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硬骨头精神与现代中国文化的气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催生了新文学，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刻下开篇的烙印，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大厦奠定基石，勾勒了蓝图。经此文化的巨变，与历史中国相区别的现代中国由此俨然成形，并破土而出。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演变和发展，两者前后相因，密切相连，但历史中国毕竟不能涵盖现代中国。因为新文化运动刻下的烙印和奠定的基石已经深度地塑造了此后的中国，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命运。中国从五四至今，一百多年的沧桑巨变已经不能光在古老的历史航道上获得解释，不管我们怎样估量古老的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制度惯性在这个过程所起到的作用，一个现代中国与那个古老的历史中国确实拉开了距离，同样现代中国文化与那个悠久的传统文化也确实拉开了距离。而鲁迅恰好是生活于这个现代中国文化奠基期的文化巨人，他一生的著述、奋斗深刻地塑造了现代中国文化的气质。鲁迅的著述不是一批遗产，而是一股血脉，它已经注入现代中国的巨大身躯，塑造着从那之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如果说孔夫子是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人物，那现代中国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无疑就要推鲁迅了。鲁迅对于我们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的著述和奋斗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本根处，切入了近代中国沧桑巨变和社会转型的血脉。现代中国的文化当然不是鲁迅一个人树植起来的，但他却是命脉攸关之时挺身奋斗的最重要的那个人。回想一个多世纪前的中国，政治不上轨道，国家摇摇欲坠；经济凋敝，财政困乏，政府靠向列强借款度日；而科技尚在萌芽，远水不解近渴；国家几处于无恃可凭的绝境。唯一可恃的是人心的一口气，可凭的是文化的再造。然而文化的再造也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航路。所幸鲁迅的方向成了现代中国文化的主流方向，所幸鲁迅的航路就是现代中国文化的航路。鲁迅塑造了历史，历史选择了鲁迅。在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草此小文，理清鲁迅硬骨头精神与现代中国文化气质的关系，以及鲁迅所做的巨大贡献，也许不是多余的。
一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传统的轨道走不下去，现代的轨道又不能一蹴而就。列强环伺，民族羸弱。当此生死危亡之际，文化的裂变最易感染上“软骨症”，折断自己民族的主心骨，从而成为强势者的文化附庸。环顾世界各后起现代化国家，在此民族命运攸关的时刻能避免文化的“软骨症”，刚健自强，并表现出文化反抗意志的国家简直如凤毛麟角，仅中国而已。每想到这一点就觉得非用“硬骨头精神”一词不足以形容这种新文化的精神气质。所谓硬骨头精神就是不信邪，有浩然的民族意志，向着选定的目标坚定前行。硬骨头精神这个词似乎不够学术，但胜在通俗、形象、准确，出自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理解。它曾被认为是硬贴的政治标签，殊不知毛泽东与鲁迅心有灵犀，他理解的鲁迅品格和精神最为到位。1940年全民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和根据地根基稳固，正值“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的时刻，毛泽东论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以鲁迅为例子，说了一段话：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论述的时段似不包括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数年，但今天来理解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的精神气质，无疑应当将之包含在内。