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洪治：和李济生先生在绍兴路的日子
“因为一个人而喜欢了一座城。”忘记了在哪里看到的这样一句话，然而，却觉得这话是不错的。对一个地方的喜欢、爱，以至眷恋，虽然可以有许多原因，但是，那最主要的原因，无外乎那里的某种美食、某处美景，或是某个与你关系亲近的人，使你心心念念，难以忘怀。在这几条之中，那最重要的，恐怕还是那里的某个人，常在你心里，让你放不下。
我喜欢上海，总想有机会再回到当年读书的复旦校园走一走，再到熟悉的南京路外滩和绍兴路、打浦桥一带走一走，再到香气满园的桂林公园逛一逛……这些，都和一位我尊敬的长者有关系，——他就是巴金的胞弟，李济生先生。
要说清楚我与李济生先生相识的经过，和一份难得的友情，先得从我的毕业实习开始。
1975年春节过后，就临近了我们1972级同学毕业的日子。过完年假，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就按规定，被系里安排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去完成为期半年的实习。我有幸被安排到了名老编辑荟萃的文艺部。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文艺部的办公室，占了二楼朝南的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套间。办公室里间，是一个接近正方形的大屋子，那是几位女同志的专属领地。她们各自姓甚名谁，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唯一记得靠窗坐着的一位，是邹韬奋先生的女公子邹嘉骊老师。外间屋里，两个台球案子大小的长桌，首尾相连摆在一起，从近门处一直排到南窗下。长桌东侧靠门口一端，坐了一位三十来岁，手脚麻利的年轻女同志。她是编辑室的秘书，负责一些比较繁杂的编务工作。坐在她左边的是钱迅坚老师，一位四十多岁，剪短发，举止干练的女编辑。实习期间，钱老师曾带我一起到上海近郊组稿。我到北京工作后，1976年重返上海出差，回文艺社看望老师们的时候，还是钱老师请我在社里吃的午饭。
我的座位在长桌的西侧，与秘书大姐相对。从我的位子往南向里数，紧挨着我的是姜金城老师。他是一位诗人，知道我喜欢写诗，就热情地签名送了我一本，他新出的诗集《海防线上的歌》。后来，还介绍我认识了在上海歌剧院做编剧的诗人，王宁宇老师。从姜老师再往里面的一位，是文艺部负责人江曾培老师。我离开上海不久，就听说江老师担任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辑。从江曾培老师再往里面，靠窗边位置坐着的一位，就是编辑部里最年长、资格也最老的李济生先生了。这就是我至今记得的，当时文艺部的全体人员了。
和先生们在一起时间久了，我才慢慢知道，李济生先生是巴金先生的胞弟。他不但是一位老编辑，也是一位作家和翻译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参加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他和出版社一起颠沛流离，共克时艰，由广西桂林到贵州独山，而后又到重庆。年轻时，他曾为成都《华西日报》、重庆《商务日报》等报纸副刊撰稿，并从事翻译工作。1949年后，他随同巴金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一起到了上海。1954年公私合营，文化生活出版社并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他从此成为该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的一名编辑。195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后，他又进入文艺社，还是做编辑。
然而，我和李济生先生真正的接触，却不是上班工作的时候，也不是在办公室里，而是在工余时间，在文艺社门外的绍兴路上。
为了保证实习生能够按时上下班，出版社安排我们住在了打浦桥450号的出版局招待所。每天下班后，我们只需从出版社所在的绍兴路往东走到瑞金路，再向南走一两站路就到了，很是方便。在文艺社实习的半年里，每天中饭后的午休时间，在同一张大办公桌前坐了一上午的先生们，都会一起到街上走一走，闲聊上一阵。这种紧张工作后的放松和难得的聚会，每一次，我都不会错过，总是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走在树影婆娑，幽静而美丽的绍兴路上，我总是一边轻松愉快地跟着前辈们来回踱步，一边满怀兴味地聆听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聊。在几位师长当中，数济老最年长，也数他最为活跃。济老身材高大而略显清瘦，举止从容，目光谦和。大家一起在绍兴路上散步的时候，他总是迈着轻捷的脚步，走在大家中间。他讲话声音洪亮，性格爽快而开朗，是一位很受大家尊敬和欢迎的长者。而今，当年大家一起散步时都聊了些什么，早已经淡忘了，唯有绍兴路上那洒落一地的斑驳树影，街路两旁古旧的弄堂与房舍，和济老那潇洒的身影、爽朗的笑声，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为做《新文学史料》杂志的编辑工作，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文学大家和他们的文稿。读前辈的书信文章的时候，尤其是在第四届文代会上，采访过巴老之后，便自然地又想起了巴金胞弟李济生先生。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贸然地给他老人家写了封信。由此，便开启了一段文学前辈与一个懵懂少年长达数年的书信往来。
济老来信中，现存最早的一封，是他收到我寄去的《露沙的路》之后，给我的回信：
洪治同志：
想不到你在人文现代文学编辑室，事隔二十年了，你还记得我。老实说我倒真想不起来，年纪大了记性不行了。不过要是见了面，说不定还能认得。你说经常一起午间在外散步，那时“四人帮”还没垮台，“文革”尚未结束，真是一场噩梦啊！
