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着别人的生活》(2)

　　此刻，我的心脏像时钟一样沉重，它发出怦怦的怪异的声音，我知道我最后的结局不会很壮烈。我只会默默无闻地，不知不觉地，在某一个转身，某一个无意识的举动中，让生命戛然而止。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死亡，正如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出生一样。

　　你应该出去走走。我想起那天突然发病之后，那个心脏病专家好像在劝慰我，又好像在告诫我，他的眼里闪着诡异的光。

　　太白涧的桃花开了，你应该去看看，我又想起王曼丽的劝说。

　　每天都是她在和医生交涉，她不可能不知道我的病情。从她和医生神秘的对视中，我感觉他们有某种合谋。

　　不过，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哪儿也不想去，我不喜欢旅游，该去的地方我已经去过了。我不喜欢桃花，我从来就不喜欢花。

　　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走得够累的了。

　　我觉得我应该歇歇了，应该开始我的回忆，应该为大家讲出事情的真相了。

　　我没有理由也不应该把这个故事带进我的坟墓。

　　许多年以前，我们乌城发生过一起车祸：开往江北地区的106路公交车在江北大桥上高速行驶，因避让对面开来的车而翻入江中，死亡46人，其中有三具尸体当时没找到，他们被冬天的大江轻易地淹没了。

　　乌城上了岁数的人即使知道这件事，也只知道个大概，知道那样一个事件，那样一个过程，谁会记得其中的细节呢？如果不是相关，不是亲历，谁有什么必要记得呢？可我记得，因为那是我噩梦的开始，是我人生之痛的开始，是那个事件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

　　那一天是1977年1月20日，我记得清清楚楚。车祸发生之后，人们都在议论，说这车祸是必然的，因为此前的天灾人祸太多了。

　　让我们回叙一下此前的1976年吧，那真是多灾多难的一年。那一年，先是周恩来总理去世，接着发生了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接着朱德去世，接着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这一连串的事件让刚刚脱身于那场大革命的人们大为震惊。

　　那一年，在我们乌城还出了一件轰动世界的怪事，天上的星星居然砸在了我们乌城，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东西实际上学名叫陨石。

　　那天恰好是3月8日，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是妇女节，我们厂里刚刚开完庆祝大会，许多的女工正戴着红花，挤出厂区的大门，准备回家。姐姐的胸前也戴着红花，她的脸红扑扑的，有些兴奋，我和姐姐走在一起，她胸前的红花让我有些嫉妒。

　　我们被告知下午放假，我们往家里走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看到了空中奇异的闪光。我们开始以为是我们的工厂出了什么事情，纷纷跑了回去，可是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我们又猜想是不是发生了战争？我们不是瞎猜，我们那时的确一直被战争的阴影威胁和笼罩着，我们的周边比如苏联，比如印度，好像随时要和我们打仗——至少官方的说法是这样。我们这里和苏联离得比较近，我们从小就习惯了防空警报的声音，它们的鸣叫声像成群的乌鸦，总是骤然飞翔在晨曦和夜色里，呜儿呜儿的，恐怖而又刺耳。我们从中学就经常被进行防空教育和防化训练，戴着那种大鼻子面具，在地上爬来爬去。作为中学生的女生，我们正是刚刚开始“来事儿”的时候，正是我们对男生感兴趣男生也对我们感兴趣的时候，可是我们整天却不得不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以穿一件军装为荣。

　　睡了一觉，我们好像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我们全家沉浸在姐姐被评上劳动模范的喜悦中。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大家的议论纷纷，使我们知道了这个事件的重要性。许多人都私下里说，星星掉下来了，肯定要出大事情！

　　后来果然就出了大事情，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怪，不由你不信。

　　后来报纸上说，专家确定陨石降落的时间是15时1分50秒，陨石在乌城北郊上空爆炸后，形成了巨大的陨石雨。

　　乌城城郊桦皮厂公社的老百姓，许多年之后还对这件事情津津乐道。那些当事人会领着你到出事地点，指给你看那个深深的大坑，绘声绘色地向你描绘那次可怖的空中大爆炸。他们啧啧赞叹着说：你说怪不怪？方圆几百里，又是房子又是人，还有那么多牲畜，愣是啥都没伤着，你说怪不怪呢？他们这样反复地问你，实际是想向你推销那些掉下来的石头。如果你有了兴趣，他们就会扯着你的袖子悄悄说，我们家里有小块的，买吗？他们没有大块的，大块的还在人们懵懂之际，就让那些搞地质的人收走了。据统计，一共是138块，最大的一块1770公斤，现在还躺在乌城的博物馆里，供人们参观。

