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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哲:新时期以来散文中的“科学智慧”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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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 周哲  2025年06月24日21:51

智慧的生成路径多样,但极少有人从科学角度予以萃取和凝练。新时期以来,现代科技的发展势头空前迅猛,其强劲的辐射力与渗透力给人类社会和生态世界带来巨大影响。时至今日,以“科技”命名“时代”已是无声共识,中国作家将科技与人文结合思考的需求和倾向愈发强烈,科技与文学在中国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层互动,作为“轻骑兵”的散文也参与其中,成为书写和反映科技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有着突出话语特征和思辨特性的散文文体,便与作为“科技—人文”之核心要素的“科学智慧”发生强烈遇合。但目前来看,英国科学家C.P.斯诺所言之“两种文化”(1)的分化与对立之势远比他所处的时代更为严峻,作为“两种文化”交汇点的“科学智慧”难免居处边缘,备受冷落,甚是可惜。那么,“科学智慧”的内涵、形态及价值如何?与一般的“智慧”有何区别与联系?新时期以来,作家的热切关注与集中书写在散文革新与文化融合上起到什么作用,又为人类适应当下时代提供了哪些经验?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科学智慧”的多重内涵

所谓“科学智慧”,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而是以科学知识、科学现象、科学历史、科学实践为基点,通过思辨、顿悟、联想、推演、归纳等方式提炼总结而来的一种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以科学理性为支点,又具哲理色彩、人文气息、生态情怀、现代意识、未来向度、人性魅力、心理深度、生命关怀、文化透力和历史气韵,既是科学文化的重要构成,又与人文文化密切相关。它关涉自然世界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与多元的社会功能,不仅对个体之人的思想层次、精神境界、人格修养、道德水准、智力水平的提升颇有助益,还可作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社会改革的战略智库,更对人类文明的转型跃迁产生作用。新时期以来散文中“科学智慧”的三个维度,主要表现为“科研智慧”“人生智慧”“治理智慧”。

先说“科研智慧”。从科研动力看,科学研究的根本动力是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但熟悉世界科技史的阿来则强调征服欲和占有欲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2)。推而广之,“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3)。因此,科技的进步势必要内外兼顾,既重视内在的个人兴趣,亦强调外部的社会需要。就科研节奏而言,中国人对“吃苦”历来有着异常坚执的崇信,这是中华传统美德,亦可成为科研障力。如物理学家沈致远结合具体事例谈到一味苦干会提前透支科研生命,大幅降低科研效率。更有甚者,还会促成“假努力”,即以肉身之苦缓释和替代思维之艰,由此获得精神超越、心理纾解和道德快慰。因此,张弛有度、劳逸结合,又充分个人化、个性化的科研节奏,是更符合人性也更能行稳致远的。就科研方法来说,沈致远结合科学史指出,既要“巧思巧干”(4),又要“厚板深钻”(5),但“投机取巧”之“巧”并不在列。能以顽强意志和崇高信念克服强大的“沉没成本效应”是科研人的“刚需”。当然,“钻深孔”也有潜在风险,如爱因斯坦在“统一场论”领域的深耕苦作就强化了他的固执己见(6)。聪明如爱翁者也会受思想惯性的影响,可见灵活变通之“巧”实不易得。总之,“巧劲”与“拙功”应如鸟之双翼,互动共生、平衡相长方可助力科研。就科研成果来讲,一般认为,用生命捍卫真理是学者的使命所在,而魏得胜对“以命卫道”有更复杂的思考。他既理解同情伽利略的软弱与痛苦,更肯定其“卧薪尝胆”和“曲线救国”的苦心、智慧与格局(7)。用智慧融通“大是”与“大非”固然可贵,以智慧穿行于“理想”和“现实”之间亦见其妙。可以说,新时期以来的作家,既高屋建瓴,又紧接地气,以世界科技史上的典型案例为蓝本,从科学研究的动力、节奏、方法、成果四个层面给出了切实可行的思路与方案,阐扬了关切人性、讲究辩证、注重变通的科研之道,令人豁然开朗。

再说“人生智慧”。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本就存在莫测的内在联系,不少文理兼通型作家通过对科学现象的人文解读来感应天启、了悟人生。

