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不同的夏天，有一件事是重复的——台风。可它具体什么时候来，又不得而知。

穿着短袖的门卫老伯，在喝完最后一滴酒后，捏着蒲扇，一脚高一脚低地踱到值班室，打开那台缺了一根天线的黑白电视机，有时雪白一片，狠狠拍打几下，闪出几个人影，打着哆嗦，背后噪起一片沙沙声。再左右拍打一番，电视机里的人影总算立住。这一招，他是跟阿其医生学的。

门卫老伯手里的蒲扇啪嗒啪嗒，扇起一阵阵风，顺带也赶赶蚊子。他看新闻，虽然听不太懂普通话，但他分得清国内与国际，国内是机器开得轰隆隆，国际上炮声在轰隆隆，打不完的仗和吵不完的架，偶尔也会提起“克林顿”，说这男人不得了，居然会讲外国话（英语），不过，头发烫得跟阿飞似的，不好。我同他解释人家的基因如此。他一脸蒙，说：“基因啥东西？”我正思索如何跟他启蒙基因，边上的阿其医生说：“人种。”直截了当。门卫老伯恍然大悟，几个“哦”字配合着他脸上舒展的皱纹。

那时，我还没买电视机，想看节目，也得坐到值班室。有时，窗外雪花飘飘，我抱着一只热水袋，跟着连续剧荡过一个时辰又一个时辰。春天的时候，大多也是我一个人看到深夜，出来常常淋一身雨。

因为夏天的傍晚时间显得有些拖沓，夜色给暮色留下一道很宽的缝隙，就像厨房的门，总也掩不实，上半扇看起来关上了，下半扇豁着一张嘴，风可进，月光可进，狗猫也能进。我很喜欢这段光景，饭已食，衣也洗了，剩下的时间去医院背后的小路上走会儿路，不能说散步，一说这个词，门卫老伯跟我急，说那是城里人的词，农村人只有走路。

等我走路回来，顺便坐到值班室看一会儿电视，大多时候是国际新闻了，又是哪里紧张了，哪里开火了。

新闻结束后，我想门卫老伯也该起身了，他一起身，我便可以换台了。谁知，他并没有离开的意思，还端正了坐姿，手里的蒲扇也不摇了。电视机里是短暂的广告，有时是饮料，有时是酒，都没喝过。待广告热闹过后，开始天气预报了。门卫老伯的眼睛闪了一下，我感觉他的老花眼努力撑起一缕光。貌似我跟门卫老伯一起在看电视，其实还是他一个人在看。我只是在等他离开。

待天气预报结束后，门卫老伯如释重负地站起来，跟我说，明天没有台风。然后，他摇着蒲扇，啪嗒啪嗒，噗嗒噗嗒，手上的蒲扇与脚下的拖鞋，拖出了整齐的节奏，后面跟着一个影子，拐弯时，影子折出三角形，随后消失。

电视机里还在播放各省的天气情况，但只有字幕。我会一直等到“浙江省”，等它被升上去，不见了，我才换台。

那时，我行过最远的路程是到杭州，坐绿皮火车，咣当咣当，心里万里无云，在西湖边上骑着自行车，过断桥，过苏堤，遐想与那些穿着长衫的先生们相遇。

所以，省外的那些天气，于镇上的我而言，比生活的边角还要边角。

那晚，门卫老伯准备起身，跟老中医似的，脸上慈祥而俨然，还有那句“没有台风”的诊断。我突然来了兴致，问他，我们属于华东还是华南？门卫老伯摸摸脑袋，上面覆盖着白发，仿佛覆盖着一生的智慧。他说我们属于华南。我笑了，笑得毫不客气。我说，不是。门卫老伯一惊，两只混浊的眼珠子几乎跌出沧桑的眼眶，弄得我差点伸出手去接。这时，阿其医生陪着病人过来配药，门卫老伯趁机叫住他，把刚才的问题掼给他。阿其医生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华东。门卫老伯的神色紧了紧，喉咙里咳嗽几下，手里的蒲扇往身上拍了几下，一边说着三话四话。

第二天，门卫老伯串了中药房与西药房，还晃到了内科与外科，临近下班，我诊室门口出现他的半个身影，说是答案太多了，明天再理理。说完，半个身影也不见了。自然，我也没等到他的“眀天”。

