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新思潮的摆渡人
钱玄同去世半个多世纪后，他的文集才得以出版，那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了，记得我曾帮编者请张中行先生为文集写过序言，那是篇很好的文章，文字有着古朴之气。张中行是钱玄同的学生，自然了解前辈一些细节，所涉旧事也是清楚的。近百年的学术思想有时处在一种反转的状态，复古思潮与激进主义是相伴而生的，钱玄同也是这个漩涡里的学者。今天研究界的许多人，对于“五四”学人的激进主义是颇有些微词的，像钱玄同这样的人，无论文化理念还是治学方式，都有被世人诟病的地方。但要理解那代人，也并不容易。倘若深入细节中，也会发现其间错综复杂的因素。从这位前辈的形影里寻找新文化演进的过程，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知识人的使命，不无益处。
因了时代的原因，在许多时候，人们不太容易注意到晚清新知识人语境形成的多重环节。时光久了，当尘埃落定后，以各种知识论映照过去，曾模糊的东西，便会清晰起来。王小惠这些年一直关注钱玄同，有着与一般新文化研究者不同的眼光，当年曾与她讨论过一些片段，发现比我们这代人，参照系就多了许多，既非全面认同，也非一味否定，因为能够从经学、史学、语言学和文艺学等角度立体审视民初的言论，呈现的是学术史演变之图。顺着这些遗迹摸索，当可知道什么延续了下来，什么中断了。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识，对于旧学是一次冲击，新式学人引入了科学与民主思想，自由理念与个性精神孕育出先前未有过的元素，被质疑的对象首先是传统的经学。清代学者章学诚就在《文史通义》里言及“六经皆史”的观点，章太炎、胡适的学术观念是延续了这一学说要义，又加上了新的元素。比如《诗经》的晓畅通透，乃民风的精华的闪动，过去仅仅从经学层面审视它，大约是错了的。《新青年》同人常常从社会学与民俗学角度看待旧的文学，自然不会像旧式学人那样套在道德的框子里。钱氏认为《诗经》本色也是白话文追求的本色，新文学是继承《诗经》传统的，这使新文学的根变得深了。那时候，周作人、胡适、郁达夫都持这种观念，说起来是时代新风使然，只是钱玄同的表达更为直接而已。郁达夫在《文艺与道德》中就强调，“四书”的文学价值不及《诗经》，乃因为不是唯道德主义。所以，讨论新文化与新文学，清除经学里的道学腔调，是彼时新文学家的共识。
关于文学上的见解，钱氏集中在语言本身的表达上，方言、官话、国语在他眼里是处于变化状态的。他谈小说不免捉襟见肘，戏剧方面也少精当言论，最好的文章大概是给胡适《尝试集》写的序言，看出他内心的情愫。他与《新青年》同人内部的通信，读起来饶有趣味，内容丰富，彼此构成了一种对话的关系。其文章虽有混杂的地方，读起来却让我想见其人，觉得颇有几分可爱。看钱玄同与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的信札，涉及新文化建设的路径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他的文章内容，还在小的技术范围，对于域外文学摄取的途径、美术思潮、小说写作等都没有引领性的言论。《新青年》上面讨论的话题，有许多是因为翻译引起的，比如易卜生主义、新村主义、世界主义等，钱玄同会意于友人的思想，是沿着同人思路继续说下去的。周氏兄弟尚能有文体实验，钱玄同的文字则不出一般文人的样子，是学者之语，而非作家之文。所以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分量不及学术史上的分量更重些。
不错，钱氏的优长在于音韵训诂和古文经与今文经的理解上，他的思维方式来自对于经学的动态体味，从中获得了一种方法论。对于经学的批判，是章门弟子中常见的现象，钱玄同大概是其中最为激烈的一个人。钱氏把《春秋》看成“不成东西的史料而已”，动摇了此书的经学根基，这与西洋思想输入不无关系。在钱玄同眼里，六经不过是知识与材料，但历代以来，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所以要颠覆的是那个奴性文化的根基。这样看来，他自己的叙述，也成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些也延续在对“儒效”“中庸”“礼教”等的看法上。细想起来，这其实是经学发展史内部矛盾的一种新的延伸，不同时代，六经都被赋予一种时代内容，只是那变化多在内部。“五四”那代人多了外部的视角，看待经学就更为清楚一些。经学注重一种精神的常恒性和思想的纯然性，在没有宗教的国度，无疑属于人们头上的不可动摇的神圣之星，乃普遍的准则。可惜历史中的经学被权力左右，造成奴性的繁衍，到礼教出现后，已经带有逆人道而行的毒性了。王小惠发现，“钱玄同擅长的是从传统学问内部瓦解‘礼教’的经学基础”，是看到了其思想方式的来龙去脉的。
