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彤彤的姐》(39)

　　这期间邓美娇告诉我，瞎瓜从县里开会回来，又组织了全大队四百名强劳力去火烧坪公社参加炼钢大会战了。我们田家大院的劳动力，能去的都去了，除了瞎瓜的婆娘和儿媳妇钱岩米没去，菊香是残疾人没去，吕芳菲刚生了儿子田跃进没去，李小虫的女人算老人没去，其他人都去炼钢了。出发之前，各家各户的铁器全部清理了一遍，都上缴给集体，用于炼钢炼铁。据说党中央号召在钢铁生产上也要超英赶美，为此全县共土法上马，建了四百座炼钢楼。全大队共五百二十名劳动力，抽去四百名强劳力后，剩下在家里的都是老弱病残。我在心里暗自庆幸，因为参加这个创作培训班，我倒也逃过了参加这次大会战。

　　学员们不断有新作品写出来，我也每天能写出一两首，其中有一首“五句子”《公社带我上卫星》是这么写的：

　　贫下中农有干劲，

　　泰山也能举头顶。

　　水稻亩产三万九，

　　四百钢炉赶美英。

　　公社带我上卫星。

　　我倒不觉得这首“五句子”有什么好，很直白，没什么艺术性，像是在喊高调子，声嘶力竭的感觉，但是赵虹看到这首“五句子”却非常惊喜，连忙递给邓美娇看，问邓美娇觉得怎么样。邓美娇看了说：这不是写的我们大队、我们长阳县的事吗？还很有气势哩。赵虹打长途电话把这首新民歌一字一句地报给了《宜昌报》的一位编辑，《宜昌报》第三天便发表了出来。作者是邓美娇。第四天《湖北日报》进行了转载。再过了两天，北京的《诗刊》打电话通知赵虹，说是看中了《公社带我上卫星》，将发表在下一期。这首“五句子”短诗，居然成了此次培训班最重大的收获，虽然外界只知邓美娇不知田钟乐，却也值得我开心一下，总算我还有一些价值吧？培训班还没有结束，我们已经在省报副刊上看到了这首诗。

　　6

　　培训班结束时，赵虹和胡秘书再次找我谈话，邓美娇也在场。胡秘书对我说：公社李主任发话了，给你一个任务，到过年前，完成五十首新民歌的创作，每写一首民歌可以抵一个劳动日，计十个工分。不过，也仍然只能用邓美娇的笔名发表。你写了以后，就及时地交给邓美娇同志，由邓美娇同志再送到李主任手中。李主任对这件事高度重视，他是要亲自审稿的。

　　这样的工作，我没话说，太便宜我了。赵虹问我有没有别的意见，我连忙摇摇头。我哪敢有意见呀，这么好的差事，我怕我回答得慢了，好事丢了。

　　我回到我的窝棚里，坚持了一段时间的新民歌写作。邓美娇过两三天就来找我拿稿子，不过不是到我的窝棚里。我这窝棚不是她能坐得下来的，而是叫我的名字“田钟乐”，让我送到门外交给她。

　　如此，邓美娇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省里、市里的报刊上，而且不断地收到稿费。居然有稿费单，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而且我是从别人的口中才得知的。三块、五块的。这么高的稿费呀，在农业社劳动一天的分值才三四毛钱，一首诗的稿费相当于好多个工日哩。邓美娇从来没有拿稿费单给我看过，我不晓得稿费单是什么样子。后来她把刊发了《公社带我上卫星》的《诗刊》拿来我看了，居然就发在当期《诗刊》的头题位置上，并配发了邓美娇的一张照片。然后她兴奋地拿回家去了。我有些失落，为什么不是由我收藏呢？像是我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混走且跟了别人姓了的感觉。再不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大跃进民歌精选》，这首诗又被收录在靠前的位置，在第五首诗。于是影响被进一步放大，省报、市报都派了记者前来采访了邓美娇，回去后发表了记者专访文章，称邓美娇为“农民诗人”，并配发了她拄着锄头劳动，正在用白毛巾擦脖子上的汗水的照片。后来，她几次参加省市的创作会议。为了参加会议，她总是要写发言稿，讲创作《公社带我上卫星》的创作体会，但她哪里写得出来？于是她又来找我写发言稿，并且强调李主任要亲自把关审稿的，让我好好写。但是她从来不说感谢之类的话。或许在她看来，我是富农分子，我帮她写讲话稿，已经是对我天大的抬举了，还用得着跟我客气吗？或者她让我写我哪敢不写？我写的稿子中，偶尔会有几个生字，她是不认识的，于是她又让我告诉她认字，直到她读几遍，自己觉得比较流畅了，才从我这里心满意足地离开。她去开会回来，随后报纸上就少不了又有关于她的专访文章和照片发表。

