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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燕的非虚构作品《两个阿姨的下午茶》（点击阅读）（发于《长江文艺》2025年第2期），以细腻而极具画面感的笔触，将两位钟点工的生活用切片的方式进行投屏，折射出城市化进程中底层女性的精神风貌。她们是城市中的清道夫，也是现代性的局外人；是家庭经济的顶梁柱，也是消费社会的隐形人……她们的故事，既是当代家政工群体的微观叙事，也是时代洪流里个体命运的成人寓言。

若将这部作品置于更广阔的文学影视坐标中，其与电视剧《小巷人家》的伦理张力、电影《饮食男女》的镜头美学，乃至诺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笔下“钟点工”的身份独白，都可形成一场跨越媒介的对话。

近年来，书写女性职业的故事并不鲜见。在电视剧《小巷人家》中，闫妮饰演的黄玲与蒋欣饰演的宋莹，便以“隐忍贤惠”与“泼辣爽朗”的性格反差，演绎了70年代女性在家庭与时代夹缝中的突围。《两个阿姨的下午茶》同样是以两个女性视角为主的叙事，难能可贵的是，李燕燕将镜头对准家政阿姨手中的“饭碗”——都市人“常见但缺常识”的塑料桶。1999年国企改制浪潮中，她如一片落叶被卷出体制围墙，提着塑料桶穿梭于成都的楼宇之间。这只桶曾是家属区停水时的储水工具，如今成了她同城市谈判的筹码：桶越是久与旧，越能证明主人的可靠。陈阿姨的白色塑料桶则标注着另一种迁徙轨迹——十年前“北改”工程推平了她的菜地和鸡舍，安置房里未能安置下的，是她对土地的眷恋。塑料桶成了城市新生活的漂流瓶，里面装着她的体检报告、健康证，寄存着底层劳动者的焦虑与尊严。

从叙事的差异性而言，比起《小巷人家》对时代历史节点、物质观念冲突的刻画，《两个阿姨的下午茶》中的困境更具现代性——雇主前妻盗窃引发的信任危机、咖啡店消费主义的身份焦虑，皆是城市化进程中原子化社会的症候。杨阿姨面对雇主家为购房反目的闹剧时，悄然退至厨房的背影，与黄玲在婆媳争端中的沉默形成共鸣，但前者多了一份职业性的边界感：“雇主的钱也是钱，能帮着省点就省点”。这种差异，正是四十年社会变迁的注脚：从集体主义时代的“家国同构”，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契约关系”，女性从家庭伦理的被动承载者，逐渐蜕变为职业场域中的主观能动体。

导演李安曾在电影《饮食男女》中，以几场家宴串联起家庭关系的崩解与重构，这种饱含生活气息的影视表现手法，在《两个阿姨的下午茶》中转化为对工作场景与下午茶的叙事美学：杨阿姨拖把杆上的玻璃珠挂坠、陈阿姨为喝咖啡特意换上的碎花裙，皆是以微知著的书写。李燕燕如一个躬身在后的纪录片导演，手持摄影机般一路捕捉钟点工的日常细节——擦窗时“腰弯成九十度”的体态，菜市场“泥鳅在白色塑料方盆中蹦跶”的鲜活，夹杂着时不时蹦出的“条条蛇都咬人”“钱花得哗哗的”等金句，三言两语就立起了有着丰富市井经验的川渝女人形象。不过时的比喻让人回味，让我想到《饮食男女》中那些无一闲笔的特写镜头，如主角老朱那切菜时微微颤抖的手，电影叙事与非虚构写作竟有着奇妙的和鸣。

但非虚构所具备的纪实性本质，则赋予了作品更尖锐的批判视角。当《饮食男女》用老少恋的戏剧冲突来解构父权时，《两个阿姨的下午茶》则将雇主家“防盗锁密码”的信任危机，酝酿成文中角色所遭遇的最大冲突，以此揭露阶层关系的脆弱。陈阿姨被诬陷盗窃后，与杨阿姨牵手走向派出所的身影，一如电影中老朱放下钥匙从“主人”沦为“客人”的荒凉——两种形式互为印证，都指向现代社会中身份认同的流动性。

托尼·莫里森在短篇小说《钟点工》中，也刻画了一位黑人女孩在雇主家的困窘：擦地板需用特制木油精，洗衣服要区分面料质地，工钱却低得可怜。面对雇主的苛责，父亲则告诫她：“工作不是你的全部，只是你的几分之一。”而“把工作干得漂亮不是为了雇主，是为了你自己生活的完整”，这句话与杨阿姨将雇主给的菜钱“记了账又退回”的执拗、陈阿姨用鲜花生回赠雇主鲜花饼的体面，形成两种社会背景下的跨时空呼应。塑料桶与木油精瓶，化身为不同文化语境中劳动者的自我确证。

