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怀念王飚先生
王飚（1944-2024）
早上收到师母的微信，点开没读完一行，大颗大颗的眼泪就砸下来。后来和我通话的时候，师母说让我不要太激动。其实我没有觉得我很激动啊，我都没有嚎啕大哭，不是很激动，就是很难过。
赶到北京和师母见了面，师母有点失神地念叨说，都说人都免不了这一天，可是走过和王老师一起走过的路，想到在这里一起吃过饭，在那里做过什么事……原来师母根本不像电话里那么坚强，我的眼泪又绷不住了。
博士毕业以后，王老师慨然接受我去社科院做博士后研究。老师觉得我在北大读的是古代文学，又去美国留过学，因此建议我做近代翻译小说的课题。这虽然是一个好题目，而且我也申到了博士后面上基金，但是真的很难，因为晚清近代翻译进来的小说浩如烟海，而且早期翻译又无规则，意译，改译，漏译，误译比比，甚至连原文的作者，各家不同的译者都译名不一，有时还知名不具。看材料都太难看完，何况还要提炼线索和观点以作研究。虽然我很努力地硬着头皮去看，老师也悉心地批改了我的论文提了改善意见，之后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山大学学报》等刊物发了一些文章，但当我希望冒昧投投《文学评论》这样的刊物，老师却认为我火候不够，叫我还是沉下心来认真打磨，尤其是要“提升理论深度”。我那时很郁闷的，还跟老师抱怨：“您总让我十年磨一剑，可现在人家都是一年磨十剑，没等我磨好，人家早把我打死了。”
我感觉到，老师对戏曲、古代文学和翻译文学都很有自己的心得。比如说我讨论明末清初传奇再创作的“洁化”现象，在转变溯源上，除了我自己总结的剧作家本身通过一己微力拯救世风，老师认为还应加上顺治到康熙清代文化政策调整的影响。我注意到林纾好像留下了三种关键性的“误译”，即同名异译、删减基督教和增润“吁天”，塑造了一个内涵完全不同于原著的汤姆形象。但我认为这并非缘于通常所谓林纾不通外文造成的败笔，而是深思熟虑的有意“误读”：为唤醒同胞而有意曲笔为之。老师提醒眼界还应该开阔，要从个别扩展到一般，因此我又去考察鲁迅周作人的翻译小说，胡适的翻译小说，进而发现国人在翻译外国小说的同时，对西方文学从隔膜走向了解，逐渐通过选择、引进、吸纳，革新了中国小说，进而萌育了现代翻译观念。在我讨论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价值之时，见到一位西方汉学家浦安迪受到中国古文理论启发，将之应用到中国古代小说，并总结出章回小说独特的“纹理结构”，我的心中萌生一个疑问，散文理论能用于小说分析吗？老师指出杂文学时代，诗学、小说学、文章学包含共通的“文心”和相通的法则。甚至我讨论《红楼梦》翻译的时候，老师也认为从学术史来看，在文化交流的最初阶段，当异国语言不仅对一般读者、而且对大多数学者也还是一道文化栅栏的时候，译本这个“新的版本”往往被视为具有“原版”的意义。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对“原著”的研究，也受到译本忠实程度或误读程度的制约。总体来说，在我对个案研究披荆斩棘的时候，老师总是提醒我见树木更要见森林，尽量从学术史的角度，从文学史、文化史的维度来考察。
有时候，我偶尔心中会掠过一丝疑惑，因为我没见过老师发过相似类型的论文，那我的很多问题怎么老师都能“接得住”？那他自己为什么发表那么少？只有寥寥几篇论文，甚至有的也不是发在“权威”期刊上。
有时候，我会写点轻灵的《红楼梦》小鉴赏文发在微信公众号上，令我很意外的是，老师却很喜欢这些《红楼梦》小鉴赏文，还建议我结集成书，我很不解地跟他说，写成书有谁看啊？何况最重要的是这又不能算成果不能评职称，现在最重要的是发权威期刊、申项目！
我尤其记得老师喜欢一篇《宝玉“情不情”新议》，使我更加想不通，老师不是经常让我加强理论深度吗？可这一篇甚至都没用理论。老师却说，你的这一篇，还有其他的那些红楼梦鉴赏文，是以前那种“老派”的写法。
