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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罗斯的诗学（поэтика）来源于古希腊，19世纪中后期开始转型，进入科学化或现代化的历程，20世纪30年代初期成为文艺学（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学科体系中特色最鲜明的领域，并进一步得到拓展与深化，出现了广义和狭义诗学的分野，前者等同于文学理论，后者则是文学理论的一个部门。俄语的文学理论有两种表达法，常用的“文学理论”（“理论”+后置定语“文学”）对应于英语的“theory of literature”，不常用的“文学的理论”（形容词“文学的”+“理论”）对应于英语的“literary theory”。前者是对文学的理论探讨，归属于文艺学；后者形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学界，却超越了文学科学的畛域，是对以文学性为核心特征的文学研究的反动，定语“文学的”因此丧失了为文学建构理论的原始旨趣，可直接用“理论”替代“文学的理论”。“理论”虽发端于文学理论，但自成思潮，后来转型为“文化理论”。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把“文学理论”（théorie de la littérature）与“文论”（théorie littéraire）区别开来，认为前者研究“隐藏于具体作品之后的一般或普遍范畴，比如说体裁、形式、语式、修辞格等文学常态”，后者包含对前者的批评，即对文学理论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我们批判文学常识并把握形式主义”，当代俄罗斯学者将后一类研究称为“元文艺学”（мета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不过，本文作者按照中文习惯只把文论视为是文学理论的简称。

在1983年初版的《文学理论导论》中，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把1917年确定为文学理论现代转型的开端，因为就在这一年，二十三岁的什克洛夫斯基（В.Б. Шкловский）在《诗语理论文集》上发表了《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英国学者的这一看法被广泛采信，成为西方学术界评价俄苏的“关于文学的科学”即文艺学的共识。现代文学理论真的肇始于俄国形式主义吗？本文作者认为，时间应该提前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而现代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科学”追求学科独立地位的产物，首功当属深受德国艺术学运动影响而参与“科学的文学史”“科学的诗学”“科学的文学理论”“科学的文艺学”之争鸣的全体俄罗斯学者。

在19世纪晚期的俄国，文学研究的科学化以对文学史、诗学、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四个概念的讨论为标志。文学史与诗学是两个旧概念，却被赋予了科学性的新义。哈尔科夫学派领袖波捷布尼亚（A.A. Потебня）积极开拓理论诗学（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其1862年的《思维与语言》一书“预示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语文学的整体发展方向”，“在关于词的‘内部形式’理念中，首次提出了关于文学文本特殊性、关于其存在一定整体结构的观点，从而也促成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文论的出现”。1870年，维谢洛夫斯基（А.Н. Веселовский）在“总体文学史课程”导论中首次指出不科学的文学史，阐述心目中科学的文学史，由此革新传统诗学，创建了历史诗学（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根据他的理论，“文论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社会发展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一定文学美学形式所遵循的规律”，因此“‘历史诗学’决定了整个20世纪俄罗斯语文学流派的整体方向”，也“让文论成为拥有自己的材料、方法、问题的独立学科”。可以说，上述两位学者的科学化探索拉开了为文学研究确立独立学科地位的帷幕，影响深远。

