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鲁迅读梁启超
鲁迅年轻的时候，曾经是梁启超热心的读者。周作人在《鲁迅与清末文坛》一文中回忆说：
鲁迅更广泛的与新书报相接触，乃是壬寅（1902）年二月到了日本以后的事情。其时梁任公亡命日本，在横浜办《清议报》，后来继以《新民丛报》，风行一时，因为康梁虽然原来都是保皇的，但梁任公毕竟较为思想开通些，他的攻击西太后看去接近排满，而且如他自己所说，“笔锋常带情感”，很能打动一般青年人的心，所以有很大的势力。癸卯（1903）年三月鲁迅寄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三册，至于《饮冰室自由书》和《中国魂》，则在国内也已借看到了。不过民族革命运动逐渐发展，《新广东》《革命军》公然流传，康梁的立宪变法一派随之失势，但是对于我们，《新小说》的影响还是存在，因为对抗的同盟会在这一方面没有什么工作，乃是一个缺陷。《新小说》上登过嚣俄（今称雨果）的照片，就引起鲁迅的注意，搜集日译的中篇小说《怀旧》（讲非洲人起义的故事）来看，又给我买来美国出版的八大本英译器俄选集。其次有影响的作家是焦尔士威奴（今译儒勒·凡尔纳），他的《十五小豪杰》和《海底旅行》，是杂志中最叫座的作品，当时鲁迅决心来翻译《月界旅行》，也正是为此。（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647—648页）
当时的情形确实是这样。《清议报》、《新民丛报》都是鲁迅注意阅读的读物。比方《自由书》中《烟士披里纯》一篇里说：
记曰：至诚所感，金石为开。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西儒姚哥氏有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Woman is Weak，But Mother is Strong。夫弱妇何以能为强母，唯其爱儿至诚之一念，则虽平日娇不胜衣，情如小鸟，而以其儿之故，可以独往独来于千山万壑之中，虎狼吼咻，魍魉出没，而无所于恐，无所于避，盖至诚者人之真面目而通于神明者也。当生死呼吸之顷，弱者忽强，愚者忽智，无用者忽而有用。失火之家，其主妇运千钧之笥，若拾芥然。法国奇女若安，以眇眇一田舍青春之弱质，而能退英国十万之大军，曰惟“烟士披里纯”之故。（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第6册，《饮冰室专集》之二，第72—73页）
这里，梁启超引用的是法国姚哥（雨果）著的《九三年》第三部“在旺岱”第五卷“魔鬼身上的上帝”之“一”里的一句话，是说米歇尔·佛莱莎的，原话是：“女人固是脆弱，母亲却是坚强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永慧译本，1996年版，第378页）大约他很喜欢这句话，不久在《新民说》第七节《论进取冒险》、第十七节《论尚武》两节中又各引用了一次（同上书，第6册，《饮冰室专集》之四，第26页、第115页）。1918年，鲁迅的好友许寿裳丧偶。6月20日鲁迅写信去安慰他，就用了梁启超再三引用的这个洋典故，说：
夫人逝去，孺子良为可念，今既得令亲到赣，复有教师，当可稍轻顾虑。人有恒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仆为一转曰：“孺子弱也， 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 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
《新民丛报》第一号上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中说：“英儒斯宾塞曰：‘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同上，《饮冰室文集》之九，第5页）鲁迅看了，记住了。大概觉得这举例有一点可笑吧，1926年他在《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一文中说：“即使是动物，也怎能和我们不相干？青蝇的脚上有一个霍乱菌，蚊子的唾沫里有两个疟疾菌，就说不定会钻进谁的血里去。管到‘邻猫生子’，很有人以为笑谈，其实却正与自己大有相关。譬如我的院子里，现在就有四匹邻猫常常吵架了，倘使这些太太们之一又诞育四匹，则三四月后，我就得常听到八匹猫们常常吵闹，比现在加倍地心烦。”1934年4月9日他给姚克的信中又说：“清初学者，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的，文字狱后，乃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了‘邻猫生子’的学者，革命以后，本可开展一些了，而还是守着奴才家法，不过这于饭碗，是极有益处的。”可见印象是深的。
也是《新民丛报》第一号上的《新民说》第二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中说：
天下之论政术者多矣，动曰某甲误国，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机，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职。若是者，吾固不敢谓为非然也。虽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国民之一体耶？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饮冰室合集》第6册，《饮冰室专集》之四，第2页）
后来，1925年鲁迅在和北京《猛进》周刊的主编徐炳昶的通讯中，也说了类似的意思：