在通达处世上,作家既承扬了与自然精神相通的道家“柔弱之道”,又有所发展:既注重“谦退”和“不争”,更强调“显亦有时”与“斗亦有道”。像詹克明,不仅肯定依附于太阳的月亮懂得在强光中遁形的消隐智慧,更认同其在太阳稍息的暗夜中现身的自尊与自爱品性,如此藏于极亮又显于极暗,可谓穷通二极、逢源两端,自有狡黠聪慧之妙谛(8)。但无论社会还是自然,作为发展之内在动力的竞争无处不在,如何“善争”?杨文丰深受中国斗鱼的启发。他认为斗鱼之斗并非胡斗而颇有章法,亦非残暴凶性的显露,而是强盛生命力的彰显。起先是针锋相对又保持距离的热身,在短暂的观察试探后发起冲锋,嘴对嘴角力、撕咬、翻滚,斗至高潮则斑斓彩尾在水花中扩至最大、最逸、最美,而在大局已定时,胜方立即松口,绝不追逼赶杀,展现出相当人性化的斗争哲学(9)。这些都是对个体柔弱的生存哲学的呈现与升华,是传统思想和现代意识、科学理性与人道情怀浑然交融的智慧结晶。

在铸炼精神上,作家也善于向大自然寻求精神滋养。一是坚守正道初心。如杨文丰对晨昏线现象的伦理解读:“晨昏线,表明光暗的分庭抗礼自始就不是平分秋色。况且,在晨昏线一侧,在阳光与地球的‘切线’上方,亦是底压黑暗、辽阔、厚实的光亮和辉煌。”(10)这既让允公好义的臻善之心照临人间,更充分显扬了科学与道德的内在联系。二是锻造强者心态。在仔细观察自然界的生存竞争后,詹克明发现猎者与猎物往往展现出截然相反的生存哲学与生存情态:“追”者可按“最低标准”行事,气质自信恬静,姿态亦松弛悠然;而“逃”者则须以“最高标准”律己,慌乱惊惧的弱相疲态尽显(11)。自然界蚕食伴侣的现象多不胜数,不少观者以残忍目之,而杨文丰则慧眼独具,由“蝶式自伤”悟到爱情真谛:“爱情本是自造的责任、自觉的约束和自愿的付出。”(12)如此解读,便赋予人类最高贵的情感以自由韵致、悲怆之美和澄明之境,大可一扫痴男怨女的情爱迷障,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在洞察生命上,作家通过自然解码透悟生命。一是顺天应人。沈致远认为,自然界存在“铁律”和“橡皮律”,二者分别演化出“绝对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前者对因果规律的极端推崇虽显示了宇宙万物的强关联性,也催生出机械悲观的宿命论调;而后者的补充与调和则让世界摆脱铁板一块、让生活变得生机盎然、让艺术有了生长空间(13)。这“顺天应人”说恰与张中行的“顺生论”(14)不谋而合。可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存在深刻联系,而人类智慧无论源流为何,其本质总是相通的。二是品味孤独。孤独是生命的常态与底色。有论者认为,中国作家中对孤独理解最为透辟的是史铁生,他从自身不幸参悟人所具有的“本体性孤独”(15)。而杨文丰视角更为独特,他从天麻与蜜环菌吃与被吃的因果循环中抽离,看到个体的生死悲欢在依律自行的万物面前的静默,生出悲喜自渡的感慨(16)。这就将“本体性孤独”从人类扩展至全部生命,是对天地之道的体察与感悟。三是学会等待。既然生命本就孤独,等待便是生命的主旋律。在詹克明笔下,许多沙漠植物会在漫长等待中迎接降雨,而后迅速走完一生,这让他领悟到“生命的等待既需要一种安于寂寞的静守,又需要一种审时度势的清醒。这是一种伺机而发的等待,一种充满着生命张力的等待”(17)。这对于逆感常在的人生而言,实可谓一剂强心良药。

最后说“治理智慧”。从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中总结提炼可用于民族振兴、国家发展和文明进化的不俗见解,亦是作家的用力之处,反映出他们深沉的家国情怀和饱含忧患的人类意识。