我一毕业就到香港工作了，在香港既无师承，又无亲友，老师总觉得我好像在那里伶仃孤苦，举目无亲，甚至还担心我赚的钱够不够生活。我那时总觉得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因此我还跟老师说：“看，我在香港活下来了吧？”老师觉得我像一个闯天下的小侠女，还戏称我是“小女侠”。于是我天天都是在看啊写啊，老师有时候问我圣诞节和元旦在干什么，我总是说，我在写论文啊。老师叹息道，痴儿何必自苦若是！我说，人家努力，我要更努力才行啊。
但是我遇到了很多完全出人意料的打击和坎坷，我不理解，感到非常委屈。老师也为我不平，但是也无能为力，于是说：“小惠回来工作吧。”但是当社科院的张晖老师积劳成疾于36岁英年早逝之后，老师很少再说让我回来了。改成宽慰我说，生命就像一个篮子，幸福快乐的回忆就是篮子里的花朵。当一个人回首一生的时候，最重要的未必是功名利禄，而是那些篮子里的花朵。然而每个人幸福快乐的记忆其实都并不是很多，所以人生的过程也很重要，不要只盯着结果。
但是我又开始勤能补拙笨鸟先飞那一套，拼命地写论文、申项目，因为评审团不是说我还需要努力吗？后来我又申请到一个项目，此前，我写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申请书，一个谈近代中外文学关系转型的，是老师一直较为强调的“大处着眼”的；一个是晚清粤港私人书信与科举文献的。申请前专家提意见，比喻道，后者很精致，但却是个60平的小户型；前者比较大气，好比是个120平的大户型。最后递交的以及获得的项目就是近代中外文学关系转型。
获得项目后刚好老师、师母和姐姐来香港了，我特别高兴地请他们在铜锣湾吃海鲜，老师一直说太破费了，可我最遗憾的是，当时没仔细看菜单，其中的石斑鱼上的是鱼块而不是整鱼，我要再加一条整鱼，老师非不让，我只好说，那老师和师母下次来我们一定要再点整鱼哦。姐姐跟我说，当时都快大年三十了，有一次师母、姐姐和姐夫都出去玩，老师却没有一起去，帮我改项目申请书。我听到这里，觉得实在是太惭愧了，都怪自己没用，拖累老师也这么辛苦。我把老师、师母和姐姐送上跨境旅游大巴，嘱咐他们一定过些日子再来，谁知道老师再也没来到香港！
过了几个月，师母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老师中风了。我赶到北京的医院，当时老师正背对着我吃饭，他回头的一刹那，我愣住了，老师的头发突然几乎全白了，模样也变了，我张了张嘴，还没说话，眼泪刷刷就掉下来了。
此后我还和老师见过几次，有一次推着轮椅，和师母一起把老师推到小花园，安慰他不要心急，慢慢就会康复。还有一次，老师、师母、姐姐和我还共同参加了南社的会议，师母也是让我推着轮椅把老师推到会场，从门口到老师的座位那一段距离，我心里真的很有悲壮之感，老师本来是该在会场讲台上中气十足侃侃而谈之人，就像他以前一样，但是现在突发疾病，只能坐在台下和他的老朋友们相见。老师是很重视仪表之人，现在这样他自己心里一定也很难受。
此后就是三年疫情，内地的城市封城最多几个月，但是香港却一直持续了三年多，它的隔离政策也是回内地隔离十五天，回香港再隔离十五天，然而，我们没有寒假，春节只放七天。暑假的时候还要值班，并且不能连续值班。因此整整三年多，我没有离开过香港，只能和老师师母通过电话联系。
老师巴不得早日恢复，但是这谈何容易。后来我也查过文献，脑溢血中风留下后遗症是很难或无法恢复的，但有时我又看到外国有报道，有新药正在试验期，因此总电话叫他要有信心。而且在师母的精心照料下，老师一度恢复得不错，可以拄着拐杖行走，而且说话也清晰了，甚至还一度可以爬楼梯。但离恢复如初当然还差比较远，我每每宽慰他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是要有一段时间的，老师我们不能太心急。”
