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着别人的生活》(4)

　　一个护士匆匆路过，关切地问：你怎么了？

　　她抬起汗浸的湿漉漉的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她只是摆了摆手。

　　她看见那个护士飘走了，她觉得头很沉重，就顺势耷拉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她被一阵争吵惊醒，她没有心思关心他们在吵什么，她的头有些疼，全身都疼，她觉得自己是发烧了。她费力地往回走，感觉自己飘飘忽忽的，好像灵魂出窍了一样。回到家里，她甚至没力气关门，她费力地爬到炕上，就再也不动了。

　　虽是白天，由于窗户上用塑料布挡着，很厚的一层霜，屋里显得黑洞洞的，没有任何声息，她也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

　　我

　　现实与记忆

　　选择在这样的季节里回忆往事，并不是我有意为之。海滨城市的3月，多风少雨，强劲的风让人感到害怕，它们把一切都搞得乒乓作响，好像这个世界要随时倒塌。

　　其实，这是我迫不得已的选择。几天前，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昏倒过去，恰好齐小海在我的屋里汇报工作，是他打电话叫来120救了我，他没想到我的心脏病会这么严重。这其实怨我，我不想让我身边的人对我有过多了解，尽管他知道我的过去。每次吃药的时候，只要是他进来，我都故意捂着胃部表示只是胃疼。他现在是我的总经理，应该是我最信任的人，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对他隐瞒，我总觉得他的目光里有我不喜欢的东西，那东西是什么我并不清楚，但我隐隐感觉，那东西使我不得不防范。

　　那次病后，我作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停下手中的一切工作，做一件事情。

　　在许多寂静的夜晚里，我听到冥冥中有一种细若游丝的声音在对我轻轻说，说出来吧，说出来吧。

　　只有我知道这是谁说的，没有人逼迫我，这其实是我内心的声音。

　　是应该说出来了。在经历了这次生病之后，我想。

　　我向齐小海交代了工作，我说，我要出去走走，看看病，脱离公司一段日子。他并没感到意外，他只是眼睛有些发亮，我想起来了，我惧怕的好像就是他眼中的这种亮光。

　　我其实哪儿也没去，只是呆在家里。在公司那边，只有王曼丽知道，但她同样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父母出去了，自从我打开电脑开始写作，他们在屋里就总是轻手轻脚的。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安静下来，为什么总是没日没夜地写作，这让他们感到害怕。

　　吴爽在里屋咳嗽，他有些感冒，我知道这样的季节容易感冒，没想到他的抵抗力会这么差。他从早晨就开始流鼻涕，打喷嚏，我已经给他吃了感冒药，还给他找了一些玩具，比如他喜欢的魔方、汽车模型。别看他是个大人，经过后来的灾难，他已经完全像个孩子，必须和玩具在一起才能安静。他有时会走过来，摸摸我的键盘，在上面乱拍一气，他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

　　从看见姐姐在车上的围巾一闪的那一瞬，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可能这就是双胞胎特异的功能吧？我心里立刻不安起来，我跟着车跑了几步，好像有什么话要跟她说，可是车已经开走了。

　　那个该死的司机，他就如此随意地把那么多人带上了死亡之路。

　　我坐在后面的车上。奇怪得很，这辆车上的人很少，车长在车里来回走动，她在卖票。这在冬天简直太少见了，这个季节，特别是上下班的高峰，车长很少能在车上自由走动。我一下子想起来，我没带月票，过去我和姐姐经常共用一张月票，谁先被查完了，可以悄悄地递给后被查的那个，常常是我忘带的时候多，我这个人有点马大哈。那天我是彻底栽了，连零钱都没带，我只好硬着头皮说实话，那个车长冲我翻了一下眼睛说，又是化工厂的，就你们化工厂的牛。

　　车长说得有道理，我们化工厂的确很牛，我们厂在江北地区是最大的企业，职工过万，平时上下班有很多人坐这趟车，车长不愿意惹我们。可是此刻我没敢说什么，没带钱还有什么可牛的？再说，我的心里还有些莫名其妙的慌乱。