在把握机遇上,作家首先强调“以静观动”和“以远观近”以抢占先机。詹克明从青蛙“见动不见静”的吃活食方法,领悟到“唯有对‘静止’毫无响应,方可保证其对‘动态’的高度敏感”(18);沈致远从科学家对太空移民飞船中的小型社会之特性研究,认识到未来实验对现实生活的启示与指导作用(19)。在相持阶段,作家推崇“华山论剑”式的顶级较量。詹克明从科学配餐让足球运动员在决胜时刻仍保持体能优势,认识到“最高点较量”的重大战略意义(20)。在先机已失、相持不利的情况下,作家则强调通过因势利导、扬长避短来转危为安。如沈致远赞赏瑞士传统制表匠面对时尚电子表的冲击,别出心裁、推陈出新,将“机械”进行到底的魄力和巧智(21)。

把握机遇固然重要,规避风险亦不可缺。詹克明强调用“异类”化险为夷。其一,他从近代科学起源于蒙昧异端,悟到“异类”也可成为中心,指出“异类”可消除隐匿于无差别平衡中的重大隐患,带来整体稳定(22)。其二,他从工业生产用沸石避免液体过热引起爆炸,认识到“以异制异”特别是“以小异消解大异”的妙思(23)。其三,他从野生水稻拯救单一化的优良水稻,联想到文明同质化的危险,由此认为“异类”是保持物种、文化、文明多样性的“诺亚方舟”(24)。中国人受封建思想和儒家学说影响,世代崇尚“正统”“齐一”,对“异类”多有排斥和打压,未能深刻认识到“异类”的重要价值,而詹克明让“异类”浮出地表,意义不小。

“科学智慧”的人格形态

在所有文体中,散文与作家的人格最为贴近,“人格审美”也是散文研究的重要维度(25),而散文创作中“人格的特点是性格加智慧再加上气质”(26)。新时期以来,作家在散文中书写“科学智慧”时,体现了“绿色情性”“圆融思维”“未来气质”这三类人格美质,值得深入研究。

先说“绿色情性”。新时期以来,我国生态文学对生态伦理的探讨逐步深入,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误有所清理和反思,却难免矫枉过正地滑入“生态中心主义”的泥淖,在天人关系的思考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极端化倾向,以致“天道”对“人道”过分挤压,令“爱人”这一五四时期着力唤醒和激活的基本伦理后置。然而,“自爱”才是一切伦理情感的起点(27),更何况“自爱”与“他爱”是统一的(28)。那么“爱人”和“惜物”是否也是如此?苇岸曾借泰戈尔对人与世界美的关系的阐发指出:“在万物中完整地获得自己的价值和人性,是人类心灵的天然属性,也是人类的终极目的,人在其中将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29)这表明“爱人”与“惜物”本质同构。沈致远则更倾向于科学视角的解读。他十分认同盖娅学派代表成员伏尔克的一段话:“我确实感到自己生活在盖娅之中。如果整个生物圈就是我自己,我就真正成了世界的一部分。把‘自己’这一概念扩大到遍及整个世界,你就会渴望参与进去,在其中优游,而不是将之看成为仅仅是取得食物之源。”(30)这从现代科学生长出来的生态心胸与智慧,正包含着“爱自己”与“爱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自爱”并非自私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对人类自身提出更高要求。可以说,在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中将“自爱”确定为生态伦理的根本出发点,既是理论纠偏与创新,对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的生态书写,也是必要的补充和纠正,更为生态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基本思路。

不难发现,以上讨论的伦理对象仅是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之物”,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强力渗透,人类更活在他们亲手创造的人造世界之中,人类与“人造之物”的关系更需要进行全面深刻的思考。中国散文的“惜物”传统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但随时代发展多了不少弦外之音,如毕淑敏直接谈到“物情”——“人与共同度过年华的物件,有一份难舍难分的感情”(31)。但这毕竟停留在感性层面,若应用到智能机器人这类复杂的人工智能体上,就显得单薄无力了。不过,有些作家的看法令人耳目一新。当大多数人仅从纯技术层面考量机器人的高度智能化时,谙熟机器人发展史的阿来能回到“顶层逻辑”,指出人类心态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认为人类应主动消除敌视眼光,打破主奴关系,以平等友善之心与智能机器人形成合作关系(32)。这颇有远见,且这一观点的有效性已得到印证,如陈楸帆谈自己与AI的协同创作(33)。阿来既有力发展了中国散文的“惜物”传统,又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更高层次的“广义生态书写”。总之,受科学启发而提出的以“自爱”为起点、以“人造之物”为边界的,紧扣人性、紧跟时代、紧接地气的“大生态伦理”,既张扬了新时期作家的“绿色情性”,又丰富了现代生态伦理思想。