普洛特尼科夫（В.В. Плотников）于1888年出版小册子《科学的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认为传统的文学理论，即统治欧洲上千年的规范诗学，其目标是模糊不清的，既想对一般的文学现象做出阐释，又想教导人们如何语言正确、优雅地表达精神生活，然而，“科学的理论不可能是实践性学科”，科学的文学理论应该“揭示文学起源和发展的普遍事实和规律”，完成两个任务：阐释文学作品的产生及其特性；解析文学发展过程中各种现象的秩序及其共存的统一性。值得称道的是，这篇长文试图借助自然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等）最新成就，为文学研究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以区别于传统的诗学与文学史。只是这一宏图看似振奋人心，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作者抛弃了古希腊诗学传统，全身心投入丹纳（H.A. Taine）有关“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的艺术哲学的怀抱。但是，为了与俄罗斯传统的语言艺术理论（теория словесности）相区分，普洛特尼科夫率先提出文学理论这个新概念，因此，该文在俄罗斯文论史仍然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佐尔庚弗雷伊（Г. Зоргенфрей）在1895年的文章《论文艺学及其任务》中从德国引进文艺学概念（Literaturwissenschaft），由此引发了如何命名新学科的争鸣。形式主义者喜用诗学范畴。日尔蒙斯基（В.М. Жирмунский）在《诗学的任务》（1919）中说，“近些年来关于文学的科学正在诗学的旗帜下发展”，此话道出了一个事实：19世纪晚期，俄国开启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征程，及至20世纪初期，诗学科学化形成大潮，不同倾向的学者均参与其中，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格局。马克思主义者偏爱文艺学范畴，被斥责为“庸俗社会学派”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出版了以文艺学命名的许多专著和丛书。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员雅尔霍（В.И. Ярхо）1925年发表论文《科学的文艺学的边界》，30年代撰写专著《精确的文艺学方法论》。形式主义学派外围成员托马舍夫斯基（Б.В. Томашевский）为1925年的教材取名《文学理论（诗学）》”。“列夫”成员阿尔瓦托夫（Б.Н. Арватов）出版专著《社会学诗学》（1928），试图把诗学与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

命名之争也是方法论之争，其中还隐含意识形态之争。这场争鸣在20世纪30年代初以文艺学获胜告终。此时诗学、文学史和文学理论都把自己的权责“让渡”给了它。文艺学在苏联的确立，既离不开文学研究追求独立学科地位的内在需求，也与外部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紧密相连。文学研究的现代学科意识吸纳自然科学的成就，其突出特征之一是外部廓定疆界与内部划分领地，并打造适配的范式，这对后来的诗学研究产生了正反两面的作用。在积极的意义上说，文学研究各流派因此均得到了深入探究；在消极的意义上说，“分而治之”的思维方式消解了“融而合之”的倾向，导致至今仍无一部“俄罗斯诗学史”。从学术史角度看，俄罗斯诗学遗产可供开采的思想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它在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很值得深入探究。

二

作为中文译名的诗学，俄文为поэтика，英文对应词是poetics，希腊文、拉丁文、欧洲其他文字大都也有类似的表达法，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译成拉丁文Aristotelous peri Poietikes。在这部著作中有一段关于“诗人”的话非常重要，透露出诗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很少有人注意到并加以分析：

人们通常把“诗人”一词附在格律名称之后，从而称作者为对句格诗人或史诗诗人——称其为诗人，不是因为他们是否用作品进行摹仿，而是根据一个笼统的标志，即他们都使用了格律文。即使有人用格律文写医学或自然科学论著，人们仍然习惯于称其为诗人。然而，除了格律以外，荷马和恩培多克勒的作品并无其它相似之处。因此，称前者为诗人是合适的，至于后者，与其称他为诗人，倒不如称他为自然科学家。

这里有三层显在的意思：一、写“诗”的“诗人”是一个历史性范畴，现在的意思和原初的意思不同；二、“诗”是用格律文（韵文）写的作品，包括科学论著；三、“诗”用语言摹仿现实，具有特殊性，由此亚里士多德把诗人与科学家区分开来，以“诗”特指抒情诗、史诗和戏剧，即现在的文学。陈中梅先生在注释中指出，诗（poiesis）原指制作，是对poietike（诗学）的实施，原意当为制作艺术，派生自动词poiein（制作），实施这个动作的人叫poietes，即现在的诗人，一首诗是poiema，所以“称‘写诗’或‘作诗’，古希腊人不用graphein（‘写’‘书写’），而用poiein”。接着他又解释了把“关于诗的艺术”翻译成诗学的原因：其一为了有别于贺拉斯的《诗艺》，其二为了和传统译法保持一致。不难发现，从词源上看，诗学就是制作任何东西的技艺，在古希腊，诗代表一切用韵文写成的文字，是亚里士多德首次加以限定，仅用来指代和探讨史诗、抒情诗与戏剧三大文类，而这三大文类实际上囊括了古希腊的整个文学。后来它们被冠以“纯文学”之名，黑格尔将戏剧改名为“戏剧体诗”，就是为了与非纯文学的小说区别开来：