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华盖集·通讯》）
梁启超1902年6月在《新民丛报》第十期发表的《新民说》第十一节《论进步》（一名《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提出五个妨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原因，其中第三个是语言和文字的分离束缚了人的智力的发展，他痛论说：
三曰言交分而人智局也。文字为发明道器第一要件，其繁简难易，常与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为比例差。列国文字，皆起于衍形，及其进也，则变而衍声，夫人类之语言，递相差异，经千数百年后，而必大远于其朔者，势使然也。故衍声之国，言文常可以相合；衍形之国，言文必日以相离。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交换而来。故数千年前一乡一国之文字，必不能举数千年后万流汇沓群族纷拏时代之名物意境而尽载之尽描之，此无可如何者也。言文合，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言文分，则言日增而文不增，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达。故虽有方新之机，亦不得不窒，其为害一也。
言文合，则但能通今文者，已可得普通之智识；其古文之学（如泰西之希腊罗马文字）待诸专门名家者之讨求而已。故能操语者即能读书，而人生必需之常识，可以普及。言文分，则非多读古书通古义，不足以语于学问。故近数百年来学者，往往瘁毕生精力于《说文》《尔雅》之学，无余裕以从事于实用，夫亦有不得不然者也，其为害二也。
且言文合而主衍声者，识其二三十之字母，通其连缀之法，则望文而可得其音，闻音而可解其义。言文分而主衍形者，则《仓颉篇》三千字，斯为字母者三千；《说文》九千字，斯为字母者九千；《康熙字典》四万字，斯为字母者四万。夫学二三十之字母，与学三千、九千、四万之字母，其难易相去何如？故泰西、日本，妇孺可以操笔札，车夫可以读新闻，而吾中国或有就学十年，而冬烘之头脑如故也，其为害三也。
夫群治之进，非一人所能为也，相摩而迁善，相引而弥长。得一二之特识者，不如得百千万亿之常识者。其力逾大，而效逾彰也，我国民不得不疲精力以学难学之文字，学成者固不及什一，即成矣，而犹于当世应用之新事物新学理，多所隔阂，此性灵之浚发所以不锐，而思想之传播所以独迟也。（《饮冰室合集》第6册，《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7—58页）
鲁迅赞同梁启超这个意见，后来在好些文章里批评了现在用的汉字。如：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像了——的方块字，使工农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
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权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
梁启超后来从另外的角度考虑了现在用的汉字的历史作用，反对改革为一种拼音文字。1907年为他的著作《国文语原解》写的引言说：
……近世有识者，莫不苦之而思所以易之，虽然，易之抑谈何容易。我国文字，行之数千年，所以糅合种种异分子之国民而统一之者，最有力焉。今各省方言，以千百计，其能维系之使为一国民而不分裂者，以其不同言语而犹同文字也。且国民之所以能成为国民以独立于世界者，恃有其国民之特性，而国民之特性，实受自历史上之感化，与夫其先代伟人哲士之鼓铸耳。而我文字起于数千年前，一国历史及无数伟人哲士之精神所攸托也。一旦而易之，吾未知其利害之果足以相偿否也。
夫生今日而采万国之法，制一完善之衍声字母，取吾国民所固有种种复杂之发音，而悉能网罗以衍之，其事抑非甚难，然虽有此新母，而旧字之不可以废，则既若是，旧字既不可不学，而复益之以新字，其毋乃使学者益其勤已乎！……
若我国文，则受诸吾祖，国家之所以统一，国民特性之所以发挥继续，胥是赖焉，夫安可以废也。（见《饮冰室合集》第3册，文集之二十，第29—30页）
梁启超的这个看法，鲁迅就没有接受了。他还是主张改革汉字，不过他对于改革将会遇到的一些困难，他也没有能够提出解决的办法。
汉字改革的弊端，且不说拼音化的改革，就说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简体字，就出现了梁启超预言的情况：小学生入学，学简体字，容易一些。长大了，如果要研究学问，就不免研读旧籍，就得把没有学过的旧字从头学一遍，一个也不能少。“虽有此新母，而旧字之不可以废，则既若是，旧字既不可不学，而复益之以新字，其毋乃使学者益其勤已乎！”每个读书人必须识字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这个得失怎么算？
梁启超在《新民说》第十八节《论私德》里谈清代的文化统制：
下逮本朝，顺（治）康（熙）间首开博学鸿词以絷遗逸，乃为《贰臣传》以辱之。晚明士气，斫丧渐尽。及夫雍（正）乾（隆），主权者以悍鸷阴险之奇才，行操纵驯扰之妙术，摭拾文字小故以兴冤狱，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耻，（乾隆六十年中大学士、尚［书］、侍［郎］、供奉诸大员无一人不曾遭黜辱者）又大为《四库提要》《通鉴辑览》等书，排斥道学，贬绝节义。自魏武以后，未有敢明目张胆变乱黑白如斯其甚者。（见《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之四，第121—122页）