再说“圆融思维”。在“科学智慧”的书写过程中,作家还向我们展示了周全的头脑、发展的眼光、适度的原则和融合的态度,这主要体现为“互补思维”“辩证思维”“中和思维”“会通思维”。

沈致远曾从“负数据库”概念的提出认识到“互补思维”之妙。他这样界定互补概念:“将一组元素定义为‘全体’,在其中指定一个或几个元素作为A,全体中剩下的元素即为非A,A和非A互补。互补思维既要考虑A也要考虑非A,更要考虑两者的关系。”(34)这既揭示了逆向思考的重要性,更展示了作为普适性方法论中的“推己及人”法则。如沈致远认为与员工互补的老板,既要赚钱,还要兼顾员工福利,这种合作共赢的诉求与“非零和博弈”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思维”的关键是在体认事物之两面性的基础上,洞察其转化与互补之可能性。像沈致远从1/x(令x=0)的结果可为正无穷大,也能是负无穷大,悟到事物两极相通的道理,进而联想到处境之顺逆、情感之爱恨、性格之傲卑等皆可互换(35)。这无疑凿开了科学与人性之间的隐秘通道,也让思想变得更有弹性与活力,更是道家辩证法的现代显现。詹克明从在绝对纯的硅和锗中添加极微量的特种元素形成半导体材料,悟到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36)。这与“水至清则无鱼”的古训相应,但存在一个度的问题。换句话说,若纯与杂的比例失调也难成事。因此,容纳异类和适度调配要兼顾,这就包含了“中和”思维。詹克明思路清奇,对“中和”之静态品质的揭示也让人叹服。他由日光、空气、纯水这些“中和”之质,因淡而无味既被广泛接受,又不妨碍关键信息的及时获取,从而成为“大需之物”,指出“一个稳衡发展、合理有序,使得人人能够各得其位、安居乐业的社会,必存‘中和’之内涵”(37)。不过,他更乐意显扬“中和”的动态特性,如从科学研究中的“求是”与“求不”,联想“办事要想做到‘心中有底’就必须在求‘是’的同时注意求‘不’,而这个‘底’往往也就寓于这个‘不’字之中。摸清这个‘不’的底线,有助于人们找准事物变化的‘关节点’,正确地把握住事物发展的‘度’”(38),这正是中国人处世为人的精要所在。

此外,文理兼通型作家在书写“科学智慧”时,还展现出有助于突破学科界限、打通知识壁垒、击碎文化区隔的“会通思维”。最典型如赵鑫珊,既借玻尔、薛定谔等物理学家的跨界之旅谈物理学方法与观点,为现代分子生物学注入活力(39);又在展示伽利略思路所内蕴的对直觉常识和习见现象的反动中,指认哲学的批判精神对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40);还通过爱因斯坦从小提琴演奏中获得灵感,认识到音乐对物理学的促进作用(41)。如果说赵鑫珊在20世纪末的“文化热”与“方法热”潮流中,意在呈现文化会通的高妙,那么同样谙熟科学发展史的沈致远,则在新世纪边缘学科与交叉学科蓬勃兴起的背景下,进一步明确培育“通才”的重要性。尽管“通才”并不易得,但社会确实需要他们“站在高处以广角镜看世界,能见人所未见,以补专才之不足”(42)。

