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春祥：袁昶的日记
晚清著名同光体诗人袁昶，我的桐庐老乡，博学多才，他自21岁中举后开始写日记，现存洋洋六十五册，二百多万字，是晚清文史的重要文献。袁昶日记涉及传统经史诸学，尤其专注于易学、理学、佛学、道学、养生、医方等，这里择几则与读者共赏析。
夜间失眠的时候，袁昶常会背诵《论语》以自娱。
失眠的时候干什么最有效？各说各有理。有人数羊，常常数到几百，几个几百，几十个几百，草原上已经有无数的羊群了，依然没有睡着。
《论语》二十篇，五百章，一万九千余字，古人启蒙的时候，都是必读必背教材，那种死记硬背，不断地背，就会烙在脑子里。要想有效果，就得半睡半醒间也能背，否则越背越用脑子，会越来越清醒。
不过，袁昶也承认，年长以后，事情多多，即便背书，也没有小时候的效果，很少能有全文背诵出来的。
关于这个问题，颜之推早就告诫他的子孙：二十岁以前读的书，六十岁也不会忘记。他们强调的是童子功。
光绪九年（1883）正月，袁昶记下了新年第一天的一则日记：
司马温公曰：吾生平无过人者，惟做事无不可对人言者耳。
对司马光的这句名言，也有这样的表述：吾无过人者，但生平所为，未尝不可对人言。
敲重点：此事可对人言否？
十年后，光绪十九年（1893），同样是正月，袁昶记下曾国藩的日课：
内养气之法有二：一慎言语。气藏丹田，无不可告人之事，即温公求诚自不妄语始之意，积久自驯，致浸灌浩然。此养义理之气也。一曰节欲劳节饮食，每日静坐四刻，数息百入，时时当作养病，此养血气之气也。
说的是自我修养，许多人也以此为标准，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努力践行。
《增广贤文》有格言这样拟：“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这个读书人，虽读遍天下书，但口气依然不小，后一句更牛，不过，这也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要求实在太高。
后来，就演化成固定的七字成语了：事无不可对人言。
细细想来，这一条，如果用来自律，确是极有效果的，每当欲行一切有所不妥当之事，就想一想这一句，这就是警钟了。
1796年5月18日，本杰明·拉什（1745—1813，美国开国元勋）给21岁将赴印度的儿子写信，结尾是这样的：
要保持清醒和警惕。记住，在你见识世界时，世界也在见识着你的本色。更要铭记，至高无上的造物主始终在注视着你。临别之际，我们谆谆赠言，最后还是要补充一句：任何时候，若你禁不住诱惑，要行不当之事，请设想父母正跪在你面前，眼含泪水，恳求你抵抗住诱惑，并恳请你明白，若你屈服于诱惑，就是将父母提前送入坟墓。
这与事无不可对人言，异曲同工。
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的一个晚上，袁昶被一个字所触动。
他去朋友严居士家拜访，见他家墙壁上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字。或许是晚上光线的原因，或许是袁昶的视力有点问题，他不能确定这个字。此时，居士大喝一声：“你仔细看看，是恕字，不是怒字！”居士说完，袁昶一个激灵，又忽然若有所悟。
这个“恕”字会使所有的人感悟。其实，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重点，就是讲一个“恕”字。
孔老师对曾参说：参呀，我的人生观，是一以贯之的。曾参答：嗯哪，老师，的确如此呐。孔老师出去后，别的同学就问曾参了：曾同学，老师的人生观指什么？曾参笑笑答：老师的人生观，其实只有两个字，忠与恕。
后人都以曾参的这两个字来概括孔老师的人生观，前者重点指对君主及国家，后者常指孔子的为人处世态度。恕其实就是仁。在曾参眼里，孔老师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他也是一个能以自己的心推想别人心的人。
