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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荣尧《黄河的礼物》:以敬畏之心为黄河立传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唐荣尧 冯树贤  2024年03月05日14:27

编者按:

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黄河的礼物》是作家唐荣尧的一部新作。全书分18章,共计30余万字,涉及历史、地理、传说、民俗、水利、水运、商贸等诸多内容,被评论家称为“从历史地理大视野出发,将自然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文地理学、行政地理学等融为一体,书写的一部属于黄河的时光之书”。中国民族报特邀该书作者唐荣尧与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冯树贤进行对谈,讲述他与黄河的不解之缘。

唐荣尧《黄河的礼物》宁夏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

黄河边的儿子娃给黄河敬奉的一份礼物

冯树贤:这部关于黄河的厚重作品,从样貌上来看属报告文学,但从内理来看,很多篇章实则为散文笔法,抒情述志,细腻动人,您如何将此称为“礼物”,此中是否与您的创作初衷有密切的关联?

唐荣尧:《黄河的礼物》从开始动笔创作时,我就没刻意去考虑它该以怎样的文学样貌出现,这犹如黄河的万里流途中并没有按一种设计好的样子流淌,它在大地上塑造出了峡谷、绿洲、平原等丰富等多元的地貌。我想,如果用一种单一、固定而传统的文体描述辽阔、多彩、丰富黄河,既危险也不可靠,或许也无法完整概述黄河的样貌。创作黄河时不必也不该拘泥于某种文体的前期预设带来的限制,需要非虚构时用非虚构笔法,需要诗意写作时不妨写得空灵,就像我们在塑一尊佛像时,遇到骨感部位,不妨节约控制,遇到丰腴部位,怎能舍得用泥涂彩呢?但创作中的情感真诚与文体边界突破上的勇敢是不冲突的。

刚创作时曾想过《黄河的孩子》《黄河之书》等书名,但都不是很理想。在和图书编辑商讨书名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想:身为一名黄河边长大的儿子娃,从出生到求学再到工作,几十年间的生活轨迹构成的《千里黄河图》,我的足迹一直没离开过黄河慈悲的注目,写作是我的职业,能否以此给黄河敬奉一份礼物呢?便有了与书的内容比较匹配的、《黄河的礼物》这个名字,但愿读者能够喜欢。

冯树贤:正如您所说的,您出生在黄河边,后来又在黄河边求学、工作,“半生时光中总和黄河相遇”。您在发表诗歌时也一直用“水尘”这个笔名,这是否也与黄河有关?您的斋号又为“载水岗”,它们与黄河有什么样的关系?

唐荣尧:我的家乡是甘肃省境内的一个滨河村庄,地处黄河出车门峡和进黑山峡之间的一片谷地,如果以我家乡的名字来命名的话,应该叫发裕谷地,它也正好地处腾格里沙漠南缘和黄土高塬北缘之间,造就了其地貌的丰富与惊艳,加上大河两岸的汉代津渡、北魏石窟、唐代关口、明代长城、清代大院等文化遗产,成了我写作的原始题材库,这一生看不够、取不尽、用不竭、写不够!

我在家乡读小学河初中,在县城读高中,在省城读大学,求学的读书声是伴着黄河涛声的!大学毕业后前往腾格里南缘的景泰县城教书,喝的水也是从27公里外的黄河提灌而来的,24年前被人才引进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市,可谓滨河而居、岸边工作!2023年,我再次被甘肃引进,现在定居兰州,所住小区就在河边,推开窗户,穿城而过的一抹黄色波涛就能入眼。因此,我是“半生时光中总和黄河相遇”,黄河是我真正的“生命之河”,黄河的涛声,把一个听涛少年变成了守涛的中年。

我大学毕业时前往祁连山、黄河与腾格里沙漠间的景泰县,县城地处从祁连山余脉寿鹿山延伸出来的一条山下,因故得名”一条山”。来自黄河的水音涛声和腾格里的沙尘漠色,构成了景泰县的两片颜色;我喜欢的宋代诗人苏轼在他的《次韵王定国得颍倅二首》中开句就是“仙风入骨已凌云,秋水为文不受尘。”,意思是,文章如秋水般清澈透明,不受尘世的污染。苏轼在用秋水来比喻自己的文章,表达了对文章高洁纯净的追求。清代著名的著名碑学大师邓石如有一幅著名的自题联:“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意思是诗词要有大雅的风格;如春风一样包容万物;文章该像秋水一样明净,超凡脱俗。我用“水尘”作笔名,就是希望自己能有春分般的胸襟,秋水般的文章。

