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膳宏先生二三事
2023年10月17日，接到朋友发来的兴膳宏先生去世的消息，非常吃惊。和兴膳先生相识以来的近四十年的情景，浮现脑海。
1984年复旦大学举办《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兴膳先生是日本代表团的一员，他提交的论文要翻译成中文，我作为会议主办方的工作人员，担负这项工作。译文《文心雕龙在文镜秘府论中的反映》后来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1985）发表。这是我和兴膳先生第一次直接接触。
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已有一些学术联系。王运熙先生曾把兴膳先生的《隋书经籍志序译注前言》给我参考，因当时徐鹏先生主持《二十四史艺文志》的汇注整理，我参与其事。我翻译了此文，这是兴膳先生前期的重要著作之一。后来《二十四史艺文志》的汇注整理未能完成，译稿也就未能刊出，最近找出，不胜感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整个中国社会精神焕发。与世界的交流，如开闸的洪水，奔腾横流。兴膳先生有关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的研究成果也被陆续介绍到中国。
他在京都大学毕业后，曾留学北京大学，年轻时就在日本学术界崭露头角。他参加了当时日本老一辈的文学研究者铃木修次、高木正一、前野直彬等编纂的《中国文化丛书》中《文学史》卷的写作，负责的是《文学批评的发生》部分。当时他刚过三十岁，是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位。在这篇作品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有着并不比希腊文学逊色的文学。然而，中国文学从先秦以来，就存在过于追求功利的色彩。他认为从秦汉时代开始，就出现了关注文学文体、注意文学题材分类意识，出现了抽象性的“气”这样的文学概念；在魏晋六朝时代，出现了《文赋》《文心雕龙》这样的文学批评著作，这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发端，是建立在对文学有了自觉的基础之上。
此后，他翻译的《文心雕龙》全书，1968年12月由筑摩书房出版。这是日本第一部《文心雕龙》全译本，受到各方关注、好评。
后来，兴膳先生进入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成为日本国内中国文学研究最高学府的教师，担负教学研究重任。这一时期，他重点研究我国六朝时代的诗人，对嵇康、潘岳、陆机、庾信、左思、颜之推、高允等都有专门论述。这些论述，多年后集成《生于乱世的诗人们——六朝文人论》（2001）。七十年代以后，他把研究的重点放到了文学理论领域。
他沿袭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非常重视基础研究和能力的培养工作。他和川合康三先生一起，撰写了《隋书经籍志详考》（1995）。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外国学者撰写的《隋书经籍志》译注，厚重谨严，广受学界好评。此外，他组织学者，编著了《六朝诗人传》（2000），把史书中六朝诗人的传记汇集起来，翻译、注释、出版。
这些工作，即使中国本国的学者来做也不容易。而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为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文献资料，同时也磨炼了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能力和治学素养。
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中，兴膳先生多有独特见解。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学界《诗品》的研究正热，许多学者都关注于此，汇集注释。他别开生面地跳出了文学领域，从艺术史、佛教史和社会史的视角探索。他指出，《诗品》和当时艺术领域的庾肩吾的《书品》，都对作品加以品评，确定高下等级，这显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特点。他认为，这和当时的九品中正制有关，并意味深长地指出：诗歌，作为文学作品，毕竟和作为艺术品的书法不同，或许不能用品评等第的方式下结论。“在文学的领域里，过于显露地用‘显其优劣’的品等方式，也许从本质上就是难以适用的吧。”此说令人深思。此文笔者也翻译成中文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杂志（第十三辑，1988）刊出。