孔老师去世时，曾参也只有二十七岁，“参也鲁”，老师眼中，曾参并不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那么，曾参的理解，也只能是一知半解的，不过，这两个字，却也十分精确，讲到位了。子贡就曾经问过孔子：老师，有没有一个字可以让人终身奉行的呢？孔老师说：应该是“恕”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华夏文明中有“灭国不绝祀”的传统，这也是一种恕。
虽然将你的国家灭了，但依然为你保留一些血脉，使你祖宗的香火不绝。为他人，也为自己，一怕灭国的祖宗化成厉鬼来报复，二也怕自己灭国后没人祭祀。杞国是夏禹的直系后裔，商汤灭夏，将夏王室遗民迁到杞地，建立了杞国。曹魏代汉，晋代魏，末代君主还是得到了比较好的待遇。但也有大量的例子证明，新朝建立，为防死灰复燃，将前朝宗室斩草除根的，可见，要做到恕字有多难，尤其在切身利益之前。
布衣甚至以为，这八个字，还可以将其看作是一条宽恕自己与他人的人生智慧，他人不愿意，何必强求呢？留一点遗憾与欠缺吧。这样一想，己不欲，就不会施于人了。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34岁的曾国藩将他的书斋命名为“求阙斋”，并编有《求阙斋读书录》四卷。曾的意思相当明了，做人做事不能太圆满了。嗯，魏徵早就告诫：自满者，人损之；自谦者，人益之。
“恕”与“怒”，字形上极相似，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哲学。
光绪十五年（1889）九月，袁昶的一则读书日记让人耳目一新。
这些时间，袁昶应该是读了平湖陆稼书的书，从而印象深刻：
陆三鱼先生言《战国策》有毒，中而死者，如晋袁悦是也；《庄子》亦有毒，中而死者何晏、邓飏辈是也。读蒙庄者，去其猖狂妄行乃蹈大方，此类之说，则去毒矣。
这是袁昶的另一种读书方法，求疑法。后者不说，只说前面的陆稼书。
《世说新语》“谗险”第三十二、《晋书》卷七十五都记载了袁悦的事，比如《晋书》这样写：
袁悦之，字元礼，陈郡阳夏人也。父朗，给事中。悦之能长短说，甚有精理。始为谢玄参军，为玄所遇，丁忧去职。服阕还都，止赍《战国策》，言天下要惟此书。后甚为会稽王道子所亲爱，每劝道子专览朝权，道子颇纳其说。俄而见诛。
袁悦也叫袁悦之，他能长短说，就是纵横家，口才自然一流，他拿《战国策》当成唯一的经典，甚至放言，天下只要这本书就够了。会稽王司马道子，是晋简文帝司马昱的第七个儿子，也是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同母弟。彼时，晋孝武帝为了政权的稳固，牵掣谢安等大臣，对这个弟弟委以重任，司马道子还与谢安的女婿王国宝联手，打压谢安等人，后来，司马道子把持了朝政，这又激怒了晋孝武帝，而袁悦之则成了他们争斗的牺牲品。
这样的人，陆稼书则说他中了《战国策》毒，读书读多了，将自己的性命也搭了进去。而陆稼书自己，真的将《战国策》作了重新解读删节，就是所谓的去毒，编了一本新的《战国策》。
《战国策》，西汉的刘向辑录而成，分十二策，33卷，497篇文章，主要记叙了战国时期纵横家们的政治主张及言行策略，许多都是相当有用的计谋，相当于纵横家们的实战手册。个中计谋，不少都演化成固定成语，比如退避三舍、远交近攻、朝秦暮楚、南辕北辙、不翼而飞等，每一个都生动有趣。但如果只将其当作计谋来使用，就会陷入读书的误区，做人做事，并不是只有计谋才行得通的，如果那样，这个社会将会非常可怕。
看完袁昶这一节的读书日记，布衣也随手下单了一本新的《战国策》，主要是想核对一下，哪些被陆稼书作为有毒的章节给删掉了。
无论哪个角度说，读书要去毒的观点，布衣我是一百零一个赞成。
光绪十六年（1890），风和日丽的四月，最是读书好季节，袁昶记下的一个读书观点，对后人显然有些启发。
袁昶的观点是：学作诗文，须玩专集，勿看选本。
按一般理解，专集是博广，选本是专精，读书要博与专相结合，况且，选本是精华所在，既可以节约时间，又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读到最主要的东西。