最后说“未来气质”。面向未来首先要有敞开的心胸和接纳的姿态,要敏于观察、乐见新异、不惧挑战、包容变化。在书写“科学智慧”时,这种面向未来的开放精神体现得更为明显。最典型如,科学史家吴国盛在20世纪末回望百年科技发展历程时,既认识到古典科技的操作范围与运作能力还在不断扩大和增强,更意识到一种有别于古典科技的新科学范式和技术模式正在生成,征服、控制和掠夺自然的古老愿景也逐步被绿色理念所净化和替代(43)。对此,他满怀忧思又不无渴望,既乐见古典科技的深度延伸继续为人类增进福祉,更盼望新型科技能够到达新的高度,以迎来一个发展与破坏更趋平衡的转折点(44)。

阿来曾在20世纪末对主流文学“向后看”的趋势颇感不满(45),进而强调中国需要“向前看”的文学(46)。这种前瞻意识在他的科技散文中有深刻体现。最典型如,他对21世纪的四大核心科技和三大未来议题的关注与独到思考。他颇具创造性地指出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与认知科学的融通聚合,将实现人类的永生不朽,其主要方式是通过电脑超微化实现人的思维复制、存储和转移,再将克隆体作为“精神宿主”,从而让个体意识永续不断(47)。这一构想比“数字生命”的提法来得更加缓和,但更具操作复杂性和伦理挑战性,不过在20世纪末确有超前性和引领性。

乐观心态也是“未来气质”的重要构成。这种心态既与促狭短视的悲观主义绝缘,也不是狂妄的自我膨胀,而是知己知彼基础上的自尊与自信。像吴国盛就从中西科技发展的不同道路及各自优势角度,驳斥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一饱含“落后感”和“自卑感”的耻辱观念(48),从而击碎了缚压国人心头百年的沉重枷锁,为民族复兴提振了信心,也坚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信,更为中国走科技自主创新之路扫清心理障碍。这种心态不是简单地为发展进步摇旗呐喊,而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是深具忧患,亦满怀希望的。它既体现在主动怀疑一切轻率天真的未来允诺,打消盲目的乐观主义;又体现在以辩证转化的目光打量一切绝境与危机,于“虚无”中洞见“实有”,在“绝望”中看到“希望”,杜绝颓丧的悲观主义。这令它具备一种超越性的精神能量,最终指向无限可能的未来,让作品散发浓郁的青春气息。像阿来的《捕捉遥远星光》《美丽的陨落》《叩问外星生命》《寻找外星家园》等有关太空探索的文章,其目的绝不仅仅是探讨地外文明是否存在,或太空移民能否实现,而是要彰显一种乐观的、充满希望的正念力量,一种永不止息的探索精神。这既是人类永续不竭的精神源泉,也因与屈原“上下求索”的精神相合,可说是古典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在科技时代的闪光。

观念更新与格局突破

新时期以来,作家在散文中对“科学智慧”作了精彩书写,这形成了多个方面的重要意义。谈到科技与散文,首先浮于脑际的恐怕多是科学小品,而新时期散文中的“科学智慧”书写却有十足的大品气象。这既体现在以平等友善之心关切,包括微观/宏观、自然/人工、碳基/硅基、地内/地外、高等/低等在内的各级各类生命,颇具后人类色彩的深邃博大的生态情怀上;又体现在顶峰博弈、长远规划、谦退不争、合作共赢、泯化小我、宁静超脱、淡定从容、忘怀生死的人生格局上;还体现在由表及里、由远及近、由繁入简、以常见新、以小见大的哲学智慧上;更体现在坚守光明、以身殉道、坚韧不屈、奉献为乐的崇高境界上。这些无不刷新着人们对散文书写科技的刻板印象。科学小品常被贬为“科技说明书”是事实,主要是因为过于注重科学性、解说性和普及性,而没能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参与积极性。所幸仅就新时期散文的“科学智慧”书写所蕴含的“圆融思维”,就足以掀起一场猛烈的头脑风暴,让读者在多元化的“智力体操”中感受极致的思维乐趣。这些思维不仅早已由具体静态的“知识”,上升到带有抽象性、普适性和动态性的“智慧”层面,在自然—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彰显其灵活性、实效性和永恒性;还具有跨度大、密度高、进路广、层次多的复合性和发散性特点,其理解难度远非单向闭合的线性思维和极化思维可比,需要读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人生阅历和思考能力;更体现了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科学—人文的融合统一,是人类智慧作为有机整体存在的实证,这让读者获得超越性眼光和开放性视界。这些无疑令上述偏见不攻自破。

