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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着别人的生活》(9)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2月10日15:04 来源:中国作家网 郝炜

  姐姐的尸体被找到的时候,已经接近春天了。是一个捕鱼的人从下游很远的地方意外发现的。经过那么长时间的浸泡,尸体有些肿胀,姐姐的眼睛圆睁着,看上去十分恐怖,她仿佛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妈妈用手捋了好几次姐姐的眼睛才阖上。出殡前的那个晚上,我独自去了殡仪馆,在那阴冷的冷藏间里,我足足跪了一个小时,我不知道是在忏悔,还是在祈祷,我说了许多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话,我想姐姐如果地下有知是会原谅我的。那一刻,我望着玻璃罩里姐姐冰冷的、变形的尸体,好像看到了自己躺在那里,但我知道那是姐姐。我的眼前出现了许多幻觉,玻璃罩里好像冒出巨大的雾气,姐姐腾云驾雾地走了,她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她肯定是怨恨我呢。直到跪得腿有些发麻,我才站起来,我甚至没敢再看姐姐一眼,就匆匆逃出了殡仪馆。那一宿,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第二天,正式出殡的时候,本来阳光灿烂,前面的仪式都一切如常,我本来也很正常,可是一看见告别大厅上的横幅“王草同志永垂不朽”,还有那铺天盖地的花圈上的名字,我忽然恍惚了,几个同事扶着我,我还是站不住。我再次看见透明棺材里虽经整容还是有些变形的姐姐的尸体,看见她勉强露出来的脸部(

  妈妈给姐姐买了一个很大的绒线帽,给姐姐扣在头上,帽子压住了姐姐的眼睛 )。不,姐姐的眼睛是盖不住的,至少对我来说是盖不住的。我还是能看到姐姐的眼睛,我看到她在努力睁开,在定定地看着我。我想起小时候我和姐姐经常做的游戏,我们相互猜对方在想什么,结果姐姐总是赢。她总是能从我躲闪的目光里读出什么,而我一看见姐姐沉着宁静深邃的目光就有些慌乱,一点也找不到通向答案的通道。我曾经问姐姐为什么对我想的东西她一猜就中,姐姐说,这是秘密,以后告诉你。姐姐一定没有想到,我们没有以后了,那个秘密她永远地带走了。我一直认为姐姐有高于我的智慧,她只要对着我的目光,就能洞穿我的内心。

  紧挨着我的是妈妈,她的脸上是一副悲痛欲绝的表情。没错,她应该悲痛欲绝,一切都是她亲手策划的。不知情的爸爸把眉毛拧得那么紧,他好像还没有承受这个悲痛的思想准备,他此刻在想什么呢?他每次用狐疑的目光望着我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负罪的感觉。棺材里的人是我吗?我总处在恍惚的状态中,我真想立刻跪在地下承认,那不是王草,那是王芳。

  妈妈肯定是早就料到我会这样,她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我的手和她的手都在出汗,我们的汗黏稠地流在一起,好像糨糊一样,既让我恐惧又让我恶心。妈妈的过于紧张缓解了她的悲哀,她的眼睛在四处张望,也许别人没注意到,我却看得清清楚楚。

  奔向墓地的时候,天空突然雨雪交加,刚刚是2月的天气,怎么突然下雨?我在车上打了个冷战,我发现依偎着我的妈妈也同样打了个冷战。我们对望了一眼,都有说不出的恐惧。我说,姐姐埋怨我们呢。