或以为毛泽东对鲁迅的看法偏于政治，这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他指出鲁迅骨头最硬，没有丝毫奴颜媚骨，讲得无比准确，深中肯綮。毛泽东能从鲁迅的精神品格看出所折射的全民族在文化新生紧要关头表现的精神气质，并认为这是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不得不说他有历史大格局的眼光，站得高，看得远。
鲁迅自从《狂人日记》一鸣惊人，即无人能够抹杀他居于新文学一流成就的地位。与鲁迅性格迥然不同的胡适，与鲁迅为人处世做派极有距离的陈独秀，甚而至于他的怨敌如陈西滢，都认为鲁迅的小说写得好，换了他人作不出来。但鲁迅的性格气质随着他的杂感、评论越写越多，随着新文学阵营的分化，即成为被诟病的对象。学者之中看不惯鲁迅又好为高论的人非苏雪林莫属。下面引两段话，一段讲鲁迅的杂感，一段讲小说随笔，均出自她的《新文学研究》。苏雪林说：“不管是谁读了鲁迅的杂感，都觉得这位作家的性格是那么的阴贼，巉刻，多疑，善妒，气量褊狭，复仇心强烈坚韧，处处令人可怕。”又：“他的小说与他的随笔，体裁虽不同，而态度则一。这态度就是他觉得世界上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伪善者，即有什么好人，他也要寻出他行好的不纯洁动机来。有时他不惜曲笔杀人，深文罗织露出绍兴师爷的真面目。因此他的小说毫无和穆浑厚博大昌明的气象，只是冷酷，凶狠字字像恶毒的诅咒，句句像狞厉的冷笑，使人可怕。”笔者执教多年，也时见后学直言不喜欢鲁迅，理由跟苏雪林讲的大同小异，只是没有这位文学教授讲得那么尖刻歹毒。本来天生人物，性格多样，包括作品，喜欢这个，不欢喜那个，在私谊和趣味的范围之内，无可厚非，也是人间的常态。但是发为大论，由文而及于人，则涉及人与时代社会关系的认知，完全将这一面遗弃，因所论对象的性格而构成指责，小处是不能分辨私谊喜好与理解时代的区别，大处是完全丧失透过理解人而理解时代的格局与眼光。苏雪林对鲁迅的贬评是一个这方面的例子，有必要特为拈出讨论一番。事实上，苏评鲁迅足见她虽生活在文化大裂变的风起云涌的时代，但她对这个时代只有小的感受，没有大眼光、大悲欢、大爱恨。苏雪林对鲁迅的人与文的理解，格局实在局促，眼光实在浅薄。
鲁迅有许多怨敌。“怨敌”是鲁迅本人的用词。今人称曰“论敌”，反而不够直探本源。陈漱渝主编有《一个都不宽恕——鲁迅与他的论敌》，列有十五拨论敌。怨敌的总数当然不止十五人。细审引起论争的缘由，固有私谊，但更多公义。如果我们纯从私谊着眼，那就会看得鲁迅如苏雪林所讲，生性好斗，处处不肯与人为善，得理不让人，尖酸刻薄。然而要是我们能够摆脱私谊的眼光，看到鲁迅所争的公义，就能体会到鲁迅对现代中国文化奠基做出的巨大贡献。鲁迅之所以“一个都不宽恕”，根本在于只有通过“骂战”才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卓然独立的孤绝姿态。鲁迅的好斗，不是没有公义的好斗。那时的中国固然需要冷静平和之人研究学理，一如胡适之等的“研究问题”，但比之更可贵更迫切更难做的却是在丛莽荆棘中开出能行走的路，要在绝壁层压下生长出来，不被拍死，非鲁迅硬骨头式的孤绝姿态不能成其事。至于言语的误伤、私谊的破裂，在历史潮流面前，无足轻重。纵有冤屈，亦在所不惜。孟子生当举世非儒的战国时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奠定他日后儒学“亚圣”的地位。同理，鲁迅生当因袭重压，“文化跟班”遍于洋场、遍于学界的文化裂变的时代，他“一个都不宽恕”的硬骨头精神使他成为现代文化的巨人。如今，现代文化鸿蒙初开的时代已经结束，当年冷静平和之人研究出来的“学理”也已经时过境迁，尘封于历史的烟尘中，而鲁迅的孤绝姿态依然矗立，如同招魂，代代不息。因为它不仅是鲁迅个人性格的问题，鲁迅孤绝姿态背后充盈的是全民族求生奋斗的不屈意志。或者有人指责笔者小题大做，将意义不大的文字之争夸张了。我反倒觉得，鲁迅一生始终如一地“好斗”正是理解奠基期的中国现代文化一个恰当的入口。每一个人当然希望活着之时能够以正确的理由做正确的事，但是有些历史时刻只能以有争议的理由才能做正确的事。