老师病倒之后，我才知道他有上百万字的专著和未发表的论文，现在着急想整理出版。我想起几年前，老师要把他以前的一本书再版，让我做校对，我很快做好了，而且找出了几处错字，也按照现代的学术格式修订了一些以前著作所没有的注释，还没大没小地给老师发微信开玩笑：“尊敬的王飚先生：经过张主编的认真校对，抓出了您大著的很多虫子，请您遵照一一修改。”老师大笑，觉得我实在是太调皮了。还说了好几次，说我的手很快，希望将来他的著作我也能帮他修订。可是我，还有师兄，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他居然攒着上百万字的专著和未发表的论文！而且这些要全部出版需百万巨款，我们都是学校的普通老师，又如何筹齐这笔款项呢？老师在社科院的时候，当会长的时候，怎么没有一部一部地把它们都出来呢？
虽然如此，我和师兄还是努力地做了一些整理工作，一边做我还一边和老师感慨，说有篇文章一看才知道原来老师不止对近代文学有研究啊，或者这篇文章写得这么好怎么只发在普通期刊上太亏了。突然有一次，老师很郁闷地跟我说，电脑坏了，很多资料不知能不能恢复，而且这段时间也不能做研究了。我知道后也很着急，因为总觉得他如果还做着一点事，心里还有个寄托。因此就自作主张买了台笔记本电脑，我出不去香港，就托北京的朋友给老师送去再帮他装好系统。但朋友打电话要上门送电脑的时候没说清楚，老师和师母还以为遇到了诈骗，给我打了电话才弄清楚。
但是老师的身体还是在病情反复中变差了，原本行走和说话功能一度有所恢复，但没想到又摔了一跤，在医院躺了一段时间，肢体功能又退化了。长时间说话少，口齿也不再清晰了。我总是说：“会好的，会好的。”总是期望外国的那个新药能赶紧通过试验能够上市，可以试试有没有效。而且师母就是医生，在她的护理下，老师肯定还是可以好转的。2023年的中秋，我还给老师寄了月饼，师母还打电话说，老师收到了很高兴，说谢谢小惠。我还以为老师会和以前一样，一年一年这么维持着，甚至还能好转，谁知道突然听到了这个噩耗。
当一点一点去看这些专著和论文的时候，以前那种种不解我终于明白了，老师写过多部专著《中国近代文学史新编》《中国文学近代转型史》，本来就在文学史方面用力甚深，所以才常常叫我应该具备史的眼光。他有一篇谈京剧的论文，原来他曾经对戏曲也有研究。还有一篇已发表的《传教士文化与中国文学近代化变革的起步》，提出传教士的“知识传教”模式，形成一种区别于纯粹宗教文化又区别于单纯科学文化、既源于西方又适应当地的独特的“传教士文化”，这是19世纪中国西学知识的主要来源。传教士文化的“复合性”和“在地化”特点，为接受世界近代文化提供了多样选择和自主重构的可能，影响了以魏源、王韬和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三代文学变革的先驱，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社会理想，对文学家从士大夫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起了重要作用。传教士引进近代印刷、出版技术和报刊等新型文化载体和传播方式，进而影响文学创作。报章文体、时新小说、新学诗、新剧这些文学近代化变革的起步，都可以追溯到传教士文化。这篇我真的认为是一力作。可惜，老师的一些论著或是点校型的，或是普及读物型的，虽然是古籍整理或是学术普及，但在现在的评价体系中不被认为是科研成果。老师的一些论文只是发表在普刊上，或许他认为质量重要发表园地不那么重要，但是在浩如烟海的学术论文中大多数人如何披沙拣金？更多的，是根本未曾发表的论文或者论著。他为什么不发表？在追悼会的前夜，师母的一席谈话中无意的几句令我恍然大悟，师母说老师经常默默思考，那时候家里人都不敢打扰，因为他在打会议讲话的腹稿，或者在构思给别人著作写的序言，或者在为人写推荐信，还要处理学会的各种事务，以及应邀挥毫泼墨题词撰句。而且老师每一次都要花很长时间，因为他做事特别认真，总是要打磨了再打磨。他的大部分学术黄金时间，原来都没有花在自己身上。
千古文章未尽才！我为老师感到深深的遗憾。
但是，直到今日，我也甚至没能写出一篇让老师满意的论文，作为学生也没能成为老师的荣耀，伤心之极，深感有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