既然提出了“勿看选本”，那就得有足够的理由。
袁昶认为，选本有四种毛病。
毛病一：选本义法固备，却不易学习，容易扰乱人的性灵。为什么呢？凡人的笔力各有天得，虽容易学习却难变化。周敦颐说：性有刚善、柔善、刚恶、柔恶之别，佛家也有人的秉赋有聪明与愚笨的区别，只有写文章的笔法与思路可以通过学习不断得到提高。如果取法太杂，则会限制才气的发挥。
毛病二：选本一般都选一些好的、长的文章，不太好的、短小的文章则会弃之不收，这就好比临摹画画一样，只关注一些表面的皮壳，反而将本真之美掩盖。
毛病三：每个写作者都有一项或几项拿手的文体，比如贾谊、晁错、韩愈擅持论，柳宗元擅序与记，陆贽、欧阳修擅章奏、书尺，苏东坡擅史论，董仲舒、匡衡、刘向擅注经，蔡邕擅碑碣文字，王安石擅序说与哀祭。袁昶说，就是本朝名家，也有方苞擅义理，姚鼐擅义理考据辞章融合，张惠言擅易经，恽敬擅博采众家，一句话，名家也不是擅长所有，而各有侧重，如果才弱而又想兼各家所长，那就很有可能会落得下面一样的结局：乌鸦不像乌鸦，喜鹊不像喜鹊，以为是龙却又缺角，以为是蛇却又有脚。
毛病四：看多了选本，这家没学好，又学下一家，移此涉彼，见异屡迁，各家互相打架，枝叶横生。结局往往是，博涉者多如牛毛，精取者却凤毛麟角。
陆布衣觉得，这个话题，现在来说，也是难题。
不少人专学一家，就是袁昶说的读专集，拆卸式学习，学马尔克斯，学博尔赫斯，学卡尔维诺，学梭罗，皆有所得，有的还成了不小的名家。但也有不少人博采众长，就是袁昶说的读选本，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就好比吃百家饭，也长得腰肥体壮一样。
从营养学的角度看，多食杂粮有助于健康。从读书角度说，博与专同样重要。不过，袁昶的重点，显然是就某一个人的作品说的，读全集至少能了解全貌。
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袁昶记下了明人镏绩《霏雪录》中关于唐宋诗区别的观点，无论对镏绩还是袁昶，都是经年阅读的结果：
唐人诗纯，宋人诗驳；唐人诗活，宋人诗滞；唐诗自在，宋诗费力；唐诗浑成，宋诗饾饤；唐诗缜密，宋诗漏逗；唐诗温润，宋诗枯燥；唐诗铿锵，宋诗散缓；唐人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宋人诗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人，辞容鄙俗。
唐诗各种好，而对宋诗，用的几乎都是唐诗反义词。其实，不见得唐诗有这么好，也不见得宋诗有这么差，都是各说各有理，不排除人云亦云，主要还是每个人的阅读感受不一样。
明代胡应麟《诗薮》：
唐人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宋人诗如披沙拣金，力多功少。
胡应麟还有点客观，唐诗本真鲜活，如出水芙蓉，给人以浪漫的想象。宋诗用词谨慎，千挑万选，要用合适的字眼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
清代吴乔《围炉诗话》这样评唐宋诗，还有明诗：
唐诗有意，而托比、兴以杂出之，其词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诗亦有意，惟赋而少比兴，其词径以直，如人而赤体。明之瞎盛唐诗，字面焕然，无意无法，直是木偶被文绣耳。
诗要重意重比兴，很明显，吴乔是扬唐，抑宋，斥明。
古代读书人不断比较唐宋诗，现代读书人也在比较。
除了初唐中唐诗，顾随先生大都看不上，干脆给它们都开出了病危通知单：
晚唐诗，肺病一期；两宋，二期；两宋以后，肺病三期，就等抬埋。（叶嘉莹等记录的《顾随讲昭明文选》）
为什么会这样认为？按顾随的说法，这些进入病态的诗中没有“事”，这个“事”就是真正接地气有现实生活的内容。中国诗要复活是在技术外，要有“事”的创作，有“事”才能谈到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