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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国:犹记当年追金庸
来源:南方+客户端 | 刘卫国  2024年03月19日08:42

我第一次听说金庸这个名字,是在小镇读初中时。有一天傍晚,班上有些同学偷偷出校,到镇上某家去看电视剧《射雕英雄传》,深夜他们翻墙回校时,被班主任逮个正着。当时我算是个不敢逃课的“好学生”,但看他们脸上并无后悔的神情,还都说这部电视剧很好看,作者是金庸。考入县城高中后,在学校图书阅览室的《武林》杂志上,我发现上面连载着《射雕英雄传》,满心激动,开卷阅读。可惜连载后来中断了,让我怅惘不已。高一同桌许同学,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套《神雕侠侣》。我回到宿舍就坐在他身边一起看,这一看,就感受到金庸小说的魅力了。在20世纪80年代,金庸描绘了一个充满侠义精神的中国,一个散发着无穷魅力的中国。我对文学的兴趣,应该是金庸先生启发出来的。

高考填志愿时,班主任对我说,要从事文学,必须了解社会。于是我填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第一次领到大学图书证,马上就去借还没看过的《笑傲江湖》,图书管理员瞥了一下我手中的借书条,冷冷地回答:“没有。”我失望而归。但不久,我发现校园里的“借书屋”中有金庸的小说,于是花钱一本本看,终于看完了金庸的全部小说,甚至还看了“金庸巨”和“全庸”的作品。

我在大学里最风光的一件事,大概就是讲金庸了。李文老师的社会学理论课,让学生就自己最喜欢的著作做一次读书报告。我赶写了一篇评论金庸小说的文章,在班上宣读。当时课室里,真像鲁迅所说的,“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毕业之后,一些同学对我说,我的那次报告让他们印象深刻。

大三下学期时加入考研大军。我决定本着初心,转考文学。搜索一遍各校招生简章,发现中山大学中文系有“港台文学专业”,大喜,以为可以名正言顺地研究金庸小说,遂定下志愿。但到大四上学期填报志愿时,重新查阅招生简章,发现“港台文学专业”不招生了,一时绝望。幸而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招生,于是转报了新志愿。

到了中大,攻读“中国现代文学”,其实依然心有旁骛。1993年至1994年,正是“金庸热”达到高潮的时期。三联书店出版了《金庸作品集》,严家炎老师提出金庸在通俗小说领域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王一川老师将金庸评定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大师第四名,我们硕士群也在阅读并讨论金庸。至今难忘同门王义军师兄在读《飞狐外传》袁紫衣给易吉测字一段时哈哈大笑的情景,难忘与哲学系的丁元军君讨论“金庸小说最难忘的一句话”时共同选择萧峰的“萧某大好男儿,竟和你这种人齐名”时的莫逆。自然,与严家炎老师、王一川老师高屋建瓴、气势恢宏的评论相比,我们关注的只是一些小小的细节,收获的也只是一些开心与会意。我们讲不出大道理,只是单纯的喜欢。读金庸的小说,也不是想探求什么真理,只是享受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

有一天,广东省作协的黄树森先生光临中文系,代表《当代文坛报》向研究生约稿。我捡出大学时讲述金庸小说的底稿,略作修改,写了一篇《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经脉》。文章很快就发表了。我的导师黄修己先生看到文章后,也很高兴,他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一本《当代文坛报》寄给北京大学的严家炎老师。严老师给黄修己老师回了一封信,对拙文有所肯定,但也有所批评,认为“过于偏重自成体系,而于作品验证似嫌不足,以致构成了一个自我封闭式结构”。一个无名小卒,得到大师批评,心里其实也是高兴的。硕士论文选题时,我向黄修己老师提出,准备写一篇关于金庸的毕业论文,但遭到否定。后来我猜,黄老师可能和严老师一样,认为我的金庸研究主观性太强,路子不对。2004年11月,我到苏州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遇见严家炎老师,向他问好,严老师问及我姓名,亲切地说:“我们有过一次文字之交。”

忘了是谁提议我写一本研究金庸武侠小说的书稿,为了写书稿,我请朋友帮我买一套三联版金庸小说集。当时全套书售价688元,差不多抵中大教授一个月的工资了。朋友半价卖给我,但我每月的生活补助只有117元。我攒了好几个月,才把钱还给了他。我左右开弓,一边写研究书稿,一边写毕业论文,只是没有老顽童周伯通那种“分心二用、双手互搏”的本领,结果书稿和论文都没有写好。书稿写出后,曾送给两家出版社,都没有下文,自己也觉得水平一般,难怪出版社不要。不过敝帚自珍,多年之后某一天,翻阅那些手写的书稿,非常惊讶当时竟然有那么大的干劲,居然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了,每个字都那么工整,还写了厚厚的一摞。要是今天,我肯定吃不了这种苦。

2001年5月,黄树森先生邀请金庸来广州。当时我重返中大刚一年,参与了两次大的活动,一是金庸在中大梁銶琚堂的讲演,二是在花园酒店召开的金庸作品恳谈会。梁銶琚堂人群拥挤,花园酒店嘉宾云集,我算是亲身感受到了“金庸热”。在花园酒店宴会厅的晚餐中,我也逮着一个机会,与金庸先生、黄树森先生合了一张影,追了一次星。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至今。

我发现,“金庸热”盛极而衰,大概是2010年后,我给本科生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时,提及金庸时引起的共鸣就变得很少了。问学生,知道金庸吗?大多数还是知道的。看过他作品的请举手,没多少了。全部看完的请举手,几乎没有了。

想起过去我求学时,老师都反对学生看金庸小说,怕我们着迷,影响学习。现在的学生呢,老师推荐他们看金庸小说,他们也兴趣不大。我让自己的孩子看《射雕英雄传》,孩子看过一遍了,也觉得好看,但看完了也就完了,并没有看第二遍,也没有继续追金庸小说的冲动。

现在回想,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既崇文又尚武的时代。那个时代有“文学热”,对于各种新奇的文学作品,我们都感兴趣。特别是金庸,老师和家长越是反对我们看,我们越是想看。现在没有“文学热”了,很少有人反对武侠小说、贬低金庸了,但读金庸小说的人,也变少了。那个时代还有“武术热”。1982年秋天,我刚上初中时,镇上电影院正放着《少林寺》,那真是“人山人海”啊!我看了也不下三遍。学校课间休息的时候,班上男同学一个个摩拳擦掌,表演从电影中学来的各种拳法。我也想学武,只是在练“鲤鱼打挺”时总是起不来,才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但仍崇拜武林高手,喜欢看武侠小说。但现在这个时代,武术早就不热了,男生理想的自我,似乎是“花样美男”,而不是侠客了。

在“文学热”和“武术热”双双退潮的当下,回忆自己当年追金庸的往事,多少有点感慨,同时也萌生了一点责任心。如果说“金庸热”一直持续发烧,倒无须我去锦上添花,“金庸热”遇冷了,倒需我多讲讲金庸故事,让更多读者了解这份文学遗产的价值,并将其传承下去。

(本文作者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