谢谢你的书。先只是在报纸上见到别人的介绍，在一篇短文中提及，后来有一退下来的老记者跟我讲，劝我不妨找来一读，也不告诉书的内容。因之渴思一读。不久前去奉化同行的冯英子老人也对我讲，更思一探究竟。
韦君宜同志曾见过两面，还是六十年代初叶。她来上海住出版社，甚当酷夏，看稿必须挥扇。其艰苦朴素，认真工作的精神，令人心服。也是出版社的领导，一二·九时代的大学生，再历“文革”，思前想后，早有所悟也。作品虽然仅写了延安时期的一段经历，由不待续也，可概其梗矣。
你是在编辑室吧？编有些什么书啊，一定成绩不错吧。匆复，即问
编安
李济生
（1995）十一、廿八
《露沙的路》是我社原总编辑、社长韦君宜，以自身革命经历为素材而创作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1994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在《后记》中写道：
这本书是早就想写，也早就可以写的。一直拖到病倒之后，才勉强执笔，把这点意思将就写出来。
写的时候，已经是脑溢血发作过，半身不遂，手脚都不方便了。只有脑子还有一部分管用，心想，人活着，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谁病到这样还写小说呢？但是我得写。一天写一点点，今天记住明天要写的内容，用了过去写两个长篇的劲，写了这十来万字。
意思见于书本身，不再烦絮。反正我写的是我确曾涉足过的生活，我决不愿把虚夸的东西交给读者。
我能坚持写出这本书，应当感谢王笠耘同志的鼓励。他说：“相信你能写。”他还仔细看了稿。还有许显卿同志也看了稿，由此可以看出朋友的鼓励对于一个衰残的人的作用。
韦君宜
1993.7.于北京
原来，《露沙的路》竟是在如此不寻常的状况下写成的，而这部书的作者也是一位不寻常的女性。因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部小说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以至在问世二十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同时还有一个《出版说明》：
199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露沙的路》。二十年后，我们重作修订，并增加作者1938年日记片段和作者的相关题材小说三篇，使读者了解“露沙”的来路与归处。谨以此增订本纪念《露沙的路》出版二十周年，纪念写作此书及《思痛录》的作者韦君宜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4年6月
韦君宜在该书《后记》中特意感谢的王笠耘、许显卿两位同志，都是人文社当代文学编辑部小说组的老编辑。正如作者所说，他们的鼓励与帮助，对《露沙的路》的写作与出版，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位女性革命者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这部书的写作与作者都不同寻常，所以，远在上海的济老，才会想要读到这部书。另外，正如济老信中所说，当年，韦君宜到上海“住出版社，甚当酷夏，看稿必须挥扇”，“其艰苦朴素，认真工作的精神”令他“心服”。大约这也是他想读《露沙的路》的一个原因吧。
在此后的几年里，我与济老不断有书信往来。有时，是我为编辑《新文学史料》杂志向他约稿；有时，是他托我代购某种热门书；也有时候，是我要给他邮寄某种稀有图书，或是他要给我邮寄一本值得珍藏的好书。譬如，1996年8月23日济老的来信，除了回应我的约稿事外，并随信寄赠我一本他和巴老女儿李小林共同编选的《巴金七十年文选》。信中说：“随函寄去《七十年文选》一册。巴老养病杭州，无法签名，正好他有图章在手边，为应出版社要求印上若干本作纪念本之用。”又如，在收到我寄赠的曹聚仁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之后，济老于1996年9月23日来信询问：“未知《我走过的道路》（茅公的），老舍的《生活与创作自述》，及《从文自传》三书，都能找到否？共若干款请示知。当汇奉代购如何？”1997年5月30日的来信说：“又得麻烦你一件事，三联书店出的一本兰（蓝）英年写的有关苏联的种种文章，书名叫《寻墓者说》。此间尚未见到。劳神请代购二册。多少钱示知，当即邮奉汇还。劳神了。至托。”济老博古通今，眼界宽广，编辑工作之外，又能持创作与翻译两支大笔。旺盛的求知欲和创作欲，促使他好学不倦，让我帮他代购图书，也是来信的一个重要内容。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最盼望和高兴的日子。1998年儿童节这天，收到济老来信，我也像孩子一样高兴了。
来信是托我代购一部《巴金译文全集》：“我又有一事相烦，你看能否在你们出版社代我买一购（部）。如果能够，请告知需款多少。当立即汇去。因急需用。巴老自己购的，都已送光。此间书店又从未见到，不知何故。想系印得少，书店到书就少了。上不了书架，或摆出来没两天，就光了。真是买书难啊！”《巴金译文全集》10卷，大32开，精装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由于印数不是很大，而读者的热情却很高，当年在北京要买一套，也颇为不易。济老在上海一时未能买到，也不足为怪。
济老一生以编辑出版工作为业，同时又是著名作家和翻译家。他和巴金一起工作、生活，接触过许多人，经历了许多事，是《新文学史料》最合适而难得的一位作者。我作为《新文学史料》杂志编辑与济老通信多年，不但工作上得到他的支持，在做人上也获益良多。虽然和济老朝夕相处的日子，只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实习的半年，但是，我和济老的通信，前后却有数年之久。至今，每当想起济老，眼前就会出现他那和蔼关爱的目光，耳畔仍会响起他那洪亮爽朗的笑声。我想，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济老一定也会偶尔想起我的吧。如此说来，我和济老在一起的日子，又何止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