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致力于人文研究的学者兼收越多批评家之长越好。近40年来我“非正式”拜了数位大师为师。四年前故世的希里斯·米勒（1928-2021）是其中一位。所谓“非正式拜师”，就是多听其讲，多读其书，与其切磋，学以致用。米勒的著作我读过十部，其《图文并茂》促使我在《东西交流与后期现代主义》（East-West Exchange and Late Modernism，2017）中，一改以往“文本中心”的取向，转而兼顾“文本”与“人本”。2018年年初，米勒读了拙著，给我发来电子邮件，称“威廉斯那两章”让他想起了“威廉斯在哈佛朗诵《海象》时兴致勃勃的样子”。

米勒为耶鲁四大批评家之一，1986年调离耶鲁，到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任教。我的研究生导师王佐良比米勒年长12岁，按说他们之间不应该有什么学术关系。然而，作为王老师的学生，我读米勒的书总觉得亲切，不少见解似曾相识，二人在方法论上常常不谋而合。

“燕卜逊等对我的影响大多了”

在杜兰读博的第二年，我选修了“文学批评理论”。研习解构主义理论所用的参考书是斯皮瓦克英译德里达的《论文字学》。我们被德里达精深的理论和斯皮瓦克晦涩的译文唬住了，选题做课堂演讲时竟无人愿选解构主义。几年后我读了米勒的《小说与重复》，发现解构主义理论从文本入手可以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小说与重复》中，米勒引导我们细读了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让我们留意文字里形象的重复，还有主题的重复。米勒的“文本细读”可溯源至上世纪的新批评。米勒对“晦涩”的关注，又让我联想到王佐良在《拜伦的杰作〈唐璜〉》中细读拜伦《唐璜》第4章第99节，体悟出多种情调和意境。

米勒的文本分析颇具英国新批评派的风范。他毕竟是一位从“新批评”起家、经现象学批评转向解构主义的批评家。在2007年7月9日的一次访谈中，他承认自己深受英国新批评派，特别是燕卜逊的影响：“燕卜逊（William Empson）、瑞恰兹（I.A.Richards），他们要比经典的新批评派如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兰瑟姆（John Crowe Ransom）和塔特（Allen Tate）等对我的影响大多了。”

米勒的解构阅读促使我在《中国美术与现代主义》（The Modernist Response to Chinese Art，2003）中尝试用其方法解读史蒂文斯的《六帧意义深远的风景图》之一。该诗用文字仿绘了一幅南宋山水图。如其摹绘的图，该诗以“独坐老人”开头。“老人”跟诗中或画中的“松树”“飞燕草”一样，是被凝视者：他“坐在松树的阴影里”。然而，随第四行“他看到飞燕草”中“看到”一词的出现，他就与“松树”“飞燕草”有了区别。“看到”颠覆了老人作为临摹对象的含义。换言之，随第四行笔锋一转，老人即由“画中人”变为超越山水画的观赏者，乃至临摹山水的画家。写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对自己的身份发问：我们究竟是单纯的观赏者，还是观赏者兼观赏对象、观赏者兼艺术家？诗画中的老人是否也在看我们？在他的眼里，我们跟“松树”“飞燕草”等有无实质性的差别？

“比较文学永久的危机来自于翻译”

米勒在比较文学领域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对中国学者而言，他这方面的声誉主要建立于他2003年在清华大学做的一场演讲，演讲题为《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The Languag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这篇演讲今已收入An Innocent Abroad:Lectures in China（2015），其中文版《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于2016年出版。

1919年，法国艺术家杜尚给《蒙娜丽莎》复制件上的美人添了一撇胡须，就创造出了一幅20世纪“现成品”名画《带胡须的蒙娜丽莎》。21世纪的现代派诗人、艺术家时兴用杜尚的“现成品”概念，来“创新”诗歌和艺术品。米勒在做演讲时和演讲结集时，也用了“现成品”概念。2003年，他在已故耶鲁同仁韦勒克1958年教堂山演讲题“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里加了一个单词“Language”，就创造出了一个“现成品”演讲题。2015年，他又对马克·吐温1869年游记题“The Innocents Abroad”稍作修改，演化出了一个“现成品”演讲集题。