　　不说了，说远了。我们还是回到1977年的1月20日。那天早晨，我和姐姐一起去上班，我们穿着相同的工作服，我们穿着相同的系带的毡底趟绒面的棉鞋，我们围着相同的红围巾，我们戴着同样的白口罩，也就是说，我们全副武装都是相同的。说句实话，我们里头穿的衬衣衬裤式样和颜色也都是相同的，是妈妈给我们一起买的。

　　我这样一说，大家可能就明白了，我们是双胞胎姐妹。姐姐叫王芳，我叫王草，我后来很不满意父母给我们起的名字，也许正是我们的名字注定了我们后来的命运。其实，我们从小就是有差异的，姐姐一向聪明伶俐，学习也很优秀。别人也夸我聪明，因为我比姐姐表达能力强，我的表现欲比姐姐强，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般人分辨不出我们。我们从小在一起上学，我当班长，姐姐当学习委员。上了中学，我不当班长了，姐姐还当学习委员。下乡了，我当户长，姐姐就只能当我的组员了。后来我们一同被抽到一家化工厂，工作又在同一个车间里。

　　双胞胎是一种生命的奇迹，我们的生活可能和别人略有不同，但我们自己感受不到。所有的人一般都分不清我们，但我奇怪，我的父母能很轻易地区分我们。小的时候，我和姐姐即使一起放学进屋，妈妈也会点着我的鼻子说，小草，去撮点煤。妈妈从来不会搞错，她从来不指使姐姐干活。姐姐也就习惯了这种安排，接过我的书包，绕过我走进屋里，而我不得不拎起撮子到外面去撮煤。

　　那时候我们家住的是平房，爸爸是火车司机，妈妈在铁路百货商店当营业员。在别人的眼里，我们家是“双职工”，是那种稍稍富裕的家庭。其实我们家和大家一样，都是很节俭地过日子。爸爸有时候下班用工具兜往回拎点煤块，大多时间还是烧那种煤面子，这就需要我们自己脱坯，用水和在煤面子里，掺上一些黄土，把它们脱成煤坯。阳光好的时候，那些煤坯很快就干燥起来，它们在阳光下一块一块的，干硬得像方砖。然后，我们把它摞起来，堆在院子里，让它伴着我们度过漫长的冬天。如果爸爸不出乘，他自己就轻易地完成了，如果出乘，自然就落在我的头上，我从来没有对此不满，我反而自豪地认为，我是一个勤劳的好孩子。

　　我的爸爸老实巴交，不爱言语，这可能和他的工作有关。爸爸大多数时间在狭窄的车头里，车头里人少，就两三个人，炉子燃烧的声音，水沸腾的声音，蒸汽排出的呼哧呼哧的声音，他们的耳朵已经被各种声音充满，这使他们觉得语言是多余的，他们在车里很少说话，他们用眼神和手势进行交流。

　　爸爸不断地踩起一个踏板，挥着锹往车的炉膛里填煤。炉膛是一个永远也吃不饱的壮汉，吞吃着那些乌黑发亮的优质的块煤。爸爸撮起煤，刷拉一声扔进炉膛里，炉膛里的火苗呼地围过来，它们只是轻轻一舔，那些煤瞬间就变红了。爸爸不断地用白色的手巾擦汗，手巾很快就变黑了。爸爸从家走的时候戴着白白的手巾，回来后带着黑黑的手巾，妈妈晚上就洗好了，它们第二天又是白的，又挂在爸爸的脖子上。

　　爸爸不撮煤的时候，就靠在窗户那儿瞭望，偶尔也和司机换一下位置，那是个瘦小的男人。瘦小的男人拿起锹，也往炉子里扔，也是刷拉刷拉的，他的胳膊上鼓着两个疙瘩，耗子似的窜来窜去，爸爸说，他也是司炉出身，爸爸让我管他叫李叔。李叔很喜欢我，但我感觉他也喜欢姐姐，因为他经常和我说不上几句话就问，你姐姐干什么去了？好像他最关心的不是我而是我姐姐，大人们常常这样。我就说，她在学习。我还要补充一句，她愿意学习。我这样说，是想说我喜欢爸爸和李叔的工作，可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领情。李叔摸摸我的头说，你应该像你姐姐一样，喜欢学习。说实话，我不喜欢学习，我喜欢和爸爸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