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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无论是“新科幻”还是“新女性写作”都是关于“人”的文学
来源:《广州文艺》 | 杨知寒 梁宝星  2024年03月06日07:23

杨知寒,生于1994,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当代》《花城》等,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作家奖等。出版小说集《一团坚冰》《黄昏后》。

杨知寒,生于1994,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当代》《花城》等,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作家奖等。出版小说集《一团坚冰》《黄昏后》。

梁宝星,青年作家,《花城》杂志编辑。

梁宝星,青年作家,《花城》杂志编辑。

梁宝星:知寒你好,恭喜你获得2023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你在最北,我在最南,我们不妨先从“南方”和“北方”这两个概念谈起。地理上对南北方分界线的说法有好多种,有以秦岭—淮河为界线的,也有以长江为界线的,对广东人而言,广东以北都是北方。齐齐哈尔和广州可以说是中国陆地版图的北端和南端了,北方四季分明,而南方特别是岭南一带常年炎热多雨,这期对谈内容刊发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隆冬了,北方早已大雪纷飞,而我所生活的广州可能还穿着衬衫或者短袖,喝着加冰咖啡。

杨知寒:真是个巧合,你在最南,我在最北,如你说的,对我而言离开黑龙江,往哪儿都是往南进发,越来越温暖,即便在杭州——这个不算太南的中间地带城市,下雪也是偶然事。每到冬天,对故乡的怀念便会加重,在齐齐哈尔时,一切已司空见惯,甚至有点儿腻烦,扫雪是很麻烦的,累人。而人就是这样,离开什么,怀念什么,身处在哪儿,哪儿就变得平常。你最北去过什么地方?

梁宝星:我去过最北的地方是哈尔滨,那是2020年底,因为常年盘踞在南方,想体验一下北方的冬天,在冰天雪地里寻找一种冲击感。由于没有做好御寒准备,我确实被零下14摄氏度的气温给震慑到,我手脚冰冷,耳朵和额头都不敢暴露在衣物之外,由于戴着口罩,呼出来的气使得口罩和睫毛都结了冰。我站在结了冰的松花江上看见挖掘机在冰面上作业,江上砌起了一座冰雕城堡,特别震撼,仿佛进入了一个科幻世界。沿着斯大林公园往旅馆走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也许正因为这样的寒冷天气,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写出来的文字才如此冷静、犀利,由于寒冷,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待在室内,夜晚比其他地方要长,寒冷与长夜孕育了寂静,他们在寂静中推敲文字,绵密叙事。我在阅读迟子建、双雪涛、班宇及知寒你的小说时会发出感慨——你们有语言的优势。

杨知寒:是这样吧。也许你所在的南方,潮湿多雨,温暖和煦,也滋生了另一种生活性格,文学性格。这是大概率的表达,但总有共性,共性就是像你说的,抗冻,无论精神还是身体,都习惯了冻。

梁宝星:我从哈尔滨回来没多久,又到鲁院去学习、生活了三个月,在北京那段时间,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南北之间的差异,我想念南方,想念南方的潮湿与忧郁。在南方,晚冬和初春那段时间更容易感受到寂静,天气阴凉,每天都下雨,淅淅沥沥的雨浇灭了一切声音,大地被雨雾笼罩,锁在房间里头,柜子里传出来的霉味与窗外飘进来的泥土的气息交融,身体陷入慵懒状态,是睡觉和写作最好的时候。

杨知寒:雨天我喜欢睡觉。可能我还不够适应下雨,在杭州已经十年,现在觉得可能永远没法儿真正去适应一种差异于故乡的气候,肉体上不适应也适应,精神却有另一体现。雨天,我们那里并不多。即便盛夏,也是快雨,很急很重,一会儿就过去。雨天对你,当像雪天对我,雪天我的一些性格和习惯会被唤醒。

梁宝星:雨天我会站在窗边,吸一口潮湿的空气,抽一支烟,再回到书桌前,沉静可以让灵感如苔藓和霉菌般在房间的各个角落生长。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一个习惯,在寂静中,我更能够感受到语言造就的叙事氛围。一个南方作家,得对语言进行一番训练,文章才会显得“得体”。但最近我才发现在写作这件事情上,根本没有官方语言或者说正统语言,方言写作并非难登大雅之堂,小说作为语言的艺术,对语言自身没有做限定。因此,北方语言优势论很快就在我的理念中被打消了,这个观念对文学范畴与作家视野都是一种伤害。你觉得呢?