如果这个时候一定要有正确的理由才做正确的事，那这正确的事永远也做不成。正所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鲁迅身处的时刻就是必须以有争议的理由做正确的事的时刻。他与怨敌的“骂战”就是以有争议的理由做正确的事。鲁迅修辞的天赋了得，怨敌一经鲁迅辛辣刀笔的形容，往往如老吏断狱，顿成定谳。其中也许有言过其情之处，引发争议，但抛开这些小处争议，鲁迅的论战气魄与不屈精神不正是在这些可争议点显出其望风披靡的犀利吗？如鲁迅写于1925年《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由林语堂不打落水狗的议论引起，鲁迅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痛打落水狗。对着女师大事件口谈“公理”“仁恕”“勿以恶抗恶”的陈西滢等“洋绅士”，鲁迅直言应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鲁迅以沉痛的笔墨说起了一段“苦楚的经历”：
现在的官僚和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说是革党，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然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陈西滢真实的为人或许没有那么歹毒，他也许没有告过密。从私人的角度看，鲁迅也许多少冤了陈西滢，但能说鲁迅的持论完全是对陈西滢个人的憎恶吗？能说鲁迅对这位“洋绅士”完全是映射和猜忌吗？鲁迅的议论完全没有公义吗？鲁迅纵然“刻薄、多疑、偏狭和有复仇心”，但恰好这就是那个时代大义凛然、堂堂正气的“刻薄、多疑、偏狭和有复仇心”。中国社会如果失却了鲁迅的“刻薄、多疑、偏狭和有复仇心”，那中国的现代文化到今天该是多么无趣和乏味；中国的现代学术该是多么冠冕堂皇，了无生气。幸得二十四年之后的“革命人”——准备横渡大江的人民解放军，记取了鲁迅所讲的“苦楚的经历”，在真实的现实场景里“宜将剩勇追穷寇”，才有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二
读过鲁迅的人都知道，鲁迅是怀着旺盛的复仇心秉笔从文的，这是他与其他新文学作家最显明的区别。鲁迅与人笔战，睚眦必报，辛辣尖刻，词锋所向，顿时原形毕露，故即使错骂，也有磨灭不了的审美价值。然而因为流行的仁慈、恕道、爱心等观念，以为复仇心导致冤报无穷，遂使人逐渐脱离了历史的大背景来理解鲁迅的秉笔复仇，将极其可贵的硬骨头精神误会成性格偏狭。怎样理解鲁迅的复仇心，不得不说这依然是一项挑战。鲁迅在杂感、散文、小品和小说中涉及复仇的主题，比比皆是。可以说复仇是鲁迅写之不厌的主题之一。虚构文体之中形式最完美的当然是小说《铸剑》，鲁迅将自己的人格和秉笔奋斗全都投射到故事与人物形象上，当中的复仇者黑衣人就是他自己的化身。故事并不复杂。有复仇之志但优柔寡断而无力复仇的少年眉间尺在母亲催促下，匆匆踏上报不共戴天之仇的路途。一刻走神错过了行刺仇人的良机。走投无路之际，不期遇见“一向认识”眉间尺的黑衣人。惊问之际，得到的回答是：“我知道你背着雄剑，要给你的父亲报仇，我也知道你报不成。”但黑衣人给他报仇不为“仗义、同情”，“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替人报仇不需条件，但需前提——眉间尺的头颅和手中的雄剑。自己无力报仇，将利器予人也在情理之中，而头颅予否则考验着信任和决心。眉间尺信任黑衣人，也有报仇的决心和大志。允诺之前，眉间尺还是想知道黑衣人替他报仇的目的，黑衣人答了一段辞义难明的话：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这段话算是鲁迅最直白说出他之所以如此而不如彼地生活和写作的文字了，虽然它依然晦涩。首先，黑衣人之所以愿意替眉间尺报仇并不如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类，纯粹是帮助弱者的仗义行为。所以黑衣人愿意挺身而出也是不无“刻毒”的——需要有报仇者的头颅。其次，要报之仇是一体而不分彼此的。眉间尺父亲直接的冤仇、传递到儿子的仇与黑衣人体验到的仇在黑衣人的内心世界里是融为一体无从分辨的。如果黑衣人的行为可以视为挺身而出，他也是为自己挺身而出。鲁迅把具体的“仇”上升为抽象的“仇”，把私仇上升为公仇，把家恨上升为国恨。这种“仇”缺乏一个合适的名称，姑且称为“大仇”。