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24)

　　我睡的时候是1975年，醒来时是1979年。有个高高大大的护士来为我打针，仿佛我先在别的楼层，现在搬到了二楼，护士还在楼道那边，就高声问：“在二楼啊？”她用的针头又粗又长，扎在我的肘弯处，扎几次扎不进去，有药水流出来。那种情形和痛感，现在也十分清晰。

　　当得知自己睡了三年多，我便问爷爷、大伯和父母，接着问芸秋、晶晶和岳父母——那时候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他们？而且我还问了李教授和安伯母呢。他们都好好的，我才想到自己。三年多啊，对我来说是一个空缺，我就像一幢楼，没修6楼7楼8楼，就到9楼了。我觉得自己很空，很不真实，觉得自己在未来的生活中没法与人相处，因为有一千多个日子，我没跟他们一同度过，也没读过一本书，没写过一篇文章，我在这段时间死去了，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当我从“梦中梦”里醒来，好像才明白真的发生了很多事。

　　学校升级了，也扩建了，将明月河对岸的大片农田购买过来，还合并了周边两所学校，不足五百亩的校园，变成了二千多亩；不仅如此，还在万县设了分校，分校又是七八百亩。我刚调到重庆的时候，学院的学生不满三千，现在光本部就有三万余。学校热闹起来了，由小讲堂变成了大社会。

　　我没想到李教授还会关心学校的扩建，若干年前，他是学校的一块招牌，不知从哪天开始，反正是很早很早以前，就不需要这块招牌了，他成了这校园里的多余人，所谓多余人，不是多出来需要清理掉的人，而是有他无多无他无少的人，大概相当于路边的一颗石子儿吧。人人都对那颗石子儿视而不见，可石子儿自己说话了。今天中午我去他家，他问到学校的扩建，特别问到图书馆。

　　当年，主要是由他确定了图书馆的位置。

　　他说：“图书馆建在哪里的？”

　　我告诉他，还是在原址上，只是多出了一幢大楼。

　　他满意地点点头。

　　“我扶您去看看吧？”

　　他又摇头了。他说等我需要借书的时候再说，现在用不着。而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好像就没去图书馆借过书。更没有买过。他就把自己的残书反复阅读，在页边上写满了批注。

　　“我就是担心图书馆搬到中心地带去了，”他说，“那不行，那会闹出乱子。”

　　我一听就明白他的意思。以前的图书馆像座碉堡，守住学校的北疆。李教授等一批初创者，差不多都是逃难过来的，逃了千里万里，才逃到重庆，若重庆不保，还要接着逃，因此，距离在他们那里跟别人不一样。把图书馆修到边缘，离中心区域是远了些，但走十多二十分钟路，能叫远吗？就算远一点也有好处：同时涌进去抢位置的人相对少些，摩擦也会跟着少些。

　　抗战期间的大学生，为去图书馆抢位置，经常闹得不可开交。图书馆灯光昏暗，书本纸张又多为乐山产的嘉乐纸，红的绿的，比糖果纸还粗糙，印刷又坏，字迹模糊，唯坐在灯泡底下才能勉强看清。所以，抢位置也就是抢灯光。那时候的学生，一直都在抢灯光。傍晚时分，馆门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不知情者，还以为是抢购电影票；门一开就涌进去，分头朝灯光下跑，笔记本挤烂了，笔挤丢了，手指挤破了……但还顾不了这些，占了位置，立即又去抢书，特别是老师指定的参考书。后来，图书馆顶棚被日机炸毁，学生照样去抢位置；电路损坏，一时修不好，电灯换成了瓦灯，显得越发昏暗了……

　　李教授以为图书馆没搬地址，就依然在校区边缘。他根本不理解扩建的规模。或许是不愿意去理解。当年，有人提议扩建中央大学，遭到一批教授和专家的强烈反对，说大学的“大”，是“精”的意思。反对者中，就有李教授。他不知道现在的图书馆虽然没搬，但差不多是在学校中心了。大学是三面观音，名教授是一张面孔，图书馆是一张面孔，教学和科研成果是一张面孔，既然图书馆这么重要，而且又是在另两张面孔缺失的情况下，怎么能修到角落里去？