但这种内部性的突围，成效还是有限，新文化人用力最多的，是从经学的外部资源攻击古老遗存不合理的一面，这便是翻译介绍域外的学术与艺术。比如鲁迅借用的是尼采学说，胡适则依傍在科学主义旁，李大钊心目中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传统。这里，“原基督”的精神也是彼时重要的资源之一，它对于旧学的冲击可能更大。王小惠在考察这段历史时注意到，钱玄同的外功明显不及周氏兄弟，在见识上与胡适也明显有着距离。他在“五四”前后的学术思想与文学观念，还不能有东西文明调适的弹性，所以简单化与武断化也不可避免。导致此现象的原因，大概是知识结构中的缺陷，新文学的作者留日的居多，英美回来的人数有限，彼此整合的时间过短，在对于文化自新的看法上，总体上有一种匆忙之感。
讨论钱玄同的思想与学术，不能脱离他与章太炎的关系。章氏对于他的许多观念都是有开启意义的，除了语言学、史学之外，文章学的思考，也有所继承。从古文到白话文，演进的过程有历史的必然。章太炎弟子对于音韵训诂的修养都不错，但对于文章之道还是各有心得。周氏兄弟熟悉六朝之文，黄侃解释文献有辞章之学的功夫。而钱玄同则以古喻今，运用小学修养，从古书中发现写作的规律。一些体味来自章太炎，有时也不免有所偏离。章太炎与钱玄同的通信很多，一些问题讨论很是深入。钱玄同发现，言文未能一致，是文化不得畅达的原因之一，而强调白话口语为书写的基调，是历史经验的一种反射。不过章太炎看重雅言，钱玄同则不反对俗语，雅言与俗语，特点也是相对的。王小惠充分肯定了钱玄同这方面的努力，她说：钱玄同建构的中国白话文学史框架，依据的是“音本位”的标准，将“作文接近于说话”的作品挑选出来。这为“五四”白话文提供了历史性的理解与历史合法性，使唐朝白话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成了“文章即说话”理念的文学支撑，替新文学搜寻到很好的规范，回应了“什么是活文学”的问题。
可以说，钱玄同以章太炎式的智慧，呼应了胡适、陈独秀的白话文理念，使新文学理论具有了说服性和合理性。虽然在语言学与文章学层面，钱氏还不能如章太炎那样从容为文，体大而渊博，但在局部领域，他发现了诸多新的生长空隙，思想是有鲜活气的。众多文章颠覆了旧学里的陈腐意识，说明文化的进化，是内部要求的结果。明代学者早就看到此点，袁中郎《《雪涛阁集〉序》就强调古今不同，不可泥于古。“五四”新文学的出现，不过时代的产物而已。如果说陈独秀、胡适是彼时的号手，那么钱玄同是重要的擂鼓者，他的作用，在那时候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钱玄同对于文学史与文章之道有不少论述，给人的印象不是慢条斯理，而仿佛是新文化阵营里的刀客，一路杀将下来，不顾后果如何。比如，关于文章之道，将桐城派与选学妖魔化，也存在问题。所谓“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不过门户之见，前人内在的优长，也并不能一言灭之。文学与文章，是士大夫者流表达思想与生命体验的表现，即便是孔子信徒，所作文章也往往有偏离儒学要义的地方，并非都是正儒之音。桐城派作家有一些也颇具神灵飞动之感，他们对于汉语的运用和义理的表达，往往也见奇思。钱玄同的文章修养也并不高于他所抨击的对象。新文化运动初期，许多新学人都有一点戾气，因为顽固者的势力过大，不猛烈抨击，不能动摇其本，只是后来慢慢变得平和起来了。
新文化运动中涉及的话题很多，其中语言问题纠葛的时间很长。从陈独秀、胡适到周氏兄弟，无不对于语言问题有着浓厚兴趣，只是着眼点略有不同。《新青年》关于语言的讨论并不系统，多是在摸索中，他们关于汉语能否出现新的符号形态的认识，有勇而乏智，能够从语言学与字体变迁角度深入论述者的确不多。同人们普遍意识到，中国文化落后如此，与表达体系大约有关，从欧洲文明史和日本维新史看，语言是不断演进的，每个民族在不同时期都丰富过自己的语言表达，新文学要建立，也不能不注意到此点。新文化人推出的关于拉丁化、标点符号、世界语的讨论文章，都可以视为新思想的落地举措。但因为还属于探索性的阶段，有的后来成功，有的流于纸面，这也是时代的局限吧。
钱玄同关于汉字拉丁化、汉字改革，乃至废除汉字的言论，虽然偏激，但有的地方也不无道理。据王小惠考察，他的理由有二：一是汉字是被儒家修正过的遗存，带有皇权意识；二是西方的拼音文字，是由象形文字变过来的。所以改汉字为拼音文字，并非不行。我觉得钱氏的论述，都有学术依据，并非信口涂抹。但他至少忽略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汉语是字本位，以字会意者甚多，而音本位的文字，则不会有汉字的这些问题；二是汉语的表达，是千年经验的总结，乃民众实践中渐渐形成的格式，故对于它的改变，当小心翼翼。不满意于母语的表达，但弃之亦难。后来实践表明，拼音化的路十分艰巨。简化汉字也带来了许多想不到的新问题，“五四”那代人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悬在思想的半空，没有找到落地的地方。