严格来说,“载水岗”是我虚拟的一个书房名!经济条件限制,我至今也没一间单独的书房,但一直没放弃对一间独立书房的盼望。寓居腾格里沙漠南缘的一条山时,我住的地方恰在那细若蜂腰、高如水缸的一线弱山旁。我的一位姥爷曾是拥有整个腾格里沙漠的阿拉善王爷的驸马,腾格里沙漠中有清代被誉为中国十三大盐场之一的阿拉善盐场,其中几座大盐场分布在今景泰县东北角、腾格里沙漠西缘一带,驮盐的驼队走出茫茫腾格里沙漠,到一条山时,已经是人困驼疺,姥爷便买来数十口缸,栽在一条山下,让他家的雇工每天半夜前往寿鹿山下的泉水处,经过10多公里的山路,驮来水注满这些水缸,供从沙漠出来的驼工与骆驼饮用,不收驼工的分文。这种善举一直延续到姥爷被新社会枪决,我心里敬重这种行为,我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和姥爷雇人驮运至栽水缸处且注满水缸的那些泉水一样,区别不过是前者是看得见的、解决人驼饥渴的,后者该如清泉让人读到一种解渴般的清凉——这也是我的创作试图努力的目标。

“黄河之书”绵延流长

冯树贤:您的这部作品容量大、内容庞杂,涵盖历史、地理、人文、风俗、水利、水运、商贸等多个方面,堪称书写黄河的“综合体”。您是如何完成这样一部“综合体”的?

唐荣尧:对艺术创作者而言,黄河不是那种轻舟飞越的题材,那是航母般重量的题材。历代对黄河的书写,就像它滔滔不断的流淌一样,一直没有中断,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绵延流长的“黄河之书”。黄河一直呼唤着它的亲近者和书写者,但若是要书写一部“黄河传”,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丰厚的人生阅历、开阔的认知视域、勤奋的采访足迹、真挚的情感投入以及将黄河孕育的壮丽景观、万物葳蕤与人工依水、据水、用水创造出的农业、工业和文旅业转化为文字的能力,是无法完成这部“黄河传”的,我半生在黄河边生活、工作,是黄河的儿子娃,对黄河有着别人不可替代的情感,从文学青年到职业记者、专业作家的人生履历,培养了我对书写这部“综合体”大书的技巧掌握,这也是《黄河的礼物》一书中暗藏学者的知识、记者的眼光、行者的脚步、修者的敬畏、作者的能力。

冯树贤:生态问题是您在这本书中关注的重点之一,您认为今后我们该如何开发利用黄河?

唐荣尧:生态问题的目前全球性的,黄河是这个问题的晴雨表。我上小学时,家乡段的黄河年年到冬天时都会结冰,从中学至今,由于上游地带的工业企业和城市曾经的排水,让受伤的黄河水质至今仍未彻底恢复过来,再也没见过冰封大河的景象,我们小时候直接掬河水而饮,现在哪敢呀!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20多年时间里,我的职业是一名记者,在一次次的采访中,见证了黄河的“病痛期”:全球变暖带来的青藏高原的雪线上升导致源头水量减少,加上两岸城乡居民向河要空间的大量建筑出现,让黄河变成了今天的细弱之状,哪里有大河浩荡的体量与气势?中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让一支支看不见的黄色画笔把这条“姓黄”的河流,涂抹得更加黄了;“埋伏”在腾格里沙漠的造纸企业往黄河里直接排污、宁蒙交界处重污染企业区内森林般的烟囱排出的工业酸雾落在河面上,滨河大道上疾驶而过的汽车和大桥上轰鸣而过的列车声,惊扰着水边栖居动物的休眠,巡扫在河面上的一束束光、喷洒在庄稼和蔬菜、果树上的农药,等等,带来的噪声污染、光污染和环境污染成了河流的杀手,让我像一个能诊断出病情却开不出药方的医生。

所幸的是,国家近年来不断加大生态治理的力度,时下中国的大地上,很多作家已经投身于生态写作的实践中,努力完成这一代人的文学使命,在生态写作与关注黄河上,我并不孤独。

黄河流域的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完整的开发利用黄河的历史,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黄河如镜,照见人类在开发利用中的得失利弊,这是黄河给我们留下的珍贵财富。

冯树贤: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的诸多细节挖掘、宏观描写展示了您对黄河文化的研究与思考。您如何看待兼容并蓄的黄河文化,认为应该如何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

唐荣尧:从民族学的角度分析,黄河是孕育民族文化的摇篮,匈奴、突厥、粟特、鲜卑、吐谷浑、党项、女真、契丹、蒙古等马背民族都曾在黄河流域留下足迹,有的甚至成为建立某一个王权的主体民族,比如北魏、辽、西夏和金,他们和黄河流域的汉族一道,共同绘制出了一幅黄河流域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化画卷,丰富了银川、洛阳、开封等滨河之城的历史内容;这些马背民族在一次次饮马黄河时,刀光剑影在河面上留下了玻璃般的光芒和硬朗,他们在黄河流域留下的生活、战争、文化等,就是今天构筑多元一体的黄河文化大厦的重要建筑材质与元素,是黄河在地球上众多河流中独有的精神财富,也是祖辈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挖掘、整理、书写和传播这些文化,彰显其价值,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必须承领的担当!