但东西方文学叙事的分流同样在此显现：莫里森笔下的种族压迫与阶级壁垒，在《两个阿姨的下午茶》中平替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身份悬浮，也牵扯出文本中暗藏的隐线——当下家政行业的江湖图谱：杨阿姨代表“正规军”，挂靠公司、持证上岗、按平米计费，用二十年资历赚得“月入过万”的美谈；陈阿姨则是“灵活就业”，自主接单、价格起伏，靠体检报告与健康证在生活缝隙中游走。体制秩序和关系网络，两种生存策略，说不上孰优孰劣，但背后均彰显着城市化进程中不同群体的生存智慧。

而无论选择哪条路径，她们都困在同一个战场。雇主家父女为买房反目的闹剧、老夫人对四季豆中毒的含沙射影、轮番上演的盗窃疑云，构成家政工“日常打卡”的密集雷区。作者以细腻深入的描写，记录下这些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开放式厨房偷听的家族伦理剧，在书房门口遭遇的价值观碰撞，在派出所经历的信任崩塌与重构……在文中，钟点工不只是清洁工或厨师，她们望闻着城市家庭的病理，旁观现代人的隐痛和创口，却“抹不掉”也“铲不平”。

李燕燕善于从日常事件中捕捉那些“不期而遇的发现”，譬如文中杨阿姨儿子赠送的手表、陈阿姨优惠券过期的贝果，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被作者巧妙织成一张社会层级的关系网。好比杨阿姨将挂坠系在拖把上那“左右摇晃”的意象，玻璃珠既是对杨阿姨的职业与性格的暗喻，也是母亲对亲子关系的温柔寄托，更是劳动者在机械重复中创造的短暂诗意。

商业街的咖啡店，是文本中贯穿始终的空间意象，也是故事里作者直接明牌的高潮走向。对杨阿姨而言，那些坐在太阳伞下谈笑的中年男女，让她第一次意识到“同龄人”可以拥有另一种生活形态。17元一杯的樱桃香气咖啡，在菜市场的计价体系里，可换算成四斤鱼或一条穿了四年的网购裤，但当她终于捧起那杯奶油花咖啡时，不仅“钟点工”的身份有了短暂逃离，“被服务者”的角色也开始转换。她的自主“僭越”让读者长舒了一口气，也不禁为她“走出围城”而高兴，长期甘于奉献的人，终于将“为自己喝一杯”付诸行动。

前两年，有位大叔凭借着一句粤语迅速走红全网：“喂，三点几嘞，做楞啊做，饮茶先啦！”（三点多了，别做工了，先喝茶休息下啊！）这条短视频流行成梗的背后，是对“996”“内卷”这些现象的呐喊与解压，透露出时下年轻人的生活现状及态度，这和《两个阿姨的下午茶》的内核理念殊途同归。李燕燕巧妙地把下午茶构建成一场微型革命，贩卖时间的两位阿姨，势必更渴望将“时间”换一种方式赎回，下午茶便成了一个直奔主题的载体。两位阿姨的约会历时两月，历经两次变故，直到第三次才在雨后的花台旁实现。她们选择蜂蜜柚子茶而非咖啡，用“续两次茶”的小心计算对抗36元的奢侈，却又坚持加点一盘昂贵的曲奇饼干。这种矛盾恰是底层群体面对消费文化时的真实写照，当陈阿姨笑称“整个身子都下水了，还露两个耳朵干吗”时，咖啡杯就成了一面镜子，将两个阿姨的憧憬照出原形。

两位阿姨在都市中来回穿梭，始终像在家庭责任与个体欲望之间踩钢丝。杨阿姨为儿子婚房首付“月入过万”的拼搏，陈阿姨为女儿育儿“腾出周末”的牺牲，皆是传统母职的当代复刻。但李燕燕并未止步于悲情叙事，而是以多次出现的植物意象，揭示她们的复杂性和生存韧性：女性既是旧秩序的挑战者，也是新伦理的建构者。当杨阿姨与陈阿姨谈论“养好钱袋、身体和老伴”的段子时，戏谑中透出的清醒，正是底层女性在时代夹缝中练就的生存智慧。她们不需要俯视的悲悯，只需一场如愿成行的下午茶——在月季花旁，以蜂蜜柚子茶的香甜，对抗生活的涩酸。

同时，李燕燕的写作姿态也值得玩味和欣赏。作为潜入钟点工群体的“卧底作者”，她坦诚自己在擦地板时的笨拙、在厨房里的手忙脚乱。加上同为女性的身份，这种自我暴露消解了传统非虚构中观察者的优越感，让文本呈现出珍贵的“平视”视角。当杨阿姨说“做钟点工的收入能让家庭衣食无忧”时，作者没有滥用知识分子的悲悯，而是将话语权递回给了劳动者，让她们自己开口——她们不需要廉价的同情，只需要被看见。

《两个阿姨的下午茶》可以说是一部献给城市背面的散文诗。塑料桶与咖啡杯的碰撞声，月季与木槿的呼吸声，擦窗布与地板的摩擦声，共同谱写成一首劳动者的生存交响曲。而每一座城市的光鲜，都是筑基于无数塑料桶的颠簸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