其实，对他来说，只要没有台风，我们华在哪里，并不要紧。

有次，我好奇地问他：“你那么关心台风干什么？你又不种田。”他说：“台风每年要来，什么时候来，心里一点也没数，就像悬空荡着。”我理解他的意思，台风不来，他的心一直担着，提着，直到它来，他才能从半空中被解救出来。

等台风成了门卫老伯在夏天的常规，如同我们替病人看病时要量血压一样。

在乡下，像门卫老伯这样年纪的老人，肚子里有看云识天气的俗语，什么“朝怕南云涨，晚怕北云堆”“雷打天顶雨不大，雷打云边降大雨”。尽管它们是民间的，但从一张张沧桑的嘴里过去，它们自带资历。可到了台风这桩事上，他认为那些谚语不管用，就像药物，有时一片够了，有时得加大剂量，具体要看病情。

也不知经谁提醒，他隔几天去镇政府，有时农办，有时工办，连教文卫办也去，向他们打听台风何时来。门卫老伯毕竟是医院里的人，至少还有人会敷衍他，或给他泡杯茶，他也不客气，端着茶杯从一个办公室串到另一个办公室，无论熟不熟悉都会跟人搭讪几句，这几句里一定有一句是叮嘱别人要健康卫生，说是病人他看得多了，那痛苦，就像身体内刮了一场台风。末了，他问别人有台风消息吗，工办的人让他去问农办，说是他们管着看天吃饭的事，台风消息更准确。于是他踱到农办，见有人在，挑个角落坐下，进来的人给办公室的人分烟，自然也把他当成办公室里的人。他也不急，慢慢地抽，在边上看别人忙碌地进出，待来人一个个出去后，他上前问台风的事。获悉近期没有台风时，他呷一口茶，送出健康卫生后，便起身走向另一个办公室，也是最后一个——教文卫办，里面的阿姨们一见门卫老伯，打招呼，端椅子，续茶，几乎全室总动员。热心的她们还会送他搪瓷杯、日历本，甚至安全套。门卫老伯尴尬极了。阿姨们替他解围，说是可以送亲眷的。门卫老伯腋下夹着日历本，手里捧着搪瓷杯，杯里装着安全套，嘴里唱着越剧，荒腔走板而心满意足地回了医院。

我惊叹于门卫老伯的比喻，把生病当成刮台风。可不是，那阵痛袭来，不亚于台风的肆虐，几乎可以穿过任何脏器与骨骼，还能变换着动作，有时刮，有时拔，有时拉。门卫老伯的脸慢慢绽开来，然后，保持着不动，好半天，他都带着这样的表情，似乎那笑嵌入了他的肉里，成为脸的一部分，想摘下来都难。

院长曾在开会时强调，我们对待病人要热情，态度不能生硬，尤其不能板着脸，要向门卫老伯学习。会后，外科的谢医生不服气，趁院长外出开会把门卫老伯叫来，让他给我们示范微笑。门卫老伯搓着手，脸上一阵紧一阵松，哭笑不得。防疫科的徐医生起哄，说是门卫老伯穿上白大褂，找他看病的人一定比任何人都多。

只有我知道，如果不表扬门卫老伯那个经典的比喻，他是怎么也笑不出来的。

日历一天天翻过去，夏天过完了一半，终于，门卫老伯等来了台风的消息。他拍着胸脯，保证着消息的可靠。这段时间也真够难为他的，台风的事好像熬干了他的脂肪。

这天，院长正好去县城开会，也没电话，只有传呼机。他那个急，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好像台风已经撵上他的脚跟。他不停地跟刘会计说：给院长打个电话，台风要来了。刘会计打着算盘，头也不抬，说：外面是猛日头，你不要瞎讲。门卫老伯跺跺脚，但也无可奈何，每个月的工资需在她这里领，虽然刘会计不是医院的业务主干，但上上下下都待她很客气，久而久之，刘会计也养成了气场，说话的口气里含着微量金属。

于是，门卫老伯推开了防疫科的门。这门算是推对了。徐医生是搞防疫的，台风来的时候没他什么事，外面风吼雨急，他岁月静好地看报纸，偶尔也写点小诗，怎么读都像是小半篇作文，无非是用斜杠替代了标点符号。台风过后，他的手脚不停，挨家挨户地分发消毒片，还要教村民怎么使用，有时他回来时，头上的星月都出来了。徐医生虽然离诗人很远，但他离诗很近——这句话是我说的，被徐医生反复写进个人总结。 

