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上的狐狸》(17)

　　“四四四——”道格拉斯的齿擦音听起来像是口哨一般，“崭新的德国！”

　　除了这些咝咝声，他的声音总是不温不火的，他知道如何在语调中不露半丝讥讽地进行这类发言，他继续说道：“因为它的确是全新的，不是吗？德皇没了，普鲁士军队的大权已经瓦解，一种崭新的德国灵魂已经从坚硬、角质化的蚕茧里破壳而出……一个纤弱、发着微光的天使，无助地看着周围愤世嫉俗、罪孽深重的胜利者却又没有太多可以传教布道的！是的——很值得一去！魏玛德国——遍地都是韦弗尔、托马斯·曼、爱因斯坦、恩斯特·托勒——遍地都是筑巢的燕子，都是民主与和平！”

　　“闭嘴！”奥古斯丁有些激动不安地说，“不管怎样，我想去看一下。”

　　“去吧，亲爱的孩子，去吧……”道格拉斯说，他似乎又沉浸到自己的现代希腊语中去了，但实际上，他只是在默默思量着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现在“人人”都持有的关于德国那些匪夷所思的观点。不可能只是由于凯恩斯的那点辩才，也不会因为有了“魏玛”这个神圣的字眼，歌德与席勒[48]就给艾伯特[49]戴上了光环。当然，那儿也有过胜利带来的震荡，恰好在钟摆刚刚到达荒诞的那一头时及时地到来了……“也许任何色彩绚丽的画，如果你一直盯到眼睛突然发酸，它的颜色也不可避免地会反过来，就像我们战时的那个德国。”而且，具象的英国式想象总是会将自己幻想中的乌托邦投射到某些地图上——在德国，那个地图册还摊开着放在那里。

　　但是不管怎样，换个新环境对这个天真的孩子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尤其是在那桩残忍的事发生之后……虽然它不及中国那么远！

　　第26章

　　这就是战后的一代——奥古斯丁和道格拉斯的那一代。四年的战争不知不觉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一生的思想和感情。

　　战争结束已经五年了，对于奥古斯丁这样的年轻人，已经很难自觉地想起不久之前非自然死亡还设有一个专门的社会机构；很难想起在家家都有丧亲之痛时，像小瑞秋这样似麻雀掉进水里的扑通小声是不会有人听见的(除了上帝的耳朵)；甚至对停战协定，他们的印象也都变得模糊起来。1918年“伟大战争”的胜利结束就像是一个激灵把人从噩梦中惊醒：上一刻还被无名的梦魇扼住了喉咙，转眼间一身冷汗醒来，难以置信地发觉自己竟安然无恙地躺在皱巴巴的被褥里。“人人突然放声歌唱”——萨松[50]在停战时写道：“哦，人人都是鸟儿，唱着无字的歌曲，并且这歌唱将会永远进行下去！”但是现在，即使是战后这短暂的歌唱也被人遗忘了，至少，年轻人都不再记得了。它和它所终结的那场噩梦一起消失在了记忆的门槛之外——就像所有的梦。

　　然而，在这个门槛之下，那些硝烟弥漫的岁月仍然给这些年轻人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就像所有的梦。因此，为了我们自己的眼睛，我们必须描绘一些图画，不管它有多么片面——讲述一些有关这场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及其缘由的寓言。

　　影响首先发生在对英国人思想上一次绝无仅有的冲击。到1914年，英国已经有九十九年没有发生过重大战争了—— 一种绝无仅有的情况。多数英国人已经深深相信：战争是一种已经被西方人摒弃的东西。因此，1914年它的卷土重来使得无数深信战争不会到来的人们迟迟无法接受，所以人们的反应是他们“好像”在打仗而不是他们“确实”在打仗，说幻想似乎比相信来得更加准确。

　　然而，我们有理由将他们被终结的状态比作是“梦”而不是“幻想”：因为这不是某种出于自愿的幻想，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是一场真实的梦——强制性的、强迫性的梦，一如波丽的噩梦。如果他们的状态是像梦一样，那么，这场战争“梦”是不是至少有一部分是某种深层的情绪震荡的投射，比如像波丽生来就会的那种弗洛伊德式的强迫性的梦——是一种因所有熟悉的人和物在梦中发生了变形而引起的情绪震荡？一种从存在的最底部爆发出的情绪震荡，就像地球作呕不舒服的胃会突然向绿草如茵的大地喷出滚烫的岩浆一样？