历史地看,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为中国散文“科学智慧”书写打开了新的局面。首先是创作规模更大。新时期以前,书写“科学智慧”的散文较少且集中在科学小品中;新时期以来,这类散文数量明显增加,且体式更加丰富,科学散文随笔成为主要载体,这彻底改变了之前稀有化、零散化、单一化的创作格局。其次是思想容量更大。新时期以前的作家在呈现“科学智慧”时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思考路径单调,二是思考深度不够。新时期以前,作家谈“科学智慧”,大多属于自然启示一类,如周建人的《讲狗》(1934)、艾思奇的《由爬虫说到人类》(1935)、李崇基的《斑马》(1935)等(49)。夏丏尊在《蟋蟀之话》(1933)中虽有将自然与社会联系起来的倾向,也谈到自然界的“自伤”现象,但他缺乏体悟自然的“道心”,只能停留于表象,将虫和人的“自伤”视为宿命和悲剧,难免格局狭小(50)。进入新时期以来,书写“科学智慧”的散文呈现齐头并进的均衡发展态势:杨文丰颇具灵心、慧眼、诗情,主要围绕自然展开科学审美,形成各种人生妙悟;詹克明有哲学头脑和极强的科学阐释力,善于多元化地解读科学知识,并予以延伸、转化和升华;沈致远、吴国盛、赵鑫珊、阿来熟悉世界科技史,常从发展脉络和人物事件切入,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并能深思浅释。同样是探问自然,新时期作家更能打开眼界格局、突破直觉囿限、克服思维定势、颠覆固化认知,极大地增加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再次是文学意味更浓。尽管《太白》时期出现过一系列探讨科学小品文体特性、强调科学与文学联姻重要性的文章,如柳湜《论科学小品文》(51)、徐懋庸《谈科学小品》(52)、贾祖璋《我写科学小品的经过》(53)等,但还是逐渐偏离了《太白》科普名家的初衷,与文学性渐行渐远。即便在科学小品文空前繁荣的新时期之初,这类文章也存在不够文学的致命缺陷(54)。而80年代后,随着科学散文随笔和文化散文随笔的大量涌现,“科学智慧”书写的文学性愈发显现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叙述手法上有所创新。新时期以前,作家在提炼“科学智慧”时,会选择遵循真实原则忽略细节的回顾性陈述语式,这种机械化的剪辑式搬用,因无法生动展示现场和描摹形象而略显乏味。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善于借用小说家笔法,一定程度地跨越真实的壁垒,通过基于史实的有限虚构还原历史现场,在回溯还原中含蓄地表达观点。最典型如,魏得胜在《伽利略的懦弱》中活用中国传统的夹叙夹议、现场报道式讲述方式,借含蓄简约的“春秋笔法”和温和独到的评点,让一个矛盾的、坦诚的伽利略跃然纸上。这不仅没有违背散文创作的真实原则,反倒因中国传统小说技法的介入和现代转化,令“科学智慧”的表达更有张力,也更扣人心弦。

其二,说理方式上有所承扬。新时期以前,作家对“科学智慧”的解读基本停留在说清层面,有的甚至还辅以公式和图形,普遍不注重写作技巧,显得直白无味。新时期以来,作家有意识地让“科学智慧”以通俗易懂又饶有兴味的文学形式呈现,吸引读者。如詹克明以日常熟知的事物解释奇妙陌生的科学现象,不仅降低了读者的接受难度,其本体和喻体的精准契合更让人感叹。此外,对话也是较为常用的科普手段,只不过新时期以前的科学小品所使用的基本是对话的初级形态,缺乏复调特质的问答。新时期以来,作家在普及“科学智慧”时多使用有来有回的对话模式。如沈致远在《爱因斯坦论“钻孔”》中放入自己与友人关于“深钻”的真实对话,二人在热烈对谈中彼此引导,相互启发,你来我往之间,不仅话题逐渐深化,原本严肃的场面也渐渐生动活泼起来,在轻快愉悦的氛围中,读者跟随二人思路,不断深入思考。