　　李教授担心的“乱子”，完全是杞人忧天。从没听说过学生为去图书馆抢位置发生过争吵。何况现在还增加了一幢楼。现在的灯光很明亮，位置也常常空出来许多。

　　这些话，还是不对他说的好。

　　我觉得，他是把自己锁在过去的。他以这种方式来延长自己的岁月。

　　一些人，比如我爷爷，是不停地展望未来，追随潮流和年轻人的生活观，以此把岁月加长；更多的人，就跟李教授一样，从出生到中年，让时间之水朝身后哗哗流淌，进入老年后，便转过身，去寻找旧时的足迹。这时候是溯水而行，因此寻找起来格外艰难，许多人没来得及把足印找全，就没有那个时间了，只能支使从肉身逃走的灵魂，去完成肉身未竟的使命。

　　前年春天，我有一段假期，便陪芸秋去秦岭写生，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睡到后半夜，听到伙房里发出嗒、嗒两声响，接着女主人咋咋呼呼地把男主人推醒：起来，去镇上买火炮，我外婆走了！次日上午9点多钟，果然有人来报信，说老太婆昨天晚上去世了。我问女主人：你怎么听到嗒嗒两声，就知道是你外婆去世了？女主人说：那是我外婆收脚迹来了。人死之前，都要收脚迹，生前去过哪里，死的时候要去全部收回。我外婆走路爱拖着后跟，脚步声跟别人的不同，所以我听得出来。

　　人，终归不会在世上白走一遭。但秦岭乡民的生死观，依然让我感到惊悚。人走着两条路：向前走，向后走——其实是同一条路，只不过变了方向。但某些岔道，我们走过一次，就绝不可能去第二次，而且把它忘记了；但灵魂没有忘记，要把脚印全都收回来。灵魂是多么辛苦。

　　收回来干什么呢？是交给他人，还是自己保管？

　　我应该问问那个女主人，她一定会给我答案，可当时我没想起问她。

　　我在梦中昏迷了三年多，之所以没死，是因为我没想起去收自己的脚印？

　　这么说来，我之所以生，是因为我的疏忽和怠惰。

　　李教授今天的情绪似乎很低落，问了图书馆的事，就不想再说什么话了，我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他也只是“嗯、嗯”地应，明显心不在焉。尽管离铁定的半小时还有十分钟，我也只好告辞。

　　安伯母没想到我这么早离开，在里屋没有出来。

　　午后的校园空旷得很，安静得很。我所在的位置，是老校区，每一棵树，每一棵草，每一幢楼房，都给人垂暮的印象。一旦走入明月河对岸的新校区，那些新植的草坪和不及拳头粗的小树，散发出的蓬勃朝气就扑面而来。可是又叫人无法忍受它的稚嫩。那是糊涂的青春。所谓青春无敌，是因为青春糊涂。很少有人不是把青春浪费掉的，因为青春时的心灵，受着肉体的支配。

　　于是有人说，人只有在走人生回头路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幸福。

　　真是这样吗？在这静谧得近乎虚幻的午后，我很怀疑。老实说，我害怕那一天的到来，我害怕我正起了床，洗过脸，迎着初升的太阳出门的时候，耳朵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你回去吧！”

　　这个声音不一定非到老年才会响起。

　　我觉得，大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听到这个声音了。

　　安伯母同样如此。

　　他们彼此不能谅解，是由于两人在原点相遇了。

　　他们分手后经历了这么长的岁月，但这段岁月对他们无效。

　　安伯母再没像那年一样说别人都听不懂的话，更没写信去烧，但每年的8月初到8月中旬，她照例地焦躁不安，甚至暴烈。去年8月6日，我去拜访李教授，简直把我吓坏了。

　　我跟李教授谈话的时候，安伯母坐在客厅至卧室的过道上——大门没关，过道上可以吹到凉风，那只白猫又往她身上跳，她嗔怪说：

　　“这么热的！”

　　却主动把猫抱上了膝盖。然后她坐在那里，脖子耷拉着，像是进入了午休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