  妈妈捅了我一下,说,别瞎说。

  司机是一个朋友找来的,是一个陌生的人,他满脸胡须,目视前方,并没有注意我们在说什么。

  妈妈说,一会儿到墓地你别下车了,我怕你挺不住。

  我说,我没什么挺不住的,我给姐姐多磕几个头。

  外面的雨雪让人看不清道路,司机开得小心翼翼。司机突然骂了一句:这鬼天气。

  我在旁边吓了一跳。

  思考

  我们为什么要回忆

  我们为什么要回忆?我们的回忆对谁更有意义?我们试图对我们走过的历史进行穿越和回望,我们试图找到真相。

  真相永远都要被掩盖和埋藏在假象下面,你只能局部地找到真相。即使去找当年的报纸,走访当年的当事人,他们的说法更令你目瞪口呆。还是我说的那句话,真相永远是局部的。

  许多年后,我回乌城接我的父母,专程去祭拜了姐姐。在去往姐姐的墓地上,我和出租车司机聊起了这件往事。司机四十多岁,长着一副富态的圆脸,鼻子上有个明显的疤痕。

  那个冬天贼他妈的冷,有零下三十多度,他说。

  他对那天的温度印象很深,而我对那天的温度根本就没有记忆。我认为那天不过是许许多多的冬天的一天,它并无特殊之处。

  我跑去看热闹,我的手和脚都冻坏了,他说。他熟练地把着方向盘,在山道上行驶着。

  他说,你知道吗?那天我捡了个饭盒,我发现那里面有肉,你知道的,那时候肉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家来说是多么重要。那饭盒不知道是谁丢的,还热乎着呢,我把饭盒揣在怀里,乐颠颠地跑回了家,结果却挨了我爸一顿揍。你瞧,这个疤就是那时留下的。我爸打人向来不管不顾,那次他是气坏了,他说我是趁火打劫,骂我是国民党。

  呵呵,一个小孩成了国民党,司机笑着说。

  我爸还硬逼着我把饭盒送回去,我可没听他的,到外头把肉吃了,饭盒扔在垃圾堆里。啊,肉那个香啊。司机吧嗒着嘴,沉浸在回忆里。

  我记不得我和姐姐那天饭盒里带的是什么,但肯定不是肉,我们家很少吃肉,肉票上的肉都买肥的让妈妈油了,经常吃肉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家。

  后来他突然问我,你怎么问起这件事?

  我望着窗外淡然地说,我当时在那辆车上。

  我没有说真话,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对一个陌生人撒谎,我为什么会如此随意地毫不脸红地撒谎?

  他立刻对我有些敬畏。他说,是吗?那不容易。

  他说,我还以为你是外地人呢。

  我说,怎么见得?

  他说,你的穿着和谈吐都不像我们这里的人,你不会是蒙我吧?

  我笑了,我说我怎么会蒙你,我这是去看我的姐姐,她就是在那次车祸中死掉的。

  他好像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连忙道歉。他说,不好意思,我确实看你不像本地人。

  我说,没什么,我离开这里很多年了。

  我们都陷入了沉默,我望着车窗外通往墓地道路两旁的那些美丽的花,都是些高秆的粉红色的花朵,它们那么密实地在风中摇曳,盛开,有蝴蝶和蜜蜂在它们上面飞来飞去,像那些美丽的亡灵。

  我

  现实与记忆

  我已经不能准确地记起我当时是什么心情了,回忆痛苦的事情,实际上是在揭自己的疮疤,抚摸自己的伤痛。这时候,你除了要有拷问自己的灵魂的勇气,还不得不有意无意地说出别人的一些隐私,好在当事人有的已经作古,有的早已经远离事件的中心。那些从这个事件中获得利益的人,恐怕也已经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年龄。

  如果没有特别偶然的原因,我相信那些当事人是看不到我写的这些东西的。因为我的写作并不是为了出版,它很可能成为我的呓语,成为一个早已经绝经了的絮絮叨叨的老女人临终前的忏悔。

  妈妈在呵斥吴爽,妈妈恶狠狠地说,让你吃,让你吃,你把它都吃了吧。

  吴爽胆怯地跑到我面前,他背着手。我让他把背着的手拿出来,他不干。后来,他把手伸出来,攥成拳头的样子。我把他的手掰开,手掌上摊开几个大头针。有一段时间,他总是趁着我们不注意,偷我放在窗台上的大头针,然后丢在嘴里,他熟练的动作让人惊讶,他用舌头把嘴里的大头针吞进去,卷出来,在牙上咬着,咬得咯嘣咯嘣响,让人听着齿冷。

  这好像已经成了他的一种癖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养成的。我猜想是在上访的那些日子里,他经常在那些信访机关里遭到人们的冷遇,饥饿、孤独、无助,使他不断地在希望和失望中挣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那些屋子里无人的时候,他随手抓起人家桌子上的大头针放在牙上咬,咯嘣咯嘣的,渐成习惯。

  他实际上是表达对什么的仇恨。

  他仇恨谁呢?是仇恨我吗?还是仇恨我们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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