　　这是有可能的，如果现代人极力要对那些看似是人类的困境中必须被遵守的条款不闻不顾的话(也许他们已经这样做了)。

　　原始人意识到，自我真正的界限不是那个孤独的、可感知的“我”周围一圈结实的小栅栏，将自己与周围完全隔绝开来：他知道自我总有一些溢出会洒落四周——感知者的立足点在被感知的事物当中。像飞鸟走兽一样，他十分自然地接受了自己和自己所在的那部分环境的结合，并且全然不将这种结合与位居中心的“我”分别开来。但他也知道他的自我不会无限延伸。相反，他对自己那部分环境的认同便将他与其余的环境对立起来，与“这里”的融洽即暗示了在——以及对——“一切那里”的制衡性对抗。然而，文明人从伊甸禁忌到心理诊所整个漫长而费尽周折的进步史则可以看成是他自身的努力史，打着新兴理性的名义，将他对自我的概念完全限制在了笛卡儿无可争辩的思考型的“我”中；又或者，断然拒绝这一金刚石般坚不可摧的论点，将自我延伸到无限——自称已经认识到每个人都属于全体的“我们”，而让“他们”无处立足。

　　自我不会完全禁锢于“我”当中：每种现代语言仍然见证着这个永恒的原始真理。除了肯定“我”的有限溢出的两种形式是“我们”和“我的”这两个词(我们拥有的最强大的两个词，表达着最古老的意义)之外，还有其他的吗？这些是完完全全的“人称”代词，因为它们将其他的人和物带进了我们“个人”当中。并且，“我们”的真正含义也预示着我们词汇中的“他们”：“我者”即是“他者”。

　　我们自甘风险地反对这个有关自我的原始真理。对于绝对的唯我论——自我完全被包围在内心最深处那个最小的“我”的围墙之内；对于这个“我”，“我们”和“我的”均毫无意义——避难所的大门向它敞开着。正是这种“我们—他们”和“我—他”的划分给理性的人画上了真正的终极界线，界线两边是无数相反的符号，是充满异种情感电荷的区域——

　　一道能量巨大的电网。但是新兴理性却试图断然否定这种界线的合理性！它以这样一个无可回答的问题来否定它：在客观世界中，哪里才能合理地画出这样一道界线呢？当然，是这个问题本身缺乏合理性。从定义上来说，“自我”的整个系统在于观察者之中，至多也只是它的影子能投射到被观察的客体上。个性是一种被感觉的概念：有关自我的唯一真理必定是情感的，而不是思想的。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客观上，我们—他们的分界线“合理地”存在于任何在既定条件下有异种情感电荷可以暂时为之定位的地方：任何它能将拥有和脱离，爱与恨，信任和恐惧……“对”与“错”的情感纳入平衡的地方。因为正常情况下(至少到现在为止)，这里的每一种情感似乎都预言着它的对立面，任何对某种情感的刺激似乎都会激发不可重生的人心中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情感。简而言之，似乎就是这种情感平衡的中心点限制同时又规定着整个自我，就像正负电荷达到平衡才能形成原子一样。

　　或许，只有在死亡周围或者身处极乐世界中的人周围，在威力犹如原子裂变一般的消解中，与他对等的那一方所体验的才可能全部都是爱……或者可想而知，只有在疯狂和地狱的阴影中才会只有恨。但是正常情况下，没有辅助的话，一般人似乎都不能如此；即使普爱众生的基督也将一种与之制衡、只可厌恶和唾弃的“他者”排除在外——罪。

　　那么，就我们对“自我”描绘的图画而言——这个关于某种观察者自身的系统的寓言，它的影像变化就像(也只像)大地上白云掠过的影——“客观说来”，旧的“我们—他们”的两分法势必会继续被新的所取代。从历史来看，旧的对立物如基督徒与异教徒随着时间推移将会让渡给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这些转而又会让与肤色与种族、聚居地、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制度等等之间的差别。但是，无论对立范畴的内容如何变化，人类与生俱来的亲己与异己间的“爱—恨”平衡是会永远继续下去的。

　　但试想一下，在新兴“理性”的名义下，“我们—他们”的这条分界线在我们自身内部也已经被否定和模糊化到了一定的地步，那么它们曾带有的互相对抗的巨大电荷本身会不会散逸或是遭到抑制呢？于是，自我的正常半影区将会变成无人之地，整个自觉的存在将会变得极不稳定——它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立足点”：感知的主体与被感知的客体间将会没有任何情感依附，就像一只丢掉了岩石的海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