关于诗艺本身和诗的类型，每种类型的潜力，应如何组织情节才能写出优秀的诗作，诗的组成部分的数量和性质，这些，以及属于同一范畴的其它问题，都是我们要在此探讨的。

诗学是对作诗艺术进行理论性描述的学问，其中包含描述优秀诗作的理想样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诗艺》中凸显了“优秀诗作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一方面，因此被视为规范诗学的开端。在拉丁语诗歌兴盛的中世纪，诗学作为创作规范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17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家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把贺拉斯的“得体”“符合体式”发展到以理性为至高原则，并为各类文体量身定制不得逾越的规范。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家表现出追求自由、打破规范的叛逆精神，诗学范畴才开始突破规范的藩篱，实现了第一次更新，如诺瓦利斯（Novalis）“强调诗人的自由与形式的自由”。然而，诗学的对象为“诗”的传统一直保留到了20世纪，原因是：

诗学（Poetik）这个名称虽然早已不再意味着一种指导不熟练者学会写符合规则的诗歌（Gedicht）、长篇叙事诗（Epos）和戏剧（Drama）的实用教程，但是以诗学的名义出版的近代著作毕竟在这一点上是跟古代著作相同的，即它们都认为，抒情式、叙事式和戏剧式的本质是在诗歌、长篇叙事诗和戏剧的特定范本里完善地变为现实的。这种考察方式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遗产。

20世纪中后期，英语的诗学范畴发生显著变化。“诗学乃是一种客观与系统的甚或‘科学的’文学研究——二战以来，这个概念被理论家与批评家普遍接受并广泛运用，这主要归功于新批评的‘语义’诗学的影响，不过最近法国结构主义诗学也发展出类似的思想，结构主义和语义诗学虽然思想来源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那就是客观性公理。”这篇发表于1976年的论文，虽然名为《什么是诗学？》，且不少观点表面上有理有据，但实际上表现出对苏联诗学研究采取“屏蔽”的姿态。在《劳特里奇文学术语词典》里，编者对“诗学”（poetics）词条做出了如下解释：

在现代用法中，诗学不是只研究诗歌或诗歌技巧，而是文学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literature）。从俄罗斯形式主义者、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者再到后结构主义者，一直有一种呼吁，即建立一种文学科学，这种科学不应该致力于对特定文学文本的零碎批评或阐释，而是要确定使文学成为可能的一般属性。

这个词条释义很详细，占了整整两页篇幅。比较而言，其他的文学专业词典里对poetics的解释就简单得多，如：

传统来说，这个术语指诗歌理论（the theory of poetry），特别强调布局与结构的原理，这个最知名、最具影响力的说法最早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提出。从那时起，许多诗人、批评家和作家都对这个话题进行了阐述，他们的论说往往标志一种特定的文学运动或哲学思潮。诗学史上著名的例子包括贺拉斯的《诗艺》、朗吉弩斯的《论崇高》、锡德尼的《为诗歌辩护》、蒲柏的《论批评》、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1801—1802）。这一术语扩张到了当代理论中，包括把阐释学美学应用于各种文化实践、政治话语和社会现象中，如彼得·斯塔列布拉斯的《跨界的政治学与诗学》（1986）和莫里斯·迈耶的《校园的政治学与诗学》（1993）。

整个词条就这么一小段。令人颇感惊讶的是，从19世纪初直接跳到20世纪80年代，中间是空白。可以想象一下，poetics从规范诗学、作诗法、诗歌理论一下子发展为一种现代理论，如阐释学、接受美学以及有关文化实践、政治话语和社会现象的理论，编者无视其间经历了何种发展演变。实际上，从狭义的诗歌理论拓展为广义的文学理论，英语诗学的这种转型与英语国家之外兴起的诗学现代化思潮不无关系。

三

梳理诗学范畴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能够让我们看到俄罗斯学界对文学的理论性思考的特色。