杨知寒:写作者都很希望当地域性语言的魅力退去,小说依然有好看的地方。方言既是增色,也是描补,有些故事不需要另外的描补,能本真呈现是最好的,它或者需要更大的能量,或对技艺有更高要求。相信好的文学作品,产生于地域,又突破了地域,能达成最大面积的共情。尤其当下,信息交换分外便捷,都不会拿个没去过的地方当作冒险家地图上的标注——没去过,听也听过,画面在网上也看得到。南北差异日渐缩小,差异是存在的,不完全消失,但它渐渐缩小。

梁宝星:无可否认,当今南方的教育体系中,南北之间的语言差异在减弱,小孩已经不会讲方言,即便是粤语这样的大语种,在香港、澳门、广东均有使用的语言,也在慢慢消失。方言的退场不只是在南方,全国各地都在发生,文学的语言将变得更正统、更准确、更雅致,但过于正确与圆满也许并非审美的最终抵达之境,我们需要灿烂的语言文化,需要南北之间的差异展现出来的诸多姿彩。

杨知寒:差异会存在下去,不妨碍在大面儿上彼此理解。说“大面儿”这个词的时候,我也想笑,这个词你一定懂它的意思,但日常里大概不会去用。我们其实也有被南方语言感染的部分,身处日常,感染几乎是方方面面,看是否被留意到。我现在还视粤语为KTV顶级选手才能发挥好的语言,只有粤语能唱出小时候伴随TVB时装片、武侠片带给我的味道。南北早彼此渗透,文学上作为读者,其实容易接纳南北的异质性,只有在一些概念上,尤其这几年火热的“新南方”“新东北”话题,常被放在一起讨论,我不太能感知到它们各自准确的特点。也可能我回避这件事儿。觉得任何一种刻板印象的造成都将流于刻板,好像我们那儿凶杀案经常出现,你们那儿有多少天马行空的世外奇幻——事情不该如此简单。

梁宝星:或者这样来说,2023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相关推文中,有一句关于你的《一团坚冰》的概括:“东北不是一个地方,东北是一群人,是一种气息,一种方式。”这句话在我看来很有意思,首先是一群人,作为新东北作家中十分具体的代表人物——双雪涛、班宇、郑执,以及迅速崛起的你;一种气息估计就是东北旧工业区的萧条气息;一种方式大概是东北人讲故事的幽默与冷酷。这几年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可以说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一阵风,形成了一种效应。的确,“新南方写作”和“新东北写作”时常被放到一起讨论,我会在跟朋友吃饭聊天儿的时候调侃说,新东北是一团迷雾,新南方是一张芯片。这是表面的说辞,这两个概念下的文学生态远不止如此,但这也能够说明悬疑对于新东北,科幻对于新南方都是响亮的招牌。

杨知寒:响亮,是好处。只希望大家别局限于某一种好处,或某一种缺憾。许多方面正在拓展,南北各种类型写作,一样该被注意,不局限于地理或地域特色。有时被这样的问题困住,因为它实在不是一个我这样的写作者,会去深入研究的领域。写作的时候,除了把故事写好,其他存在,都恍如山外烟尘,看着飘过去了。作者身份之外,你我的不同在于,你还站在编辑的视角看写作。也许这个话题你看得更深,想听你的看法。

梁宝星:由悬疑和科幻可以引出,这些年文坛上的其他热点,比如“新城市文学”与“新女性写作”。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文学现象,是随着现象碎片的积累而必然出现的,其中悬疑和科幻是因为影视的推动,“新城市文学”与“新女性写作”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新东北的悬疑与新南方的科幻都非常贴合地域性的文化,能够体现地方文学的气息或者说气质,也仅是体现,不是标准答案。悬疑小说跟科幻小说以前属于类型文学,近些年随着严肃文学作家的介入而逐步进入“正典”,正如施战军老师在《属于文学正典的科幻》中所言,“科幻文学,已经不再可能是类型文学,它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及许多创作方法的集约者”。把悬疑和科幻这些被定义为类型文学的载体写进文学的正典,也是这个时代文学的特征。

杨知寒:当互联网加入了,各类型文学再难各自为营。前面说的,彼此早已渗透,所以或许,我们现在即便看到了好小说的特征,确认它该打破地理,依然难免将它划归进特点的差异,仿佛一切都是地域带来,至于能否一直依仗地理,我抱怀疑态度。不否认不同的特点造成不同的记忆点,问题在地理之后,一份文本,还有什么该被长期记住。

梁宝星:知寒,你的小说没有像“铁西三剑客”(东北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那般书写没落东北工业区的悬疑故事,而是聚焦在生活中的小人物身上。我在读你的小说的时候,常常被一些很有个性的女性吸引,她们被世俗视为异类、叛逆、孤僻,如一团坚冰,难以融化与消磨,执着地死磕这个顽固的世界。我不清楚评论家是否会为你的写作贴上新女性写作的标签,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这些都与作家本人无关。

杨知寒:大概我们有同样的困惑。最近还和朋友聊了相关话题,回答一些提问的时候,总是出现相同的几个问题,即对东北文学怎么看,对女性写作怎么看。可以理解,对年轻作者来说,这是可以让大家记住你的标签,回答多了,有一个从接受到不解到麻木的过程,现在,我怀疑它是否还该被拿来讨论。“新南方文学”也是很热的话题,我觉得这样真诚的讨论,哪怕什么都讨论不出来,也很有意义。归根结底,我们还在写作,怎样的文学,才是归根结底的文学?

梁宝星:悬疑也好,科幻也好,新女性写作也罢,无非都是关于“人”的文学。

杨知寒:我喜欢这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