“大仇”不是世间说的杀父之仇或世仇，而是弥漫于历史、传统之中由无数牺牲、冤苦、不幸的血瘀层层堆积而成的“仇”。它不在乎一人一姓，有刚健勇猛者如黑衣人自能体验其中大仇的滋味，而弱小者如眉间尺则无从理解此中的隐秘。那些“仁恕”“和穆浑厚博大昌明”的“洋绅士”，如同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更与此理解无缘。再次，黑衣人明白，走在报大仇的路途，意味着扮演一场残酷的戏剧。因为在最隐秘心理的意义上，复仇者和怨仇者灵魂深处彼此纠缠，同出一源。黑衣人深明此理，并无避讳，故他也憎恶他自己，因此也必受毁伤。这毁伤简言之就是无法过“另一种生活”而只能以复仇为天职，为此黑衣人也“憎恶了我自己”。但是既然蒙受着沉重因袭压下来的“人我所加的伤”，一切甚至性命也在所不惜。由此觉悟，鲁迅达到了以复仇为活在世间根本意义的认知。鲁迅的哲学就是复仇的哲学，鲁迅的人生就是复仇的人生。我愿意多讲一句，鲁迅体验到的“仇”不仅是眉间尺那样自身的小仇，而且也是远超迈自身的国家民族的重仇。鲁迅要报的大仇直达人生的根本意义，直达哲学的最深渊。幸亏有了鲁迅为报大仇的孤绝不屈和舍身成仁，中国的现代文化的刚健猛进独立不迁的精神气质才从不可磨灭的复仇大业中喷薄而生。
果然，报仇故事的场景何止残酷，简直惨烈。眉间尺用父亲打造的雄剑在自己颈脖开刃，黑衣人“提起眉间尺的头来，对着那热的死掉的嘴唇，接吻两次，并且冷冷地尖利地笑”。文学上另一次与“死掉的嘴唇”的接吻并可与之媲美的，是王尔德笔下的“莎乐美之吻”。两者都表现极度的恨与爱交织乃至变态的浓烈感情，并呈现极致的残酷的美。然而黑衣人之吻与莎乐美之吻性质不同，前者是悲悯弱小而怒憎其无能，而后者则是畸形的肉体之恋，但同为浓烈与残酷就别无二致。报仇的时刻到了。宫殿外支起煮牛的大金鼎，眉间尺的头随着滚水上下起舞，王为欣赏这出叹未曾有的大戏，手舞足蹈，发出尖利的歌声。黑衣人从后执剑，“闪电般从后项窝直劈下去，扑通一声，王的头就落在鼎里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王的头强势地咬住眉间尺头的后颈窝。就在弱者将输的时刻，只见黑衣人“臂膊忽然一弯，青剑便蓦地从他后面劈下，剑到头落，坠入鼎中”。黑衣人的头一入水，“即刻直奔王头，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几乎要咬下来。王忍不住叫一声‘啊唷’，将嘴一张，眉间尺的头就乘机挣脱了，一转脸倒将王的下巴用死劲咬住。他们不但都不放，还用全力上下一撕，撕得王的头再也合不上嘴。于是他们就如同鸡啄米一般，一顿乱咬，咬得王头眼歪鼻塌，满脸鳞伤。先前还会在鼎里面四处乱滚，后来只能躺着呻吟，到底是一声不吭，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大仇得报，结局是同归于尽。鲁迅用变形而抽象的寓言形式，投射出自己的人生观和生命哲学。《铸剑》是鲁迅生命的寓言，黑衣人是他一生的写照。为报大仇，舍生从命。如果用两个字概括鲁迅一生，无疑那就是“复仇”。复仇者是孤独的。无人知道他的冤苦，无人能替代他做此生要做的事。仇必须自己来报才有意义，复仇者只有独自前行。长夜孤灯，“悚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就是鲁迅自画的孤绝姿态。
三
正是从复仇意志中生长出无可战胜无可征服的硬骨头精神给现代中国的文化刻下深深的烙印。新文化表现出来的硬骨头精神在鲁迅身上最为突出，但如若细究《新青年》同仁，他们身上其实都有不信邪勇往直前的品格，只是得之深浅与个人表现风格各有不同而已。陈独秀不容他人反驳的霸气，胡适之在非议嘲讽中摸索白话新诗的路，李大钊在“中庸”唱了二千年的中国首揭“斗争哲学”高呼“庶民的胜利”，钱玄同和刘半农为了白话文居然唱起了“双簧”，连懦弱的周作人都在一层一层地揭传统的“伤疤”。他们的姿态或者外露，或者内敛，但刚健的实践品格是一致的，从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前路的胆量是一致的。正如鲁迅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既是鲁迅对古代中国刚健奋进精神的深切理解，也是五四一代先驱者当下实践的自画像。呐喊之可贵，有时不在于声音大，大到所有人能听见，而是在于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发出合适的第一声。《新青年》同仁在万马齐喑的中国发出第一声呐喊，为中国的现代文化奠下第一块基石。它充盈着刚健自强的硬骨头精神品格一直深度塑造着此后的中国现代文化。此种精神气质使现代中国的航船无论前途遭遇什么惊涛骇浪，无论遇到多么猛烈的西潮西风都不至于丧失自定的航向。横看世界史，可以说后起现代化国家在西风西潮的冲击下丧失民族的主体性，患上文化的“失心症”是个普遍现象。