韦勒克1958年的演讲对法国派实证主义提出了质疑。2003年，米勒接过韦勒克“现成”的标题，转而挑战韦勒克。演讲一开头，米勒就说了，“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这个标题在提法上有问题”。接着，他就指出，“我认为，比较文学永久的危机并不是理论或者方法论上的分歧，而在于翻译的问题”。

能不能依靠翻译做文学比较？米勒的回答，跟他哈佛老师杰克逊·贝特及贝特的老师白璧德一样，是不能。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势必丢失一些含义，从而使文学比较失去意义。只有在原文中，我们才能体察到差异与差异转达的“言外之意”。米勒先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差别讲起，两种英语之间的差异会使只懂其中一种英语的人误读用另一种英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如果让不懂法语的学者来阐释法国文学作品，问题就更大了。以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为例，其第三卷有一段行文用了几个带prendre词根的单词，英译为“learned”“discovered”，中译为“知道”“领略到”，似乎没错。但是，在原文中这些带prendre词根的词还带有“人们自欺欺人心理”的含义。在英译和中译中，这层“言外之意”就丢失了。

时至21世纪初，有些亚非拉美国家世界文学教科书的基础语言仍是英语。米勒反对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做法。他认为，“翻译即背叛”，用“强势语言”作为比较文学的话语基础是“比较文学目前的危机之一”。米勒举了三个第三世界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用基库尤语写的小说《一粒麦种》。在英译版中他保留了一些具特殊意义的基库尤语词，如“呜呼鲁”，意思是“独立”。米勒承认，“要是让我来讲解小说《一粒麦种》的话，那么，我对基库余语的无知，就会使我像盲人领着盲人一样”。米勒的第二、三个例子分别涉及中国古典诗歌和20世纪印度梵语文学。坦率地说，这两个例子不如取自《追忆逝水年华》和《一粒麦种》的例子生动。其实，米勒2015年结集题“An Innocent Abroad”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中文既无定冠词/不定冠词，亦无复数/单数，无论译成什么，都不可避免会丢失原题通过“现成品”手法传达的言外之意。

比较外国诗文必须引原诗文。这是王佐良老师和他西南联大老师、哈佛学子吴宓的观点。吴宓在哈佛读比较文学的导师是白璧德（1865-1933）。原来，王佐良与米勒的共识传承自同一师祖。王佐良就是按白璧德、吴宓的见识身体力行的。以他《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为例，文中所引戴望舒、艾青的中文诗全用中文原文，所引波特莱尔的法文诗全用法文原文，所引洛尔迦的西班牙诗全用西班牙原文。唯有在波特莱尔法文原诗中读者才能领悟到王老师论及的抽象和不可捉摸，唯有在洛尔迦的西班牙原诗中，读者才能体会到王老师论及的平常中的非凡。王老师一贯认为，“诗艺难于通过译文再现”。即使在非比较文学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中，他引诗也引原文。如第5卷介绍哈代诗《呼唤声》(The Voice)时，他引了原诗，附上拙译，再引导读者注意诗中“‘三重韵’和沉重的单音节脚韵既有抑扬顿挫的音乐节奏，又在内容上表现了主人公奔腾的激情和现实的无情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留下了不胜低回的余音”。王老师这里用译文，只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诗意。他重视的是原诗。唯有在所引哈代原诗中，读者才能体验到他所讲的哈代诗艺。

“作者的死亡被宣布得太早了”