　　还没到桥上，车里就有人嚷起来，说：桥上出事了。

　　我心里突然一紧，好像有什么扎了一下，我往窗外望去，桥的水泥栏杆被撞开一个很大的豁口，像突然咧开的一张大嘴。许多人在江水中挣扎，岸上不断有人往下跳。

　　车上的我眼巴巴地望着外面，我立刻疯了，我问，是不是前面那辆车掉江了？没有人回答我，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窗外。

　　我使劲挤到车门前，拍打着车门说，开门！开门！

　　我把车门撞得咣咣响。

　　那个车长很不高兴地走过来，说，又是你，你想干什么？

　　我说，我要下车，我姐姐在那个车上。

　　车长说，我们有制度，不到站不能下车。

　　我说，你妈的制度，你不开门我整死你。

　　车长眼睛里掠过一丝惶恐，她大概看出我要拼命的架势，这时候司机帮她说话了，说：那位同志，体谅体谅我们，要下你也得到站下。车上的人也纷纷安慰我说，不一定是你姐坐的那趟车，再说，你下去有什么用啊，那么多部队的人在那里抢救，你下去也没用。

　　他们事不关己，他们急着上班，他们不可能理解我的心情？我往四下里看了看，我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我心急如焚也没有用，谁也不会支持我的，我要是再耍横，很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我只好强忍着站到了下一站，一下车我就往回跑，我觉得我的腿都不听使唤了，一点劲儿也没有。

　　我奔下江堤，腿有些发软，还是坚持跑到了岸边。我气喘吁吁、不顾一切地在那些人里穿行，挨着个地扒拉着那些人，只要是女的我就抓住她看。她们有的刚刚被抢救上来，披着军大衣，落汤鸡一样，嘴唇发紫，眼睛空洞，不断地哆嗦，我看她们多半是吓的。我揪住人就问，看见一个戴红围巾的女的没有？她们都只是摇头。我想我不能只问女的，后来我抓住一个刚刚上来的警察问：看没看见一个和我长得一样的人，也戴着这样的红围巾？那个警察好像看疯子一样地看着我，在他眼里，我的表达可能太不可思议了。我把围巾扯到他的面前，再一次地喊道：看清楚没有，就是这样的围巾。他摇了摇头，一脸的茫然。

　　到处是人，有被抢救的，有抢救人的，全乱套了。可是，为什么没有姐姐？

　　我绝望了。

　　我拖着沉重的双腿，挨着个医院走，我已经跑不动了，可许多人后来说我一直在跑，只是我不知道自己在跑而已。他们说，那小丫头疯了。

　　这和我的记忆和感觉都不一致，所以我有时候认为，历史就是那么回事儿，记忆其实十分不可靠。

　　我把附近我知道的医院都走遍了，也没有找到姐姐。我还寄希望姐姐是最先被抢救上来的，没什么事情，也许她自己已经回家换衣服去了。

　　我走回家，看看门，门关着，没有什么异样。我推开院门，屋里的门用锁头锁着，说实话，我的幻觉中那个锁头是开着的，我希望马上就能看到姐姐，我甚至已经听到姐姐说话的声音了，我看见她刚换上衣服，头发还湿漉漉的，她正用手巾擦着头发冲我微笑……可是那个冰冷的锁头提醒了我，姐姐没回来，我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我费力地打开锁头，屋子里十分黑暗，我们家冬天连太阳都照不进来，白天都上班，炉子被煤面子压着，屋里很暖和，可我感到的却是寒冷，潮湿和阴暗像一张网，黏稠地压着我。我一头扑在炕上，觉得自己困极了，也疲倦极了，两条腿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它们好像是我费力拖回来的两块木头，它们已经脱离了我的指挥。我的大脑麻木了，我的心脏仿佛刚才跳得过于激烈，现在快要停止跳动了，连我的呼吸都变得十分困难。总之我想睡一觉，我想一觉过后，一切就会好的，我刚才的经历不过是一场梦，一个幻影，我曾经是做过白日梦的，但愿这次也是。

　　我累了，我的意识渐渐消失，我好像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