托马舍夫斯基从研究的对象、任务与方法三个角度界定诗学，认为诗学就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即“语言艺术理论或文学理论”，他虽然没有说明诗学的研究目的，但很容易发现，他与其他形式主义者一样，试图寻找能够揭示文学本质特征的方法。他同样延续了黑格尔时代的做法，把文学区分为“纯文学（诗歌）”与“非纯文学（散文/小说）”，认为研究前者的是诗学，研究后者的是雄辩术，两者合在一起，“形成总的文学理论”。在这里，诗学被一分为三：研究文学手法起源的历史诗学，研究这些手法之功能的普通诗学，制定创作规则的规范诗学。简而言之，托马舍夫斯基的研究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诗学的科学化通过把诗学分解为不同的研究方向来实现，传统的规范诗学作为一种方向被保留了下来；二、作为诗学研究对象的文学，“纯文学”即诗，这与传统相一致。

在古希腊，抒情诗、史诗与戏剧，都用格律文书写，因此文学被称为“诗”适得其所。然而，文学很快扩张到非格律文，从此出现了诗体文与散文体文（поэзия и проза）的分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随着“欧洲小说”的迅速崛起，诗歌逐渐被挤出文学中心的位置，小说创作规律成了无法回避的论题。尽管如此，诗歌长期独霸文坛、诗学长期独霸文论界的惯性使然，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绝大多数研究者也同样遵循研究文学实则研究纯文学即诗的传统。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三章》，探讨文学起源及其创作手法的流变，使用的材料全部是诗歌，尤其“原始的与民间的”诗歌，即“没有特定作者与固定文本、没有‘身份证’而处于时间与空间之外的文学现象”，被形式主义者所诟病。波捷布尼亚的用例也全是诗，因为诗歌“更接近纯语言现象”，“能直接用各种语言形式来塑造形象”。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学术界普遍认为，诗学不为诗歌制定规范，但其对象是诗。《波罗高兹与叶夫隆百科词典》第24卷A册（1898）把诗学定义为“诗歌理论，研究诗歌活动及其起源、形式和意义的科学”。1925年的《文学百科全书·文学术语词典》也把诗学定义为“诗歌理论，关于诗歌创作的科学，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要揭示诗歌创作的起源、规律、形式和意义”，不过明确了诗学是描写性的，而非规范性的，“在新时期……诗学正在变成科学的诗学”，“它不探讨应该如何，而探讨本质怎样”。辞书编者对诗学在俄国的科学化进程论述得相当清晰，认为波捷布尼亚和维谢洛夫斯基为建构科学的诗学做出了较为重大的贡献，并向读者推荐彼得格勒出版的文集《诗学》（1919）。关于同时代人的介绍，一股“时代新风”扑面而来。新，说明尚无定论，评述甚至吝于夸赞形式主义者，连“诗语研究会”的名字都不曾提及。

在1935年的《文学百科全书》第9卷里，诗学不再被认定为关于诗歌的理论。一方面，诗学的核心对象仍是诗歌；另一方面，诗学又触及整个文学，而且对具体作家创作特色的研究也被纳入其中。书中“诗学是文学理论的分支”这个说法与雄辩术和诗学共同构成文学理论中的诗学如出一辙，被后人所继承。但是这里隐藏了一个重大问题：小说是否与诗歌一样具有艺术性。黑格尔、卢卡契以及很多俄国学者对小说进行理论考察，大都以诗的艺术性为标准，说它如同实用语言，是不入流的混合物。巴赫金（М.М. Бахтин）反其道而行之，在20世纪30年代论证了小说的独特艺术性。同样是在30年代，弗莱登伯格（О.М. Фрейденберг）在自己的专著中用专节强调了改造传统诗学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现在最迫切、而且必须去做的，就是改造僵死的‘诗学’而使其活跃于文艺学研究……诗学乃是关于作为社会意识现象的文学现象之规律的科学……重要的是要表明，诗学也是文学的理论及其具体的历史。”由此，新的诗学概念，即诗学是关于整个文学的理论，而不仅仅是诗歌理论的观念，开始被推广开来。30年代的俄罗斯诗学发展还说明了两个事实：其一，学界重返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观，诗学的对象再次囊括全部文学；其二，以马克思哲学为基础、却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诗学的新方向正在形成。

