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上的狐狸》(20)

　　接着，当队伍前面的人开始通过时，透过人群的前排可以看到一片模糊的灰色钢盔。许多人没有背包，有的甚至没有枪，他们的制服仍沾满了法国的泥巴。人群中有人想欢呼，因为这是他们的同胞返乡：从战场归来，回家复员。但孤零零的欢呼声在一阵突然的咳嗽中结束，也没人再跟着响应。

　　士兵紧密编队行进，以排为单位，一队接着一队，中间隔着很宽的距离，所以那死气沉沉的行军声像波浪一般，有规律地时起时落，就像碎石滩上的海浪——只有突然经过的如大石滚动的马车声才会偶尔将它们打断。

　　人群前方有个小孩，她向前挤了挤，然后一动不动地站着，胖乎乎的小拳头里攥着一束枯萎的花举在胸前，但没有士兵接受，甚至没有人看她，也没有人笑，他们甚至似乎没有看到人群，只是像机器一样齐步向前走着。

　　在这混乱的五周里，就连军官都第一周就穿着制服出现在了慕尼黑的街道上，带着一副老蛇怪一样的凶狠表情，对周围的士兵几乎视而不见地往前走着，但是看到他们，围观的人群中却不时有微弱、空洞的咆哮声发出。有人从后面把拿着新手杖的奥托推到一边，径直挤过了人群，正好经过那小孩。那是一个胸脯很大、肚子突出的高个儿老年妇女，满脸狼疮、颈下堆满赘肉，是个招摇的丑女人，尽管体重不轻，却像根推弹杆一样站得笔直，一顶铁道员的尖帽子下露出几缕灰发。她故意啐在一个年轻少校将要踏步的地面上，但那少校似乎什么也没看见。有那么一会儿，看起来似乎那老女人要攻击他，但她好像受了什么惊吓，结果并没有那么做。

　　如果说在这些木雕一样的军人的脸上有什么表情的话，那就是一种隐约的憎恨：一种尚未找到真实对象的憎恨，然而在这个让人眩晕的世界里似乎什么都不真实。

　　为什么上帝选择对他的德国军队——这令人厌恶的世间唯一宝贵的东西——这么做？

　　那死气沉沉的行军声让人分神，根本没法工作，奥托把他的账单捆起来，放进保险柜锁好，面朝窗户站起身来。

　　第2章

　　在英格兰，战争的结束就像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而在战败的德国，战争的结束却是更深一层的噩梦开始的信号。虽然符号与场景发生了变化，但在德国仍是那场同样的、强迫性的梦。从崩溃的军队生活共同体中被逐出的老兵陷入了虚无。旧的秩序被打碎了，甚至连钱也迅速地从人与人之间消失了，只剩下他们被绝望地彼此隔绝着，就像作为介质的空气被抽走后的真空让人无法发出声音一样。城市里，成百万的人彼此堆叠着住在一起，却还是被迫要分开居住，每个人都像是孤独掠食的野兽。

　　现在是1923年，物价已经是战前的上十亿倍，并且仍在不断飙升。这正是先知哈该[55]提到的：“他每日辛苦挣钱，挣钱装进有洞的口袋。”到了星期一，一个工人上周的所有工资可能还不够付他上班的车费。一丁点的外币都会被储存起来，因为用它几乎可以买来任何东西；但是没人会持有德国马克超过五分钟。甚至啤酒也是一种投资，因为你当下添满空杯就是赚到了。拿薪水的和放租的比无产者还不如。工资会涨(尽管总是太少或太迟)，但利息和养老金之类，甚至薪水都是固定的。退休高官只能扫马路；在位的政府官员必须学会为了基本需求而调整自己的道德标准：绝对的诚实坚持得稍久一点，可能就是死路一条。

　　当坚实的大地彻底从一个人脚下塌陷时，他就成了自由落体，置身于无底的深渊——地狱。但这不是所有人都一起以同样的速度向下坠落的地狱，一些人会比另一些落得慢一点，甚至农民也能靠着实物交换过日子(比如带上自己养的鸡鸭而不是钱袋到市场上去)，而许多有钱人可以有方法让自己几乎不向下落。他们待在原地，静止不动，就像那些沃尔特·冯·凯森们，他们坚实地踏着步子，像但丁一样环顾着身边其他痛苦的灵魂向下坠落。如果有人能用马克买到商品再以英镑或美元卖出，他们甚至还会在这地狱里向上升腾。

