次让我吃惊。我试探着问：你是在开什么会？她笑道：跟你一样，也参加民歌创作培训班呀。我心里疑惑，民歌创作培训班，她凭什么参加？她对喊山歌根本没兴趣，而且五音不全；至于“创作”，她只有一个脱盲水平，斗大的字认不了三升……不过，这不是我这个富农分子该关心的问题啦。

　　一会儿，胡秘书通知我到他办公室去谈话。我去了，他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女人，我一看，是赵同志，就是当年在田家坪指导土改的那位美貌女子赵虹，我记得她是县文化科的。胡秘书掩上了门，赵虹站起来对我说：乐师傅来了，请坐，请坐。这是我今天第三次听到对我过于客气的招呼了。我坐下了，但也只是把屁股略微地挨着椅子，半欠着身子，没敢坐得太踏实。

　　胡秘书说：乐师傅，赵同志要代表组织跟你谈话。

　　赵虹说：乐师傅，我土改那阵子就晓得你是佷山镇最有名的民间艺人，对你很敬佩。过去对你有不恭敬的地方，也是党的工作需要，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这一次，也是党的工作需要，是大跃进的需要，为了你的特殊情况，我们专门请示过县委的。

　　我点点头，不好说什么，也不知道她想说什么。

　　我们这次通知你来，是让你参加全县大跃进民歌创作培训班。我们破格让你作为正式代表之一，这是很高的政治荣誉了，所以我们说的确是破例。但是鉴于你的政治身份，你没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作品的权利，这是被严格禁止的。所以，我们决定你只能参与一些修改稿件之类的工作，帮助别的政治面貌好的同志讨论和修改稿件。

　　我松了一口气，原来是这样呀，我心里想，像我这种富农分子，你们说话能对我客气一点，对我能不打不骂，让我多多少少地感觉到做人的尊严，我就已经感到非常幸福了。至于说发表作品，那是我想都没敢想的，是一种过于奢侈的事情，那对我的确是无所谓的。我问：我能帮谁修改？怎么修改？

　　我们经与公社主任李光明同志商议，他的意见，由你负责帮邓美娇同志修改作品。邓美娇同志是你们大队妇女主任，你熟悉吧？

　　当然熟悉了。我看着她长大的，何况她当妇女主任后，对我也没有特别的欺辱，顶多就是带头喊过一些“打倒富农分子田钟乐”之类的口号。我能理解她，既然她当了干部，喊一喊口号那是她的工作职责。所以我对赵虹表态说：我同意。

　　赵虹和胡秘书都满意地微笑了。

　　第二天上午，创作培训班开幕了。开课之前，我不知我是不是该站到会议室前面去低头认罪？后来赵虹进来了，指给我坐在最后面的角落里。这是一个微妙的变化。要知道，土改以来几乎所有的会议上，我都是要站在前面低头认罪的，而这次我却是享受的一个普通人的待遇。虽然赵虹只是让我坐在最后一排不引人注目的位置，但毕竟是“坐”。“坐”与“站”(还要低头认罪)，这里面的差别可以说是天上地下。

　　李光明和赵虹在台上就坐。李光明显然看到了坐在最后一排的我，稍作停留，又把目光巡望到坐在最前排的邓美娇脸上。他讲了话，向全体学员表示欢迎，并祝创作丰收。上午半天，基本上是赵虹在讲课，进行培训。她用了眼下外面的报纸上发表的大跃进民歌作案例，讲了如何从传统山民歌里去粗取精，如何去除民歌中郎呀姐呀的糟粕，并进行点化，变形创新。她给全县学员们打气，说大家一定能利用这几天时间，创作出一批高质量的好作品，向“大跃进”献礼，向人民公社献礼。

　　我们当年的“竹林七贤”里，来了我和吕少南、皮薰阶三人。张九鼎在解放前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而他的女儿张炳若和女婿涂鑫不久后便迁回了宜都老家，留在长阳只能令他们感到窒息。他们是何时离开长阳的，我不知道。他们临走时并未跟我招呼，我自然也没能赶上为他们送行。刘星道土改时被当作恶霸地主镇压了。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多么儒雅的一介书生，甚至也没听说过他有多少劣迹甚至血债？“竹林七贤”十几年之后这样残缺不全，幸好我们三人幸存下来了。能活着是多么不容易，而且我跟吕少南还成了亲戚，他二女儿吕芳菲嫁给了我弟弟田怀勋。但是我们三个人见面后，却没有觉得那种重逢的惊喜，空气显得太沉闷。当年在一起意气风发的，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相互欣赏，但是现在，大家的处境都很艰难，感情上也都已显得麻木和疲惫，所以见了面，都无话可说。皮薰阶接到通知是背篓里背着孩子来的，他老婆跟一个外地的货郎跑了，留下一个不满周岁的儿子，叫皮宏程。薰阶来了只一天，好歹就请假回去了。他这种状态哪能安心参加创作培训班？

　　来公社后，我并没有到我兄弟田怀勋的寝室里去拜访，因为我的身份是这样的卑贱，而他是公社人武部长，虽然排名在第九，但总是一个领导干部，我得自觉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让他尴尬。后来在楼道里碰上了。哥。这是他自抗美援朝回乡几年以来，第一次叫我一声“哥”。我听到我心里有一种冰河解冻的声音。晚上到我寝室里去吃饭？我婉拒道：怕不好吧？影响你的政治前途。他略带尴尬地说：既然来了，哪有不去坐坐的？

　　我是第一次到他寝室。他的寝室只有十来个平米，除了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洗脸架，洗脸架上有洗脸盆和放了牙刷的搪瓷缸，再没有什么摆设了，但在我看来，他这里简直就是天堂。他从厨房里端来一钵猪蹄云豆汤，还有豆腐和白菜。他客气地说：哥，你使劲地吃吧。我说：好，只是让你破费了。这话里透着一种生分，而且两兄弟再无话可说了。吃完了，我抹抹嘴：我走了。他说：好，有空你再来。但是我培训期间再没去过他那儿。

　　后来的好些天时间里，主要是进行大跃进民歌创作。给学员们发了纸和笔，自己在寝室里创作，由赵虹进行辅导和修改。有时也根据需要集中听课，学员之间也相互交流，并且数次穿插召开赛诗会。邓美娇最初写过几首“诗”，那是狗屁不通的，都没办法修改，赵虹看过也只有叹息的份儿，后来邓美娇干脆不用写了，我写的直接就算她写的。我写的容易通过，即使个别地方要修改，赵虹也是很客气地跟我商量探讨。这样的培训班对我来说，真是非常惬意的，我不会挨打受骂，不用时刻作低头认罪状，不用给人下跪，不用干那么重的体力活，生产队里还得给我记工分，而且我还感到颇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