例如东瀛日本，古代孤悬大海，自来主体意识强烈。按《隋书·倭国传》记载，开皇二十年遣使来。隋王问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中国皇帝惯以天为父祖，所以自称天子，怎料来了更上层楼与天并为兄弟的“远人”，一时无语。隋文帝以“此太无义理”，视同夷蛮，不与计较。其实按中国的“义理”讲不通，但按日本的“义理”是讲得通的。隋炀帝大业三年又遣使来，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国书暗藏的“平等意识”惹得隋炀帝“不悦”。隋炀帝对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七年之中两度遣使犯颜，证明其国家意志并不甘心屈居西方大国的下流。看历史更是如此。武家政治未曾崛起的平安朝，不但心不服，并且确定其大陆政策就是渡海向西征服。故有史称的“白村江之战”。虽然运气不佳战败，但够胆叫板国势强盛的大唐，不可不谓国小心大。其后幕府掌权，向西更是虎视眈眈。明代丰臣秀吉数度征韩，是个“假道入明”的计策。不幸天不假年而无果。直到清代甲午海战，以弱胜强，雪了一千二百多年前白村江战败之耻。甲午战争是日本近代国势的转折点已经成为通常的见解，但此役也是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患上文化“失心症”，丧失国家自主性的行为标志。它种下了日后为祸亚洲的祸根至今不除，而追根溯源不得不提到日本现代化启蒙第一人福泽谕吉及其“脱亚论”。“脱亚论”其实就是日本“失心症”的文化症候，它远兆甲午而与其后所谓“大东亚战争”的行为症候互为表里。
《脱亚论》原文无标题，是福泽谕吉1885年3月16日刊于自办《时事新报》的一篇短论。文分两段，前段讲脱亚入欧的理由，第二段讲中韩两国不识天下大势，冥顽不化逆天而行。日本宜放弃唇亡齿寒的旧式想法，早日脱离中韩的愚昧，早日携手西洋共进文明昌盛之境。后段似专门针对当时的“兴亚论”，故意另倡新说。现引第一段部分，看看他是怎样判断天下大势的：
世界交通便利，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草木望风披靡。概而论之，古今之西人殊无大异，且古昔之西人颇称愚钝，今世反转为灵通，盖由能乘势利用交通之便利故也。值此缘由，为今日东方国之立国谋方计，有意识阻挡此文明东渐之势以螳臂，莫如放眼五洲，洞察环球，知其不得不如此之理，从而与世推移，同沐文明之海，共扬文明之波，共享文明之苦乐。文明犹如麻疹流行，当今东京麻疹由西国长崎发端，乘春风次第向东蔓延。当此之时，虽痛恶瘟疫流行之害，但苦无良策。此我辈断断不可否认。百害无一利之瘟疫尚且如是，何况利害相杂，利多而弊少之西洋文明乎？故螳臂挡之不可为，惟有推波助澜，让国民早日同沐文明之风，此智者应为之事也。
由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西潮滚滚而来，其势汹涌，东亚国家先后都感受到，也认识到。只不过囿于原有秩序的惯性，中国蹒跚，而日本大踏步追赶而已。但是无论中国怎样蹒跚不前，思想界绝无类似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议论，连“全盘西化”也只有极小众的市场。中国和日本都以西方为师，但两者各自的启蒙期姿态绝对不同。中国对西方有反抗，有风骨，有扬弃，从无“同沐文明之风”的幼稚想法。日本则走上“脱亚入欧”的路。正如李长声所说：“脱亚入欧，即走进欧美文化的阴影，仿佛日本只能活在别种文化的阴影里。”虽然日本事实上也不可能经过现代化就变成真材实料的欧洲，日本文化也不可能随之成为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即使经过现代“文明”的洗礼，日本自身的底色还是持续存在，但因福泽谕吉丧失自身主体性的姿态，民族的脊梁骨经此“同沐文明之风”就彻底折断。自以为跟上了“文明”的步伐，其实是“活在别种文化的阴影里”，从此成为美欧强国的“小跟班”。无论政治、经济、思想观念都只能扮演美欧附庸或奴才的角色。所谓自身的文化只有装点打扮和涂脂抹粉的价值，彻底失去了复兴再生的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