兴膳先生还把《诗品》和《文心雕龙》加以比较，指出了两者文学观的对立。他还把《文心雕龙》和《出三藏记集》这一佛教典籍加以比较，探讨佛教思辨和刘勰文学理论的关系。这些都显现了先生见解的独到，在学界广有影响。
兴膳先生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章培恒先生曾和我说到过同兴膳先生、冈村繁等先生在日本交往、饮酒的事。上世纪八十年代，王元化、章先生等作为学术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工作之余，按日本学者的习惯，和朋友喝酒聊天。国内的一位老师和几个日本学者都对自己喝酒的能力比较自信，章先生则“谦虚”，说自己不能喝，兴膳先生也不多言。结果，几位都喝醉了，只有章先生和兴膳先生还清醒交谈。章先生言及往事，面露微笑。
笔者也曾在京都数次和兴膳先生以及其他的京都大学学者在学会之后餐饮叙谈。兴膳先生言语不多，而颇善饮。记得一次聚会，兴膳先生劝我喝酒。我对先生说：我的酒量，在复旦，是连“助教”水平也没有的（这是章先生的说的。大学里工作久了，常用职称来品评），他听了，会意一笑，并不强求。
还记得有一次，在京都，兴膳先生老师辈的入矢义高先生也参加了，谈到了中国诗词吟唱。兴膳和日本宋词研究的名家村上哲见先生“鼓动”入矢先生演唱。入矢先生当时年岁已高，童心未泯，当场边舞蹈边吟唱，把气氛推向了高潮。我带着照相机，赶忙拍下来，但拍摄水平很差，照片印出来，都是晃动模糊的。但我保存着。而当时的场景，至今记忆清晰。
兴膳先生七十岁时，京都大学原来的同事和学生们为他举办了生日庆祝会。笔者也有幸与会。会上，有学长（记得是笕文生）介绍了他的学术业绩、成长过程。兴膳先生非常谦虚地发表了答谢词。兴膳先生的学姐、三重大学的西村富美子先生调侃地问起他当初谈恋爱的事，要他谈谈。会场一下子热闹起来。谈学术非常冷静而有条理的先生，这时窘迫起来，低头微笑，腼腆无言。西村先生说起曾看到他们在某个咖啡馆时的情况，笕文生也时而插话，敲敲边鼓。会场上一片欢笑。这些场景，让我看到京都大学那些严谨治学的大学者们非常平常的人性的一面。果然，没有丰富真性情的人，是搞不好文学研究的。
从京都大学退休后，兴膳先生曾任京都博物馆馆长，还先后担任过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日本东方学会理事长等职务，是名副其实的学界泰斗。晚年，仍多致力于学术研究。据我所知，主要做了几件事情：
对日本古时诗歌的欣赏、介绍。出版了几本著作。
整理吉川幸次郎先生的遗稿。主要是《杜甫诗注》。这部著作，吉川先生生前出版了四卷，清水茂先生曾赠送给复旦大学。余下的稿子，兴膳先生曾加以整理。
此外，先生更关注人性和哲学的思考。主要成果反映在对福永光司《庄子译注》所作的整理补充中。此书深受日本学术界和社会大众欢迎，出版社拟重新修订，但福永先生年岁高了，就让兴膳先生担任，因为他也翻译过《庄子》。
兴膳先生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对一些体例加以调整，增加了从文学角度的注释。比如提出，《庄子》中的对话，可视为中国戏剧的先河。其中尤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解说《人间世》篇“无用之用”时增加的下面这段话，他说：
“无用之用”的“无用”，究竟对谁来说是“无用”的呢？那是占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有常识之人的眼中所见的“无用”。是常识之人为了生存下去，为了社会生活，大多数人共有的认识。毫无疑问，没有常识，便没有人的社会。但是，同时，常识并非真理。从长远的视角来看，常识在不断变化。百年前的常识在今日已非常识。
举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那就是科学的进步。止步于现在的常识，科学就无法进步。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信之无疑，而由于很少的一部分人提出了疑问，却开拓了通向未来的可能性。如果无此（疑问），也就没地动说和相对论的发现。
这样考虑的话，《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包含着现在仍是出色的问题的提出。值得人们深思。
关于这部著作，笔者已经有专文介绍，遗憾的是，本想发表后寄给先生，但是在文章已经刊出，我还没收到之际，却接到了先生去世的噩耗。
“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阮籍《咏怀诗》）人的死亡，有时是意想不到的事，令人无能为力，感到遗憾。但死亡，有时也会触发人们的思考，生出更多新的思想和内涵。兴膳先生虽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研究业绩，必将留存在中日两国的文化长河中。
（作者为日本金泽大学名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