以上这些,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科普写作的水准,纠正了科学传播的方向,进而捍卫了散文在科普舞台上的尊荣,也确立了散文在科普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并为“两种文化”的沟通融合与交流互渗奠定了基础,更为当代人提供了精神指南和具体方案。

注释:

(1)〔英〕查尔斯·珀西·斯诺:《两种文化》,第4页,纪树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2)阿来:《一千年的文明》,《让岩石告诉我们》,第92-93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3)〔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见沈致远:《提倡巧干和巧思》,《科学是美丽的》,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5)沈致远:《爱因斯坦论“钻孔”》,《科学是大众的》,第10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6)见沈致远:《爱翁失误究何在?》,《科学是求真的》,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7)见魏得胜:《伽利略的懦弱》,吴营洲选编:《2016中国杂文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8)见詹克明:《黠月》,《青梅嗅》,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

(9)见杨文丰:《中国斗鱼》,《自然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10)杨文丰:《自然笔记》,《自然书》,第46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11)见詹克明:《追与逃》,《空钓寒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12)杨文丰:《蝴蝶为什么这样美》,《自然书》,第76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13)见沈致远:《讲关系——铁律与橡皮律》,《科学是美丽的》,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14)见张中行:《顺生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

(15)杨经建:《中国文学中“孤独”与“荒诞”问题》,《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16)见杨文丰:《天麻劫》,《病盆景》,北京,西苑出版社,2017。

(17)詹克明:《生命需要等待》,《青梅嗅》,第212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

(18)詹克明:《蛙眼阅世》,《青梅嗅》,第12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

(19)见沈致远:《太空移民》,《科学是大众的》,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20)见詹克明:《最高点的较量》,《空钓寒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21)见沈致远:《从手表说起》,《科学是求真的》,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22)(23)见詹克明:《冷眼“异类”》,《空钓寒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24)见詹克明:《保护“诺亚方舟”》,《青梅嗅》,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

(25)吴周文、陈剑晖:《构建中国自主性散文理论话语》,《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26)陈剑晖:《论散文作家的人格主体性》,《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5期。

(27)张维迎:《市场的逻辑》,第1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8)〔美〕艾·弗罗姆:《爱的艺术》,第43页,李健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9)苇岸:《幸福》,《太阳升起以后》,第218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

(30)转引自沈致远:《“天人合一”之现代版》,《科学是美丽的》,第118-11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31)毕淑敏:《物情》,《忍受快乐:毕淑敏散文》,第134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

(32)见阿来:《机器人:虚构与现实》,《让岩石告诉我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

(33)陈楸帆:《“超真实”时代的科幻文学创作》,《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2期。

(34)沈致远:《互补思维之妙用》,《科学是大众的》,第22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35)见沈致远:《无穷大的启示》,《科学是美丽的》,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36)见詹克明:《适度地容纳对立》,《空钓寒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37)詹克明:《大需之物淡而无味》,《空钓寒江》,第150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38)詹克明:《实事求“不”》,《空钓寒江》,第138-13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39)见赵鑫珊:《改造我们的知识结构是头等大事》,《诗化自然哲学》,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

(40)见赵鑫珊:《从哲学角度看科学》,《科学·艺术·哲学断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41)见赵鑫珊:《爱因斯坦与艺术世界》,《科学·艺术·哲学断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42)沈致远:《新时代之通才》,《科学是美丽的》,第23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43)见吴国盛:《追思自然》,《现代化之忧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44)见吴国盛:《百年科技回眸》,《现代化之忧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45)见阿来:《科技时代的文学》,《就这样日益丰盈》,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46)见阿来:《走进科幻》,《让岩石告诉我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

(47)见阿来:《长生不老的梦想》,《让岩石告诉我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

(48)吴国盛:《落后就要挨打?》,《现代化之忧思》,第73-7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49)见叶永烈主编:《中国科学小品选(1934-1949)》,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50)见夏丏尊:《蟋蟀之话》,赵之、赵雪选编:《中国科学文艺大系科学散文小品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51)《太白》1934年第1期。

(52)《芒种》1935年第2期。

(53)见陈望道编:《小品文和漫画》,上海,生活书店,1935。

(54)见叶永烈:《序言》,叶永烈主编:《中国科学小品选(1976-1984)》,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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