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在《共产党》月刊发表了几篇译文？
《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办的第一份刊物。茅盾晚年在回忆录巨著《我走过的道路》中专门谈到了他参与这份刊物的情况。不过，他的回忆中有误。如，他说：“《共产党》月刊出到第七号也就停刊了。”（《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事实上，从1920年11月7日创刊至1921年7月7日结束，这份刊物前后只出了六号（期）——曾中断数月。
在《共产党》月刊创立之前，1920年10月,茅盾经李达、李汉俊介绍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已经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见林传祥：《茅盾参加共产党小组与档案史料》）。这份刊物是在上海创立的，而茅盾当时也在上海。茅盾又说：“《共产党》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出版的第一个秘密发行的党刊……写稿人都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事实上，该刊的供稿者（不都是写稿人，还有译稿人）并不全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但的确大多数都是小组成员。茅盾与这些同人尤其是主编李达过从颇密。李达跟茅盾既是革命同志又是远房亲戚——李达的新婚夫人王会悟是茅盾的表姑母。因此，李达很早就向茅盾约稿。茅盾晚年回忆说：“那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按：即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正忙着筹备出版一个党刊，李达任主编，我一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他就约我写文章。这党刊后来取名《共产党》。”因此，茅盾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著译。
然而，茅盾到底在《共产党》上面总共发表了多少篇译文。学术界却有讹传。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2日发表赵伟的《〈共产党〉：首次在中国大地树起“共产党”大旗》。文中说：“至少贡献了8篇译文的‘P.生’乃沈雁冰即茅盾”，但他没有明确指出茅盾所译的是哪几篇。他的“8篇”之说是否正确呢？ 其可能的依据在哪里？
茅盾自己回忆说：“我在该刊第二号（一九二O 年十二月七日出版）翻译《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副题为美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IWW（世界工业劳动者同盟的简称）的恳求》《美国共产党宣言》，共四篇译文……同期的《共产党》上又有我翻译的《共产党的出发点》。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七日出版的《共产党》第四号，我翻译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的第一章，这是从英译的《国家与革命》转译的。”笔者按：“同期”指1921年4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第三号。茅盾在回忆录里只提到了这6篇译文。是否另有2篇呢？
茅盾的儿子韦韬所编的《茅盾译文全集》第9卷收录了茅盾发表在《共产党》月刊上的所有译文——假如不是所有，就不能叫“全集”啊。除了茅盾自己提到的6篇，另外只有一篇，即《劳农俄国的教育——劳农俄国教育总长吕纳却思基的一席谈》，发表于第四号。《茅盾译文全集》所收的只有7篇。1954年6月，人民出版社曾影印全部6期《共产党》月刊。笔者与同事姚明先生仔细核对了，茅盾在该刊上发表的译文的确只有这7篇。
那么，为何会有“8篇”之说即多出一篇呢？
钟桂松先生在《沈雁冰在中共建党初期的贡献初探》一文中说：“短短的几天，沈雁冰以‘p生’为笔名，给《共产党》杂志第2号提供了4篇有关建党的翻译文章，即《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IWW的恳求》《美国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党》杂志第3号上，发表译文《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共产党的出发点》等。第4号上，沈雁冰发表译文《劳农俄国的教育》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的第一章，即‘阶级的社会与国家’，进一步宣传‘国家是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结果’的观点，这应该是我们党内同志比较早翻译的列宁经典著作。本来，沈雁冰计划继续翻译下去的，但是主编《小说月报》以及党内事务的繁忙，使他没有能够按自己的计划翻译下去。”（《观察与思考》杂志2017年第5期）
钟桂松在这里列举了8篇，而且“他没有能够按自己的计划翻译下去”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茅盾在《共产党》上没有发表更多的译文。钟是茅盾研究界的权威专家。我估计赵伟是受了钟这篇文章的影响，所以有“8篇”之说。
那么，难道《茅盾译文全集》并不全——漏收了一篇，即发表在《共产党》杂志第3号上的《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
《共产党》杂志第3号上的确有《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一文。但关键是此文并非译文。
朱少伟在《茅盾与上海的不解之缘》一文中说：“《共产党》月刊在沪问世后，他多次以‘P生’化名撰稿，如在第二期就发表有《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上海老年报》2021年11月13日）“第二期”显然说错了，不过，“撰稿”之说是正确的，即《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一文不是茅盾翻译的，而是他撰写的。
林传祥在《革命家茅盾》一文中说：“在1921年4月出版的第三号上，茅盾写了一篇题为《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的文章，批判了当时一些省自治运动者所鼓吹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指出这实际上是为军阀、帝国主义服务，中国的前途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对于茅盾为什么取名‘P生’，有一种观点认为，‘P’是英文Party（党）的缩写，‘P生’就是‘党的诞生’或‘党的一员’的意思，从中可以看出茅盾对党的忠诚与信仰。”（《党史纵览》2022年9期）。林对茅盾取这个化名的用意介绍甚好。不过，从“在1921年”到“革命”整个这段文字几乎都抄自茅盾的回忆录。茅盾的原文是这样的：“我在1921年4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第3号上，写了一篇《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批判当时的省自治运动者所鼓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指出这实际上是为军阀、帝国主义服务的，中国的前途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我走过的道路》[上]）。
从日常逻辑上来说，《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一文也不可能是译文。我们来看此文的开头：“现在国内‘省’自治的运动很不寂寞，呼声要算很高的了；他们借着人民自治——就是广义的德谟克拉西政治——的头衔来实行他们的绅缙运动，看破了他，实在一文钱都不值，结果真正的平民得不到一些好处，反加多一重压制，加多一层掠夺罢了！”“国内‘省’自治的运动”云云指的是当时有些人鼓吹中国一些省份要自治。如果茅盾翻译的是外国人写的文章，外国人怎么可能以如此口吻来说中国的事情？
还有，从署名格式上来说，《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一文也不可能是译文。译文一般都要有原著者署名，更加必需的是要在译者名字后面加个“译”字，否则有译者冒领“作者”著作权之嫌。比如《共产党的出发点》一文题目下的署名方式是“霍格松著P.生 译”，再如茅盾所译《I.W.W的研究》一文题目下的署名方式是“美国 勃烈生顿 著雁冰编译”（《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7、8、9号） 而在《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一文题目下的署名只有“P.生”，既没有原著者名，也没有“译”字，那当然是撰写而非翻译了。
综上所述，茅盾在《共产党》月刊上面总共发表了7篇译文，而不是8篇。《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不是茅盾译的而是他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