米勒还是“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在《图文并茂》中他给“文化研究”归纳出八条准则：强调社会历史环境；关怀周边学科影响；重视女性和少数族裔作家、艺术家的作品；珍重特定文化领域行家的见解；讲究对立统一的二分法；承认与解构主义理论存在复杂的关系；认可阅读方法既不同于新批评派，也不同于解构派；不隐讳有改造大学机构的理想。从以上八条准则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研究反对“文本中心论”，主张在文学批评中兼顾“文本”和“人本”。说起“人本”，不能不提及罗兰·巴特1968年的论文《作者之死》。在此文的影响下，“作者导向”遭到了批判。其实在文学批评中，作者、文本、读者三个环节一个也不该被忽视或简慢。从“作者导向”到“作者已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兼顾“人本”与“文本”正是为了避免再走极端。何为“人本”？如何探索？米勒在《萌在他乡》中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作者又回来了。他或者她的死亡被宣布得太早了。主体、主体性和自我，连同个人行为能力、认同政治、责任、对话、主体互涉性等等，也都回来了。而且，人们对传记和自传、通俗文学、电影、电视、广告、与语言文化相对的视觉文化，以及霸权话语中的‘少数族裔话语’的性质和作用，都产生了新一轮的兴趣，或者说重新燃起了原有的兴趣。”

上世纪80年代，王佐良创办的《外国文学》抵制了当时流行的“作者之死”论。我参与编辑了《外国文学》1981年莎士比亚专号和1982年的爱尔兰文学专号。莎士比亚专号除了发表莎剧新译、新论，还通过摘译伯吉斯《莎士比亚传》介绍了莎翁的社会背景。爱尔兰文学专号除了刊载中译叶芝的诗、乔伊斯的小说，还通过摘译艾尔曼《乔伊斯传》介绍了乔伊斯的社会背景。

王佐良的《英国文学史》在“作者之死”论盛极的上世纪90年代完成。他抵制了此风，凡大家，照常提供其社会背景，如莎士比亚那章第一节就论“舞台上的历史和历史观”，华兹华斯那章第一节就议“华慈华斯的创始精神”。当时盲目跟风者写论文有意避开传记、书信集，王老师却顶住此风，发表了《读埃德蒙·威尔逊的书信集》《刘译伯吉斯〈莎士比亚传〉序》《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等佳文。

米勒有关文化研究的论述促使我重返王佐良老师，实现了从偏重互文性到兼顾“文本”与“人本”的转向。文学家、艺术家的创作既受到他们阅读过的文本的影响，也受到他们家庭、学校、职场、朋友圈的影响。研究文艺作品，除了做互文性对比，还要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探索有无“相关文化圈内人”参与或影响创作。“相关文化圈内人”这一概念源自米勒《图文并茂》所述“文化研究”第四条准则：“要认知艺术品、大众文化、文学和哲学的真正价值……最好通过特定的当地行家，通过由其语言、地域、历史和传统界定的特定的当地行家。”

上世纪50年代，一度跌入低谷的美国现代派诗人庞德开始跟纳西族华裔科学家方宝贤学习纳西语言和文化，几年后他写出了歌颂纳西文化、重振现代主义的第110、112诗章（俗称“纳西诗章”）。方宝贤是庞德后期现代主义杰作背后的相关文化圈内人。

研究“相关文化圈内人”对文学作品的影响须从文化研究入手，重点考察诗人、作家的创作氛围。而要厘清诗人、作家的创作氛围，最有效的做法是采访诗人、作家或与其互动的相关文化圈内人。诗人、作家固然偶尔会在私人信件或回忆录中供认己作曾借助于“相关文化圈内人”，然而究竟在哪部作品、哪些方面留下了影响，他们不会和盘托出。我们只能顺藤摸瓜，从诗人、作家在该时间段融合的作品中搜寻相关文字、段落，待其受“相关文化圈内人”影响的文字、段落一旦被确定，方可以之与包括书信、回忆录在内的“相关文化圈内人”话语进行对照，作互文解读。

（作者系新奥尔良大学英美文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