挖掘黄河文化的渠道和形式是多样的。黄河,一直是中国文学创作鲜活的文学母题,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富矿。作家常常是置身采访、创作、发表、出版、讲座这个链条中,或者“出圈”和影视界联合,为电影、纪录片、短视频等作品做好编剧、撰稿,我能做的无非也是这些工作。

黄河本身就是一首伟大史诗

冯树贤:读《黄河的礼物》就能感受到您的多重身份,文化学者、作家、编剧、诗人,这本书中的每一个小标题都是一句诗,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您是如何关照语言特征的多面性和语言存在的多维性的?

唐荣尧:首先得感谢少年时期对诗歌的热爱,这种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持续到现在的,它珍藏着我青少年时期就非常幸运地拥有一种诗意与激情的痕迹,是我生命与文学之路上最初尝试“诗歌人生”的无限延长的回声,它不仅是我的故人,更是陪伴我生命的伴当,行走黄河时,我仿佛看见诗歌从水浪中跳出,向我招手、微笑。无论诗人,还是作家,无论是编剧,还是文化学者,黄河对拥有这些身份的人来说,都意味着创作的富矿、迷人的诱惑。

文化学者、诗人、编剧、作家,这些身份让我在创作《黄河的礼物》时,看到黄河向我打开的几扇门。黄河养育、积淀的神奇、富饶和丰厚的文化,需要以学者式的梳理与研究,但在进行文学表达时,合适诗歌表达的地方,自然就出现了诗歌;编剧的身份让我在动笔时,大脑里一直萦绕着一个又一个画面和纪录片所要求的逻辑勾连;近年来的散文创作积淀,又让本书在整体上呈现出非虚构的样貌,这些文学语言的多维呈现,没有刻意设计与安排,就像河水遇到巨石会激起浪花,在山谷里就像一朵朵盛开的金蔷薇,在平原上仿佛一捆捆摊开的金羊毛,文体的出现都是行云流水般的。

说来也巧,从诗人到作家,从编剧到文化学者,从听涛少年到舟渡沧桑的中年,我也把自己的岁月从诗歌、散文活成了一部中篇小说,结局在远处匿藏!最终,会活成一则寓言,一堆曾在水面上以燃烧方式舞蹈过的灰烬。

冯树贤:这几十年间,您亲身考察了黄河流域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您如何看待文学与地理环境的互动?

唐荣尧:大地是文学的舞台。我国一直有着文学地理学的实践传统,自从梁启超提出“文学地理”这个概念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学问,旅行文学更是这种实践的一项成果。

少年时期的江湖游,青年时期的记者生涯,中年时获得“中国当代徐霞客”,这些都是我行走山河的驱动力,记得上中学时就曾读到法国著名文学思想家泰纳在其《艺术哲学》中提到的观点:地理环境是影响文学艺术的三大因素之一,我深为赞同。我的文学创作基本都标着“人文”的标签,地理是“人文”的产房。我一直将自己的写字桌安放在大地上,以脚步丈量黄河的长度和宽度,以笔书写黄河的深度和厚度,像黄河以大地为笔,一寸一寸地穿行过永不停止的时光走廊,从不偷懒的穿谷越原、迎风送雨,扎实地走完自己的流程,方在荒芜、干渴、辽阔的大地上塑造出了峡谷、绿洲、平原,在它的第三条岸边塑造出了一直被我们敬畏的黄河精神。埋头前行在涛声的召唤与注目中,是孤独的也是幸运的,这是被目下的中国作家们称为“深扎”的行为,它就像我们小时候在黄河里凫水,在我们朴素的认知中,不扎进水里只把头露出水面是不算凫水的,只有潜入水中才能懂得水性,这种简单但深刻的认知成了我叩访黄河的写作指南,让我既有从源头到入海口的万里行程——《大河远上》就是这种背景下创作的,也有选择某一河段多次采风走访——《黄河的礼物》就是这种背景下创作的。这种写作上的“深潜”不同于凫水时将头扎进水里,而是将脚步送到大河两岸最真实的生活中去,不仅穿行在峡谷、平原、桥梁和水利大坝,更是在两岸城乡中感悟时代的变化、生活的变迁等,让脚步穿行在涛声中的星光之夜或雨雪中的河堤大坝。

冯树贤:阅读完您这部作品时,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如同和您共同完成了这项“使命”,但这“使命”又真真切切并非终点,像是一种铺垫,您铺垫的又是些什么?

唐荣尧:感谢您能在百忙中抽空读完这20本多万字的书,并设计出上述的问题,这确实如您所言是一种使命。我还会以文学书写的方式,致敬黄河、感恩黄河,如果这算是一种使命的话,那就是我今后一次次地、川流不息般的奔赴与贴近!

唐荣尧,文化学者、诗人、作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 出版诗集《腾格里之南的幻像》以及《王朝湮灭》《西夏王朝》《神秘的西夏》《宁夏之书》《青海之书》《大河远上》《青海湖》《中国新天府》《贺兰山,一部立着的史诗》《月光下的微笑》《小镇》《黄河的礼物》等30多部人文专著。

冯树贤,青年作家,西北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