20世纪60年代，诗学范畴的上述演变结出了果实。成果之一是巴赫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它1929年初版时题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63年修订再版时更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该著核心论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巴赫金把书名里的“创作”改成“诗学”，也是在以特殊的方式回应30年前提出的问题，亦即小说同样具有艺术性而应该成为诗学之对象。巴赫金的专著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俄罗斯诗学的后续发展，如洛特曼（Ю.М. Лотман）开拓结构符号诗学、利哈乔夫（Д.С. Лихачев）开辟“实践诗学”、梅列金斯基（Е.М. Мелетинский）建构神话诗学等。阿韦林采夫（С.С. Аверинцев）称赞利哈乔夫诗学方法的创新意义，为后者开创了一种新的学术文体，开辟了一种不同于理论诗学与历史诗学的新领域，这种研究旨在揭示具体作家、流派、时代文学的艺术特质，而得出的结果又能进入理论诗学的范畴，比如“浪漫主义诗学”“果戈理诗学”“现代主义小说诗学”等。利哈乔夫认为，就发生学而言，先有艺术创作，后有对它的理论思考，但是，在“诗学”诞生之前，任何作品都内蕴自己的“诗学”，就如同任何语言在语言学出现之前各有各的语法一样。利哈乔夫的诗学研究被阿韦林采夫称为“实践诗学”，它很快被推广开来，还获得了“具体诗学”的别名。

成果之二是9卷本《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5卷（1968）所收录的“诗学”词条：“诗学（希腊语ποιητική，即诗艺），关于文学作品的建构及其所用之审美手段体系的科学。由普通诗学（общая поэтика）、描写诗学（описательная поэтика）和历史诗学组成。”此版百科全书以很大篇幅介绍了这三种诗学。广义诗学与狭义诗学也正式区分开来，前者指文学理论，后者指诗歌理论，是对前者的一种补充说明。

苏联1987年版《文学百科词典》对诗学的一般性意义做出了更加明晰的界定：

诗学（希腊语poietiketechne，指创作艺术），是关于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段体系的科学，是文艺学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广义的诗学和文学理论相吻合，狭义的诗学与理论诗学的一个领域相吻合。作为文学理论的领域，诗学研究文学类型与体裁、流派与思潮、风格与方法的特殊性，研究艺术整体的内部联系及其不同层面的相关性规律。哪一个方面（及其概念内涵）被推到研究的中心，就会出现哪一种诗学研究，譬如浪漫主义诗学、长篇小说诗学、某个作家或一个流派整个创作的诗学。由于文学中一切表现手段最终都归结为语言，诗学也可以被界定成有关语言手段之艺术性使用的科学。作品的语言文本是其内容之存在的唯一的物质形式，读者与研究者的意识根据这种文本复现作品的内容，或者努力再现它在其时代文化中的地位（“在莎士比亚眼中哈姆雷特是什么？”），或者将其置于变动不居的各个时代的文化中（“哈姆雷特在我们眼中意味着什么？”）；不过，无论是哪一种途径，归根结底都依靠诗学所研究的语言文本。由此可见诗学在文艺学体系中的重要性。

显然，此定义更为严谨地区分了广义和狭义诗学。以前的狭义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一个分支”，主要负责研究诗歌类纯文学，而现在，它被看作文学理论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是关于整个文学的，不分诗歌与非诗歌。

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学者编纂了新版文艺学专业词典《文学术语与概念百科全书》，全文收录了1987年版《文学百科词典》的“诗学”词条，只字未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俄罗斯学界，诗学范畴得到廓清，它已成为一门归属于文艺学的成熟学科。当代俄罗斯诗学在理论诗学、历史诗学与实践诗学的框架中继续发展，既有对理论诗学与历史诗学创始人著作的新编与重版，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文学诗学》《俄罗斯文学诗学：语文学概观》，还有对新的文学材料与理论资源的考察，如《文本布局诗学》、《当代语言学诗学》，特别是“有机诗学”（орган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领域的最新成果，如《新“有机”诗学：佩列维列泽夫、弗里切与萨库林的文学理论》、《语文散思（诗学问题）》、《诗学与文化》等影响重大。此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对当代西方叙事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推出了一些侧重文学叙事的诗学成果，如《当代俄罗斯小说诗学：体裁转换与叙述策略》、《叙事实践的诗学与语用学》等。