如何重评钱玄同的思想与学术活动，是今天学者必须做的工作。王小惠近年来的主要贡献，是在梳理了钱氏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后，较为客观地论述了其自身的问题。比如关于对于经学的讨论，钱氏均以史料看待经学的时候，就忽略了文化发展史的特殊性意义。另一面是过于怀疑古人，“以不知为不有”，就可能“人人忘其本来”，易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同人们其实意识到钱氏等人的一些言论是存在瑕疵的，周作人、胡适等人就不断修正已有的观点，我曾将此称为新文学的“修正主义”。比如周作人对于文言与白话之关系，就不太绝对化处理，看到了二者结合也是一条通路。而胡适在研究哲学史时，并不把儒学一棍子打死，对于孔子甚至有诸多赞美的言论。到了冯至与台静农那一代，就一直避免偏执之径，注重思想的综合和博雅之气。激烈之思就被均衡感的思维渐渐代替了。
不妨说，钱氏在新文学史上，属于新思潮里摆渡之人，后人对于其辞章风格默而不谈，但不能否定其在历史中应有的作用。晚清学术，乾嘉学派遗风与外来新知汇合，吹出不少涟漪。他的学术活动处于章太炎与周氏兄弟、胡适之间，前者让其学会采用古人智慧的方式理解古人，后者则诱发自己如何与现实对话。钱先生虽然激进，但并不恪守旧径，修正自己的思路也是常有的事。任访秋先生认为他善于汇通古今文学派思想，就体会了其内心光亮的一面。我们知道，“古史辨运动”，其中推力之一，就是钱玄同。他借用了今文学派崔适的理念，唤出怀疑意识，顾颉刚、傅斯年都从中受到启示，史学研究就出现了新路径。新文化运动提倡者，对于今文学派是多有批评的，而钱玄同则从此获得不少灵感。本来，他的老师章太炎推崇古文学派，钱氏却能古今学派互为参照，也是视野开阔的缘故。今文学派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通时达变”之思，对于古人并不都能趋同。这也是新文化运动提倡者的一个特点，钱氏的选择，也将古今文脉结合为一体了。在这个层面上说，他是能够通变的学者，在凝固的话语体系打开裂缝，流动的风就吹进来了。
时间过去了一百多年，总结“五四”前后的文化经验，让人感慨万端。钱玄同与新文化运动，是个涉及面广的题目，王小惠从文学史与学术史双重角度，思考钱氏的遗产，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了一步。论题则从入微处着眼，自然有不少的发现。比如对“疑经辨伪”的方法转化的考察，孔学如何影响汉字的字形、字义，“废汉文”的逻辑基础等，都有所体悟，有所展开。经学与文字学，属于知识论范畴，钱玄同反对将其化为价值论，警惕思想逻辑的道德化，这对于后人都有警戒的作用。“五四”新文化，就是要建立与旧传统不同的系统，而改造旧学术与旧思想，一方面从内在的矛盾性出发解构之，一方面引入异质的文化视角，后者最为合适的办法是从审美判断入手，以新文学的个性精神和创造感，激活已经麻木的知识逻辑，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也是钱玄同与《新青年》同人从文学的角度，以个体性的思维置换外在的整体性逻辑的原因之一。所以，以文学的激情和审视世界的方式为入口，攻击传统的文化堡垒，将人道的和个性精神引入其间，正是那一代人的不二使命。
我自己对于旧学里的演变进程研究甚少，知道进入其间困难很多。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人物都与学术思潮有着扯不断的纠葛，过去王瑶、任访秋与陈平原注重于此，论述中有许多精到之处。文史兼治，要有许多修炼才可。好的学者一般不做高论，本乎史实，忠于文本，于文章缝隙间找思想的关联，从学术语言与文学语言中，建立自己的认识方式。王小惠继承了这种遗风，且每每有新见焉。这里涉及的内容甚多，有史学和经学、音韵训诂基础的人，又泡在文学思潮里，就将文化生态的自我调适过程描绘了出来。后人认识前人，不都是认可什么,而是能够提出疑问，发现存在的缺陷。赞美与反对都很容易，处理疑点就困难了，因为彼此的语境大不一样。以今视昔，需明白观念的起因，又要知晓今人的责任。能够做到此点，对于“五四”新知识人的态度便会趋于客观。我一直认为，边缘化的冷知识，一旦变成活的思想，便会流出新意，它冲击着我们木然的心，使远去的遗存与身边的存在不再隔膜了。此种境界，寻之觅之，确能刺激我们认知力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