鲁迅《且介亭杂文》里的《买〈小学大全〉记》这篇也是谈清代的文化统制的，和梁启超这里说的意思差不多，其中说：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
梁启超还在《论私德》这一节里谈到清初的尊崇汉学排斥宋学，说：
而乾（隆）嘉（庆）以降，阎（若璩）、王（鸣盛）、段（玉裁）、戴（震）之流，乃标所谓汉学者以相夸尚，排斥宋明，不遗余力。夫宋明之学，曷尝无缺点之可指摘，顾吾独不许卤莽灭裂之汉学家容其喙也。彼汉学则何所谓学？昔乾隆间内廷演剧，剧曲之大部分，则诲乱也，诲淫也，皆以触忌讳，被呵谴，不敢进。乃专演神怪幽灵牛鬼蛇神之事，既藉消遣，亦无愆尤。吾见夫本朝二百年来学者之所学，皆牛鬼蛇神类耳。而其用心亦正与彼相等。盖王（阳明）学之激扬蹈厉，时主所最恶也。乃改而就朱（熹）学，朱学之严正忠实，犹非时主之所甚喜也。乃更改而就汉学。若汉学者，则立于人间社会以外，而与二千年前地下之僵石为伍，虽著述累百卷，而决无一伤时之语；虽辩论千万言，而皆非出本心之谈。藏身之固，莫此为妙。才智之士，既得此以为阿世盗名之一秘钥。于是名节闲检，荡然无所复顾。故宋学之敝，犹有伪善者流；汉学之敝，则并其伪善而亦无之。何也？彼见夫盛名鼎鼎之先辈，明目张胆以为乡党自好者所不为之事。而其受社会之崇拜享学界之尸祝自若也。则更何必自苦以强为禹行舜趋之容也。昔王鸣盛（著《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等书，汉学家之巨子也）尝语人曰：吾贪赃之恶名，不过五十年；吾著书之盛名，可以五百年。此二语者，直代表全部汉学家之用心矣。（同上书，第126页）
鲁迅同意这个意见，他在《买〈小学大全〉记》一文里也说：
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里的时时的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倘以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学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种误解。
鲁迅文章里的用语，也有一些从梁启超那里来的。例如“国民性”一词，在鲁迅的笔下是用得很多的，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开始，一直到1935年、1936年还在用。例如：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坟·论睁了眼看》）
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华盖集·忽然想到一至四》）
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运的开端罢，可惜来摧折它的很不少。那事后的批评，本国人大抵不冷不热地，或者胡乱地说一通，外国人当初倒颇以为有意义，然而也有攻击的，据云是不顾及国民性和历史，所以无价值。这和中国多数的胡说大致相同，因为他们自身都不是改革者。岂不是改革么？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在改革者的眼里，已往和目前的东西是全等于无物的。（《译文序跋集·〈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1925年3月31日致许广平的信）
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的信）
……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内山氏的书，是别一种目的，他所举种种，在未曾揭出之前，我们自己是不觉得的，所以有趣，但倘以此自足，却有害。（1936年3月4日致内山完造《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译者尤炳圻的信）
即从上面并不完全的举例中，可见鲁迅用“国民性”这个词之多。而这个词就是梁启超的用语。例如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一文中说：
盖我国民之于政治，积极的改良之兴味甚薄，而消极的节制之势力甚强。社会上若别有一保垒线，为政治所不能侵入，若侵入焉，必致挫衄，吾民即隐身于此线内，以自遂其发育。其能日处惊涛骇浪中而优自保存者恃此，然坐是之故，对于政治日益冷淡，甚且生厌恶。寝以斫丧其政治本能，而凡百公共事业，乃委诸休戚不相关者之手，国家之元气屡伤，后虽恢复，而寸进尺退，等于不进。此则文化停滞之一大原因也。虽然，我国民所笃信之不干涉主义，自有其真价值存焉。今后我国政治之新生命，其终必建设于此基础之上，故近十数年来，梦想德国日本式之保育政策者，以违反国民性故，既已完全失败，自今以往，若欲举马克思所理想蓝宁所实行之集权的社会主义移植于中国，则亦以违反国民性故，吾敢言必终于失败。（《饮冰室合集》第4册，文集之三十六，第31页）
又如他在《欧游心影录》中记他在英国游历威士敏士达（今译威斯敏斯特）寺，说：“我想在一个寺就可以算得英国国民性的‘象征’。”（《饮冰室合集》第7册，专集之二十三，第49页）同书谈到英国的议会，说：“英国国民性，有两种极大极重的要素：一种是爱自由，一种是爱保守。两党算是各各代表这两种国民性的一面。”（第52页）
梁启超提出了“国民性”这个概念，鲁迅接受了这个提法；只是鲁迅进而提出了“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的问题，并且致力于促进改造国民性的工作，鲁迅从梁启超那里前进了一步。
（节选自《新文学史料》2024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