　　大跃进形势一片大好，到火烧坪公社参加炼钢大会战的社员们传来好消息，他们炼钢也放了卫星，炼出了多少吨多少吨的钢铁。后来有一天李小虫回家过了一夜，我们在上茅厕时遇上了，简单地交谈过几句。他撇撇嘴，悄悄地说：砍倒了那么多大树、古树，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都砍成亮脚林子了，有什么用？后来炉子里结出来的只是几百斤生铁疙瘩。我吓了一跳，连忙摇摇头，示意他这样的话不必再说，到此为止。我心里还有更深的疑虑，这个深秋初冬的时节，本该种上的洋芋、麦子、油菜，各生产队都因为主要劳动力在外炼钢铁，基本上没怎么下种，好多的田亩都荒芜了。如此下去，明年吃什么呢？不过，这根本不是我这个富农分子该研究的问题，不说也罢。总之是不会饿死人的，社会主义制度总是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大办钢铁到底没能支撑多久。雪花飘飞的日子，外出炼钢的劳动力都回来了。这时播种季节显然已经过去，误了一个季节，但是大家也没闲着，大队要做的事情很多，瞎瓜又开始带领社员战天斗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准备再创新的辉煌。

　　一个令人不安的话题在社员中悄悄流传，那就是生产队的粮食越来越少了，明年肯定得闹饥荒。田家坪大队其他生产队的食堂情况也大致如此。而人们想到秋冬之际因为缺少劳力而没怎么种上洋芋麦子等夏粮，心里便更是不寒而栗了。为了节约粮食，食堂里的伙食也悄悄发生了改变。比如猪肉炖粉条吧，由每天一餐改为了两天一餐，后来改为三天一餐，再后来改为一星期打一次牙祭，再后来，很难再看到肉星，再后来，连油星也看不到了。

　　食堂成立之初，大米饭、苞谷面饭是根据各人饭量大小随便吃，后来改成每餐定量，大人三两，小孩子二两，再改为一天只吃两餐，再慢慢减到每人每天只能吃二两粮食，吃粥，或者吃掺了菜叶子的“瓜菜代”……发儿总是喊“爸爸，我吃不饱”。吃不饱，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我也吃不饱，我常常饿得胃疼，心里慌，头上冒冷汗，何况十来岁的正长身体的孩子？于是我每天都把盛给我的本来就很少的饭，往发儿的碗里拨一点，尽量让他多吃一点。

　　“饥寒”两个汉字，它们总是连在一起，越是饥饿，越是会感到寒冷；而越是寒冷，则越会感到饥饿。别人家过冬还有柴禾取暖，我则是柴禾也没有。生产队分柴时，分给我的总是最少的，不够烤火，于是我只好每天早起，捡了牛粪用来取暖。

　　人都没粮吃，猪又哪有饲料？过年前，大队养猪场杀了三头猪，都很瘦弱，半边猪只有二十斤左右，全大队这么多人，大年三十这天，食堂里只给每人分到了二两炒肉，再加三两米饭。而因为我是富农分子，我只得到了二两米饭，猪肉是没有的……除夕之夜，菊香意外地到我家里来了。她靠在我家不能遮风的门框上，那会儿我和发儿正在烤牛粪火，而我肚子里正闹空城计，咕咕地响着。我不知她来干什么。自从离婚后，我们从没相互串门儿，似乎忘了彼此的存在。我没有力气说话，我拿眼睛望着她，等着她开口。她一瘸一瘸地走过来，在我面前站着。我家只有两把木椅，而且其中一把是瘸了腿修补过的。我连忙把发儿拉过来，抱到膝上，把他屁股底下的椅子让给菊香。菊香坐下了，我们还是无言。后来她这样开了头：钱岩米想要个孩子。

　　钱岩米还没有开怀，所以有人说她光是奶子挺得凶，不顶用。还有人说，向三旭那个愣头青管不了事，钱岩米那丘田，都是她公爹瞎瓜帮忙种着。不过这些闲言碎语，我是从不参与的，我自己的烦心事还忙不过来哩。这时听菊香如此说，我脑子没转过弯来，她要不要孩子与我什么关系？菊香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能不能把发儿过继给我三旭兄弟？我一听，火气就冲上了脑门。想把发儿从我这里夺走？我呸。

　　可是，我看你这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哟。反正也不是你的儿子。你把他送给向三旭了，你才吃得饱饭。

　　是瞎瓜让你来的？

　　你让大队书记高兴了，不会吃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