徐医生听门卫老伯一说，跟刘会计要来电话机的钥匙，嘀嘀嘟嘟打了几个电话。待他归还钥匙时，院长的电话也来了，说是开会时领导特别强调了，各家医院要做好抗台准备。在边上的门卫老伯听到院长的话，眉心拧出一个“川”字，说，台风能抗吗？徐医生根本没心思停留在“防”还是“抗”上，脚底生风，去落实院长的指示——防止药库进水。

徐医生叫来没在看病的医生们，七手八脚把药库里的药箱全搁到长脚的柜子与凳子上，即使进水，也浸泡不到它们，上面铺了一层厚厚的油毡。他还跑到每个科室去摇门窗，如果有松动，赶紧换插销。这时天上堆起了黑云，风开始紧一阵慢一阵，跟分娩的阵痛似的。我查看了下产包，还有两个，应该差不多。天气越恶劣，我心反而笃定，产妇都留在了家里。这种天气，连胎儿都嫌弃。

也真是，我从来没有在台风中接过生。

门卫老伯拧开自己的那台电视机，把开关拧得啪啪响，没有任何消息，里面有人演天上的事，但没人说天气。他只好放下电视机，还得跑镇政府。这次他直奔主题，找到广播站，知道那里会随时播报台风情况。等他回到医院，其实风已经像台风的样子了，急吼吼地在门窗外徘徊，树已经变形，我开始想到一个词：撕心裂肺。

还没到下班时间，尽管没有病人，大家还是守着诊室，没有提前离开。只有外科的小方医生显得焦躁不安，白大褂已经脱了三次。他有一个正在谈的女朋友，是小学的老师，长得小巧玲珑，有点像翁美玲，也是巧了，也姓翁。小方医生追得很紧，但这位美丽的翁老师一直若即若离，有时，她来医院配个药什么的，小方医生屁颠屁颠。翁老师最怕打雷刮大风，遇上这样的坏天气，小方医生两腋生风地奔向学校，脸上的笑，那是一窝一窝的。

门卫老伯不时伸长脖子看天，那台小电视机被他搁在小桌上，一会儿把桌子拉到门口，一会儿又把电视机捧下来放在门口。我觉得很怪，悄悄问他的老伴菊婶婶这是做啥。菊婶婶没好气地说——他神经。

台风有术语，叫“登陆”，它如果一直悬在半空，这风是永远不会过去的。它何时过去，跟何时来一样，也需要等。在等的过程中，大家只能顺带做点事，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医院的门被门卫老伯早早关上了，这时间，还有这天气，估计也没病人来了。住在医院里的医生们合了门，门后的锅碗瓢盆，还有人间烟火，被渐渐低下来的暮色挤成一张纸，在风声中抖落一地的忐忑。我窝在寝室里看书，看不进去，跟门卫老伯所说的那样，心悬空荡着。我合上书，对着天花板发呆，雨点疯狂地敲打着瓦楞，像戏开演前的鼓点。

夜色来得很快，我一直没开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了。

醒来已是后半夜，居然月明星稀。我愣了好久，才确信台风过去了，月光溶溶，像是洒下了一钵清水，照得世间宁静又祥和，似乎，台风把坏东西都刮走了。

早上，医生们陆续来上班，也没人提及台风，就像往常一样，临近下班，我们又被徐医生叫去，把药箱搬下来，门窗一阵吱吱嘎嘎，仿佛憋了一肚子气。往常，门卫老伯对分外的事是积极的，跟我们一起扛药箱抬盐水瓶，但这次他缺席了，一整天没看到他人影。

傍晚，我去拿饭盒，见他独自坐在小马扎上，神情有点沮丧，仿佛一场台风把他的元气刮没了。他告诉我一件事，听起来像个民间故事。他说有个邻居，家里的一台西湖牌电视机被台风刮到屋外，等台风过后揩净泥污，居然还能播放，于是写了一篇报道，被《浙江日报》刊登。这新闻被西湖牌电视机厂知道，奖励了他五百元，这笔钱于当时的家庭来说，相当于一年的收入。

门卫老伯的脸总算展开了，几声嘿嘿里有了生气。

【干亚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给燕子留个门》《梯子的眼睛》《指上的村庄》《树跟鸟跑了》《带不走的处方》等。作品常见于《散文》《作家》《上海文学》《天涯》《美文》等。曾获得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三毛散文奖、冰心散文奖、储吉旺文学优秀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