四

俄罗斯诗学致力于探究文学特殊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倾向或流派，合力推动了西方传统诗学的现代化进程。

为什么西方古典诗学在俄罗斯首开现代化进程的先河？这是至今鲜有人问津的话题。本文作者初步找到了三个原因。首先是欧洲科学化浪潮的大环境使然。文艺研究的科学化最早出现在德国，但花开两枝，文学这一枝飘香墙外，在俄国得到了蓬勃发展。其次，18世纪以来，俄国开始形成“文学中心主义”的土壤，俄罗斯人对文学抱有特殊情感，文学在思想生活、政治生活、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地位促使俄罗斯人率先开启了追求文学研究独立学科地位的序幕。其三，白银时代文艺与学术的繁荣为文学研究成为现代学科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条件。如果说俄罗斯诗学在现代转型之初追求“科学性”，那么，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俄罗斯诗学则转为追求以“科学性”为基础的“另类科学性”（инонаучность），并最终形成了历史诗学、理论诗学和实践诗学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三种诗学及其内部的诸多流派在主旨上是相通的，如都探究文学特殊性的问题，都讨论文学与语言的关系问题，都探讨文学审美活动中艺术印象诸因素的问题。

20世纪中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诗学的范畴在西方学术界不断拓展，作为“制作技艺”的诗学已变成“理论”的代名词，电影诗学、建筑诗学、声音诗学、政治诗学、人类学诗学、认知诗学等相继出现。里希特尔（Sandra Richter）的《一种诗学史：国际语境中的德国学术美学与诗学（1770—1960）》列出了十几种诗学，如先验诗学（Transcendental Poetics）、前经验与经验诗学（Pre-Empirical and Empirical Poetics）、认识论诗学（Epistemological Poetics）、后唯心主义诗学（Post-Idealist Poetics）、逻各斯神学诗学（Logostheological Poetics）、作为生命科学的诗学（Poetics as Life Science）、过程论诗学（Processual Poetics）、进化论诗学（Evolutionary Poetics）等，具有文学理论属性的诗学只是其中之一，被称为文学诗学（Literary Poetics）。用“泛滥”一词来形容西方诗学现状并不为过，但“泛滥”的表象背后隐藏着西方学者对文学科学自我封闭、画地为牢的不满，隐藏着对跨学科学术研究的呼吁。

如何培养跨学科研究的自觉意识，答案见仁见智。“解冻时期”以来，巴赫金、维诺格拉多夫（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洛特曼、乌斯宾斯基（Б. А. Успенский）、利哈乔夫、阿韦林采夫、梅列金斯基等学者继续为诗学“开疆拓土”，使之既发扬古希腊传统，又紧跟时代潮流。1970年，巴赫金为“年轻的文艺学”所开的“药方”就是跨文化对话，它至少包含三个维度：跨历史，跨学科，跨民族。就诗学而言，这种跨文化对话并非要消解其赖以立足的文艺理论属性，而是要促进其展开古今对话、内外对话与学科间对话，从而为彻底揭开文艺创作规律的神秘面纱而不断做出努力。至此可以概括出俄罗斯诗学的三个特色：一，诗学科学化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这门学科变得越来越严谨；二，和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美学、文化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跨界研究倾向越来越明显，展现出紧跟时代潮流的活力；三，既坚守研究对象为文学的传统，又凸显迭代发展的前沿性。

正当诗学在“理论”的庇护下如脱缰野马疾驰在无边疆场之时，俄罗斯学者却在谨慎地收缩其范畴，将之牢牢固定在文艺领域，为其确立更加科学的定义。立足传统，却在跨文化对话中开拓进取，不为外部各种“杂音”所迷惑，俄罗斯诗学的这种守正与创新融为一体的做法，这种稳中求进的发展姿态，可供当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复兴之路所借鉴。

原文载2023年第5期“文艺理论研究”专栏