　　这是个正义得不到伸张的地狱，眼看着得不到伸张的地狱。

　　消费总是要买单的。战争是种十分显著的消费，但在德国，实质上并没有即刻为其付账的战争税。因此，对于新价值一经创造便会在进入外界后立即被消耗殆尽，也没什么可神秘的：这是一种自然、迟来的资本附带收入的征税，只是这不是由任何人类政府实施的公平征税，而是盲目地、由阎王爷本人征收的。对于这一原理，可怜的受害者一无所知。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痛苦，无法解释的痛苦继而会转变成憎恨。但憎恨不会一直没有目标：它会生出自己的憎恨对象——某个要被憎恨的“他们”。在其实没有主事魔鬼的地狱里，被打入地狱的人们自己造出了它们，他们不承认其实唯一的施暴者就是他们自己。很快，这些遭受痛苦的人就会看到“魔鬼”在到处有意折磨他们。犹太人、共产主义者、资本家、天主教徒、犹太神秘哲学主义者，甚至他们自己推选出来的政府——“十一月的罪人”。成百万马力的憎恨被释放出来，多得让现实世界难以消化。于是它自己的敌人，不可避免地，就会打平地里倏地钻将出来。

　　随着仇恨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相应的爱。所有的“自我”被粗暴地从原来的半影区驱逐出去，面对那黑压压、幻影般的“他们”，拼命地要建立自己新的“立足点”——建立“自我”新的、可维系的半影区界线。因此，不可避免地，他们也会分泌出成百万马力让现实世界无法消化的爱，继而沉淀出它自己虚构出来的“我们”——它自己的那些有关土地和民族的神话、英雄人物，以及彼此用铁环紧紧套牢的犹如万花筒般千变万化的各种兄弟情义。

　　自由军团[56]；共产主义社；包含各种组织的战斗联盟[57]；纳粹运动。

　　在1918年正式停火以后，战斗在被停战协议强奸的沦陷的波罗的海一带仍继续了一段时间。

　　这些自发的战争是更加业余、甚至更加淫秽残暴的屠杀，因为他们都是装备不良、血腥残忍、不顾死活的顽固派，是德国军队里的狂热分子，信奉着野兽般的英雄主义，随时准备和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波兰人、布尔什维克、英国人，甚至不纯正的德国人作战。这是挡开这一代打着“和平”名号的复仇女神的一种方式。

　　奥托年轻的侄子弗朗兹(玛丽战前的记忆中那个“长着浅黄色头发的10岁男孩弗朗兹”)有个学生时代的好朋友叫伍尔夫；1918年伍尔夫还不满16岁就参军投身了这些战争。

　　伍尔夫在战争中消失了，但这是些不设战争办公室也不发布阵亡名单的战争。直到现在，也没人能确定伍尔夫是不是真的死了。

　　(比如)伍尔夫的弟弟洛塔尔就从不相信。战败前，这个洛塔尔曾被送进了伍尔夫和弗朗兹也待过的那所时髦的军官学校。他们的父亲，憔悴的老格海姆拉特·谢德曼是位退休的殖民总督，曾是老戈林[58]在非洲的同事。但通胀发生以后，谢德曼既不像冯·凯森们那样拥有雄厚的物资，也不像老戈林们似的具有外国投资。这个老鳏夫因为严重的关节炎现在都无法工作了。他出租了他在慕尼黑“英国花园[59]”附近大公寓里的房子，但现在，这栋装有华丽的高吊顶的房子里除了几人一间挤在一起的寄宿者们已经不剩什么东西了。

　　18岁的洛塔尔本来应该正在攻读法律，但现在，他很庆幸自己能在慕尼黑的拜里舍-霍夫酒店找到一份接待员的兼职工作。这里的许多侍者和职员都来自和他一样的中产阶级家庭，而现在他们的收入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在拜里舍-霍夫，至少洛塔尔的一日三餐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没人能指望独享这么好的工作，洛塔尔要和另一个同学轮班。不上班的时候，他就靠对酒店餐点的回忆度日，想象着食物全当吃了饭。一天晚上，当他像这样没吃晚餐时，他梦到自己被解雇了，随后大叫着醒来。有时他会梦见哥哥伍尔夫——他那消失了的野性的兄弟——然后便在泪水中醒来。

　　这个早上在酒店，洛塔尔发了一笔意外之财：刚刚住了一晚的一个年轻英国人让他换一张十先令的英镑。

　　洛塔尔用自己的钱换了那张英镑，没人会傻到把好用的英国钱放到钱柜里。他把这张钱安全地扣在自己衬衫里面。早上他以相当公道的外汇价格给奥古斯丁兑换了马克，但哪怕只是等到中午，价格也会涨上十倍。

　　第3章

　　就这样，在洛塔尔从酒店下班后不久，奥古斯丁口袋里装着满满的马克坐上了去卡姆施塔德的主干线火车，他要在那儿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