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吕超墓志铭〉跋》不劳订正
1916年12月绍兴兰上乡灰灶头村（在兰亭以西二里许）出土了一方中古时代的墓志石（原石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墓主名“吕超”（后来根据精拓本认定为“吕超静”，参见《鲁迅日记》1923年6月8日、1924年8月22日有关记载）。鲁迅先后从绍兴友人处获得两份拓片，经过仔细研究，于1918年6月写出了自己的释文，又作一篇考证文章，题曰《〈吕超墓志铭〉跋》，稍后一并交《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其释文载该刊第170期（1918年6月24日）“文艺”栏，跋文则载该刊第171期（1918年6月25日）“文艺”栏，改题《新出土吕超墓志铭考证》，署名周树人。
鲁迅的释文和跋文后来收入了1981年、2005年两版《鲁迅全集》第八册《集外集拾遗补编》，其手写本则编入影印的《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第三函第一册。
这一方出土文物残损漫漶严重，内容不易通解，但鲁迅在跋文中对墓主的官职、死亡年代、籍贯、同族人物等情况，做出了相当精确的推测和说明。
墓志开头便说墓主的身份是“隋郡王国中军”，鲁迅指出，这一提法中即多有信息——
按随国，晋武帝分义阳立，宋齐为郡，隋为县。此云隋郡，当在隋前。南朝诸王分封于随者，惟宋齐有之。此云隋郡王国，则又当在梁陈以前。
这样鲁迅就根据历史地理和职官的大背景，迅即判定了墓主的生活时代不仅在隋代以前（此前有学者认定吕氏墓志成立于隋王朝的大业五年，即公元609年），而且在梁陈以前。
对于鲁迅的“按随国，晋武帝分义阳立”这一判断，两版《鲁迅全集》都提出了订正：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8卷第70页注[8]指出“晋武帝当系晋惠帝之误”，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8卷第84页注[8]也有同样的一句话。
注释立论的根据在于《晋书·地理志下》有一条明确的记载说：“惠帝……分义阳立随郡。”据此即指出鲁迅弄错了，应是惠帝，而非武帝。
史料所载分明如此，是非似乎已定，而事有大谬不然者。按《晋书·地理志》出于唐人之手，立言多有不够精确而且前后矛盾之处，事实上随（或省作“隋”，此二字曾经混用过较长时间）郡的建制在惠帝之父武帝的时代就已经确立了。《晋书·地理志下》荆州条下云：“及武帝平吴，分南郡为南平郡，分南阳为义阳郡，改南乡为顺阳郡。……义阳郡（太康中置，统县十二，户一万九千）：新野、穣、邓（故邓侯国）、蔡阳、随（故随国）、安昌、棘阳、厥西、平氏（桐柏山在南）、义阳、平林、朝阳。”可见在晋武帝时已有“随县”（今湖北随州市），后来再加上一个平林，则升格为随郡。《晋书》卷三十七《宗室传》载，司马孚之孙、司马望之子司马整死后，“武帝以义阳国一县追封为随县王”；“子迈嗣，太康九年，以义阳之平林益迈为随郡王。”可知司马迈先是继承其父的地位为随县王，稍后封地扩大，他的地位则升格为随郡王，其时在太康九年（288）。随郡的建制在晋武帝时业已有之。
可见鲁迅将建立随郡、并且作为诸侯王之封地一事属之晋武帝时，是有根据的，不劳订正。此前已经有学者注意及此，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十九早已根据《晋书·宗室传》之随穆王传部分指出立随郡是武帝时代的事情。这正是鲁迅立论的先导。后来吴士鉴在《晋书斠注》之《宗室传》中出注说，依据《元和志》，“太康九年分义阳置随郡，止二县：随、平林。”亦足以同鲁迅的见解互为印证。
“随郡”这个行政区划首见于西晋武帝时，后来延用到宋、齐——这就为划定墓主的时代提供了一个大的框架，然后再进一步缩小，鲁迅认定吕超（静）的身份乃是萧齐时代隋郡王国的中军。“随郡”究竟是从武帝时开始，还是从惠帝时开始，对于鲁迅的考证来说关系不是很大，而且这个问题前人已经论定，所以他就没有对此随郡从武帝时开始说进一步做细致的说明，这无非是力求简明以省枝蔓的意思；不料竟引起了《鲁迅全集》注释者的怀疑，他们贸然提出一条注释来加以订正，实为多此一举。建议将这两版的注[8]删去，以省缠夹和误导。
按鲁迅的考证，吕超（静）的主公应是萧齐王朝的隋郡王萧子隆（474～494）。此说也非常精确。《南齐书·武十七王传》载：“隋郡王子隆字云兴，世祖第八子也。有文才。初封枝江公。永明三年，为辅国将军、南琅琊、彭城二郡太守。明年，迁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贼平，迁为持节、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东中郎将、会稽太守。迁长兼中书令。”在历来的各位隋郡王中，萧子隆是唯一与会稽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墓主在他手下担任“中军”，死在会稽，后来就葬在这里，是合于情理的。
墓志中提到一个日期“己巳夏五月廿五”，于是鲁迅在跋文中指出：
子隆尝守会稽，则其封国之中军，因官而居山阴，正事理所有。故此“己巳”者，当为永明七年，而五月廿五为卒日。
没有费什么周折就查明吕超（静）去世的具体日期为永明七年（489）五月廿五。这样的考证真如老吏断狱，单刀直入，很利索地就解决了问题。鲁迅文史修养之高超和他行文之简明，由此亦可以窥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